津浦铁路是清政府向英德两国借款兴修的，总投资980万英镑，约合白银6000余万两，聘请英、德两国工程师为技术指导，于1911年全线通车。这是当时中国与京汉铁路并行，且同等重要的一条南北交通大动脉。张勋以20%的大股东身份，为他的侄子谋得了这个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意义的特大型企业的总办职位。然而，这位少爷却不仅比张勋还更不懂得经济，而且为人宽厚仁和，性情清高、淡泊，大有一派不求功利、飘然若仙的高士风度。他来到津浦铁路总办位上，除了用英语、德语轮流给几位英、德工程师传授中国茶道之外，竟然百事不理。下面那些业务经理人员便趁机勾结另外一些精明的股东，在他面前弄虚作假，弄得他这个最大的股东几乎年年无利可得。而这位大总办竟只是哈哈一笑了之，并不深究其故。由于他的这派仁厚风度，他兼任经理的九江久兴纱厂开业后，也连连告亏，经营5年后，终至资不抵债，被别的厂家兼并而去。最后，这位在张勋死前即已落职的大“企业家”终于在1949年中国解放前夕饿死于奉新老家。而饿死前，他还拥有一幢2000余平方米的高宅大院。他就死在这所归他所有的大院里。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卖了房子换饭吃，他说：“祖宗家业，岂敢擅卖？”他完全是手里端着金饭碗饿死的。
张勋任用这样的角色去当“经济管理干部”，自然无法指望他所投资兴办的企业给他带来什么巨额利润。由于同样的原因，他的另两位贤侄坐镇的山东汶口煤矿和济南面粉公司等工矿企业，都相继亏损；北京的两家银行也经营惨淡。倒是沈阳、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商店，由于选派的二当家经营较得法，每年上交利润还颇为可观。如他投资的天津医药商行，几乎垄断了整个天津医药业。而这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商业投资，却完全是靠他的当提篮小卖出身的“诰命一品夫人”曹琴在天津坐镇指挥的。这恰恰说明张勋的经济头脑，还远不如他的那位久已失宠的黄脸婆。
慢慢地，张勋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全部经济学知识，不过是懂得有钱就可以兴办经济实体更多的赚钱而已。而等到他所投资的多数经济实体最终一个个亏损、倒闭之际，他才懂得了投资办企业既能赚钱也可能亏本。不过，等他完全明白后边这半截的道理的时候，他已经有将近2000万元的投资无法收回。好在那些钱不是他自己的血汗换来的，取之容易，失之也就不至于多么痛心了。可惜的是他老了。这2000万元的“学费”却并未买到一张经济学毕业文凭，写在历史上的张勋，仍然是一个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武人。而且，时间过久了，连他曾经大胆办过的一系列经济实体这回事，都已被埋没得无人知晓。
如果张勋地下有知，他肯定为历史学家这种疏忽或观念上的偏颇感到遗憾。因为多数的近代史学家，无疑都会认为像张勋这样一名醉心于维护封建旧秩序的鲁莽武夫，他怎么可能有兴趣去光顾一番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然而，尽管张勋确实至死也并未真懂经济，但他想以官僚身份兼当资本家的念头却确曾有过。否则，他为什么要把那么多的资金连同他的三位爱侄一齐投入到市场上去？特别是他的三位爱侄，他本来完全可以让他们去当官，可他却偏偏把他们赶进了经济角斗场，致使他们一个个摔得鼻青脸肿。可见，人之复杂，历史书上是远不可能把他描绘尽致的。
忠清不拥袁皇帝，图复清颠倒主张
就在张勋于徐州金屋储娇，极尽老来之风流，鼓捣经济，做尽富甲天下之美梦，安安稳稳乐享太平福的时候，北洋魁首袁世凯也在北京做开了他的皇帝梦。
袁世凯想当皇帝，不能不取得各地方军阀的同意。而地方军阀多系他的亲信或被他收买者。于是，他在经过一系列的铺垫准备之后，于1915年8月开始授意各省将军给他发拥戴电。第一个响应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他的电报发于8月25日，其中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这种强奸民意的滥调，是袁世凯最喜欢用最乐意听的。汤芗铭可谓尽解袁氏之心矣。
