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到鱼山路口（原市图书馆前），被“拒马”和铁丝网挡住，“拒马”外的军警宪特持枪荷弹，如临大敌，参谋长徐人众亲临指挥；“拒马”内手无寸铁的学生，列队整齐，双方对垒。相持不下，东方市场周围聚集了无数市民。学生利用时机，向市民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的宣传，同时也向军警展开说理斗争，抗议无理逮捕学生，要求无条件释放，一直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有时学生登高演说，有时群呼口号、齐唱反战歌曲。正义的宣传使军警宪特感到不安，他们惟恐市民同情学生，于是派来卡车十多辆，准备押送学生。被雇来的打手声嘶力竭地乱喊“打倒共产党”“山大全是奸匪分子”等口号，学生则高呼“抗议无理逮捕同学”“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等口号，以示抗衡。
这时，徐人众爬上桌子，命令学生回校。学生回答不释放被捕同学，不允许二、三院来开会，决不回校。徐人众说：“现在本市正在戒严期间，不准游行示威！”一个学生立即质问：“为什么流亡学生有向我们游行示威的权利，而我们的权利就被剥夺了呢？”又当面拿出当天《民言晚报》作证。徐人众无言以答，非常狼狈。徐人众感到欺骗、威胁都无效，便露出凶恶的嘴脸。徐人众一声号令，血醒镇压便开始了。
“拒马”拉开了，军警宪特和打手像一群疯狗似的向学生扑来，钢丝鞭、木棍、皮带朝着学生没头没