第二个响应的却出人意料，是东北的张作霖。张作霖这时还仅是一名中将师长，本来轮不到他来多嘴多舌。但这位红胡子出身的莽大爷因日前赴北京觐见大总统时，受到了袁世凯的特别笼络，因而感恩戴德，极欲表现一番忠诚，加上他想趁此机会拉紧与袁世凯的关系，以图袁把东三省地盘恩赐给他作为酬劳。他在电报中说：“东三省人民渴望甚殷。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语中已清楚地透露出他俨然以东三省人民的代表自居的勃勃野心。
第三个劝进的是将军衔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最后，也是表现最积极的，是袁世凯的干儿子奉天将军段芝贵。他不仅自己要劝进，而且一口气联络了整整20个省区的军事长官，共同致电总统，“敬请速正大位”。在这份劝进电中署名的是：广东广武上将军龙济光、湖北代理彰武上将军王占元、陕西咸武将军陆建章、河南德武将军赵倜、山西同武将军阎锡山、云南开武将军唐继尧、浙江兴武将军朱瑞、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再次劝进）、江西昌武将军李纯、安徽安武将军倪嗣冲、山东泰武将军靳云鹏、四川成武将军陈宦、吉林镇安左将军孟恩远、黑龙江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将军衔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以及奉天镇安上将军段芝贵本人。
这份电报的署名人，已经囊括了除西藏、广西、江苏之外的当时所有各省的军事长官。可以说已经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最普遍的意愿”。但美中不足的是，还有那么几个省区没有列名。而西藏、广西不列名不要紧，最关紧要的是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张勋和江苏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竟然也未列名。这问题可就非比寻常了。
因为张勋和冯国璋早在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时，就在兖州、直隶之间有过倒袁密谋，后经袁世凯及时侦破并予以平息。但袁一直对于这两位大爷不放心，千方百计挑起两人之间的矛盾，以使其互相制约。对此，无论是张勋还是冯国璋，心里都是敞亮的。据说有一次张勋到南京冯国璋府上喝酒。三杯两盅下肚，脸热耳红之际，张勋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电报来，递给冯国璋说：“大脑壳给我来了一封密电，叫我看着点你冯老弟呢！”冯国璋只瞟了一眼，便把电报推给张勋说：“嘿嘿，大哥如有兴趣，我也有一样东西想给你欣赏欣赏呢！”于是，他离席一会儿就取来一件东西，张勋接过一看，竟是一份袁世凯发出的和他手里那份内容一模一样的电报，只不过把他和冯国璋的名字掉换了一下位置罢了。于是，两人相视一笑，从此，两人处处注意避免冲突，致使袁世凯的挑拨把戏始终未能发生什么效果。因此，这一回，袁世凯估计，这两个盘踞长江下游的家伙双双不肯列名效忠，准是又有什么密谋勾结。
其实这回张勋和冯国璋倒真是并无什么密谋勾结。事实上，他们在对于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态度是一致的，实质上却是各有各的一套思路。冯国璋反对袁世凯当皇帝，是因为他已预料袁的帝制运动必然失败。而袁失败之日，则是他本人趁机崛起继任大总统之时。因此，他决心保持“清白”，冷眼静待袁王朝的倾覆和自身机遇的到来。而张勋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则是因为他要拥戴清朝的旧皇帝。
按照张勋的观点，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已属大逆不道。但那时，由于袁世凯还搞了个《清室优待条件》，继续保持了清室小朝廷的存在和礼遇，可以看成是为异日之恢复留下了根基。因而，张勋总算还能勉强接受。而现在，袁世凯竟然把清朝社稷整个儿摧毁，自己爬上了金銮宝殿去称孤道寡，这就更是彻头彻尾的篡逆行径了。恢复清朝江山，是张勋政治生活中的惟一目标和最高追求，是他精神世界里的“活的灵魂”。袁世凯要当皇帝，就是在政治上要了他的命。自然，这是他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但是，袁世凯毕竟于他私恩颇厚，而且目前毕竟还是一位统驭海内的大奸大雄，说不定他什么时候真要铁下心来拿捏你，你还不好对付。因此，张勋尽管在内心里十分反对袁世凯当皇帝，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敢轻举妄动，惟一的办法只有沉默。他于1915年8月正式获悉杨度、孙毓筠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为废除共和恢复帝制大造舆论，袁世凯称帝活动自此完全公开化。到9月初，段芝贵派人送到拥戴袁世凯登基的电报稿，请他签名。他以“不了解大总统本人意见如何”为由，把段的使者空手打发了回去。但是，他这种装聋扮哑的把戏并不能骗倒任何人。不仅袁世凯心里明白他的沉默意味着什么，而且连外国舆论也时常报道他主张清朝复辟，反对袁世凯改朝换代。报道得最多的是日本报纸。他们甚至谣传张勋在1914年10月进京向袁世凯述职时，就曾趁机入宫向小皇帝溥仪保证“迟早要杀了袁世凯，拥护圣上重驭海内”。
张勋的沉默已使得袁世凯大为不安，加上外国新闻界一渲染，更不能不使他对这位辫子将军格外警惕。但他又不想激化矛盾。想来想去，还是只有设法迫使他作个拥护帝制的表态，以维护北洋集团的表面统一。于是，他派皇室人员荫昌拿着那些登载着张勋反袁消息的外国报纸赶到徐州，对张勋说：“现在全国上下拥护袁大总统登极的运动正搞得轰轰烈烈，惟独你老哥默不作声，莫非这些外国报纸上写的都是真的？”
张勋一听便知道这是袁世凯对他争取和威胁并用的手法。荫昌是皇族，袁世凯特意派他来找张勋就是要表明现在连皇族成员都赞成改朝换代了，你张勋还坚持什么？这是对他的开导和争取，同时由荫昌严肃地指出他在外国人宣传他反袁的问题上保持沉默，就有被袁世凯理解为他向世界舆论默认自己真的反袁的危险。而袁世凯现在并非完全没有能力断然对他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因此，如果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默不作声，那就有点儿太不给袁世凯面子了，那么，袁世凯将进一步对他采取什么处置措施，也就真的难说了。于是，他对荫昌说：“外间谣言岂可信它？请转告大总统，我张勋绝非忘恩负义之人。”随后，他便不得不公开发表了一篇“辟谣”电，其中说：“仆随侍我大总统二十余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仰，委命输诚。”
这份电报虽然高度强调了他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的感戴，算是对外国人报道他要杀袁世凯的谣言的一个回击。但它对袁世凯称帝问题却故意回避，不置一言。他避重就轻地回报了袁世凯一个礼貌的微笑，而在原则问题上却仍然坚持寸步未让。他以为这样打个马虎眼就可以混过去。但袁世凯却不肯轻易放过他。未过半个月，田中玉又奉命来劝他明确表态。田中玉曾于两年前在袁世凯面前告过张勋谋反的黑状，历来被张勋视为小人之辈，他见到田中玉就嗤之以鼻。在一般情况下，田中玉也不敢来见他，但这回负有“钦命”，他不得不勉强来当一回说客。他厚着脸皮在张勋面前“大哥”长、“大哥”短地嘻笑讨好，总算缠得张勋跟他搭上了几句话，然后匆匆北返交差了事。
田中玉虽然人微言轻，但他转达的却是袁世凯的意思，张勋也不能完全无动于衷。因而，田中玉一走，他又不得不发表一篇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这份通电虽然表明他历来赞成恢复帝制，但并未表明他到底是赞成袁世凯的新朝开基，还是宣统的旧朝复辟，而且字里行间隐含着他对袁世凯当初逼退清帝赞成共和，而现在又想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的做法的不满。因而，这个通电在关键问题上仍是在打马虎眼。
对于这态度暧昧的通电，袁世凯自然不能满意。为尽快求得军界意见的统一，以早日圆上那个中华洪宪皇帝梦，他不得不又叫他的办公厅主任（总统府秘书监）阮忠枢亲赴徐州，去扭转张勋的态度。张勋对谁都有办法打发，惟独对阮忠枢这位糯米粑粑一样的好好先生，他推又推不开，躲又躲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来跟他周旋。
“妈那个巴子，你老哥在新华宫里享福享腻了还是怎么的？老是千里迢迢往返京淮之间，这是何苦？”
“大哥你不肯给小弟一点面子，小弟怎能在新华宫里呆得下去呢？看来，这一回就只好请你收在幕下当个文案师爷了。”
“嘿嘿，斗瞻你他妈的可真会缠人。好吧，你说，你要我怎么办？”
“你可是个聪明人啦，怎么还问我要你怎么办？君不见方今各省，十有九个拥袁称帝？袁已得了军心之十九，纵然你张大哥不表态，他那皇帝还不是照当不误吗？一旦他真的登上了帝位，你大哥难道还能不跟着别人一道俯首称臣吗？与其异日终究还得俯首称臣，何如干脆早日扶他一把呢？”
阮忠枢总算不愧为一名真正的说客。经他这么一指点，张勋倒真是无言以对了。不错，在这种情势之下，要想不向袁世凯称臣，除非带兵造反或饮弹自毙。但是，造反，显然实力不足；而自杀，又将使扶清帝复辟的一腔夙志付诸东流，这可是他最不愿走的一步绝棋。那么，舍此而外，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只有一句老话解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于是，他决定向袁世凯作出部分让步。他向阮忠枢提出两条：第一，他只向袁世凯个人发表态电，而不向报界公开发表拥袁称帝的通电，以显示一定的保留态度；第二，袁世凯必须保证不废除宣统的帝号和清室优待条件。
阮忠枢见张勋态度有所松动，也就不再跟他纠缠“枝节”问题，表示：“只要大哥能不反对大总统当皇帝，小弟便即刻回京交差。其余的话，大哥自己跟新皇帝说去，小弟不便传言。”
阮忠枢走后，张勋细细思量，觉得完全不公开给袁世凯表示一点拥戴态度，恐怕仍难过关。于是，他斟酌再三，还是向新闻界发了一篇通电。其中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汤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宵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者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明眼人不难看出，张勋的这份长电，洋洋数百言，其中表示不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话，统共就只一句，而且还说得拖泥带水，含含糊糊，挺不爽快，挺不利索，而表示要保护清皇室利益的话，却不惜笔墨写了有一箩筐。而且，他还怕袁世凯赖账，要求把他的意见“提交参议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这种明显缺乏诚意的表现，直把个袁世凯气得两眼冒烟。但回头一想，既然要当皇帝，就不能不保证军队的稳定，而要保证军队的稳定，就不能把这位拥兵数万的辫子大帅逼得太狠。不管怎么样，这一回他总算有了个随声附和的拥护表态，那也就只好把这个表态强充喜讯来听了。因此，他憋了一阵闷气之后，不仅不敢贸然斥责张勋浑蛋，反而叫政事堂即刻给张勋回了个电报，极口称赞张勋“见识远大”，并且保证优待清室条件绝不变更。11月上旬，他还亲笔在清室优待条件上写了一段跋语说：
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更改，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可是，没过几日，张勋却在徐州得到消息，说袁世凯已同清室总管大臣世续交涉，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溥仪为妻，并封溥仪为懿德亲王。这一来，堂堂的前朝皇帝不仅帝号被自然取消，而且沦落成了袁的晚辈子婿。宣统皇帝的牌子都被推倒了，还有什么清室优待条件可言？袁世凯这种出尔反尔、言而无信的奸猾手腕，张勋并非此时方才得以领略。不过，这一回袁世凯的亲笔保证书墨迹未干，他随即就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卑鄙勾当。这就尤其叫张勋难以按捺住心中怒火。
“妈那个巴子，老子杀进北京去，宰了这只圆王八，砍了他的鼋大头！”张勋“嚯”地拔出手枪，就在府内对着屋顶“砰！砰！”放了两枪。当然，他没有打倒袁世凯，而只把自己的公府屋顶打了两个窟窿。但就在这两声枪响之间，他已经拿定了主意：杀进北京虽然不现实，但袁世凯企图废除清帝的活动却一定要阻止。情急之下，他竟使出了一个绝招。他叫他的侄儿张肇通代表他携上他那刚刚两岁多的长子梦潮，急赴北京中南海，进了总统府，递上张勋劝阻袁世凯废除旧君的亲笔条陈，随后声明：“如大总统不依勋之义，则请先杀犬子，以示绝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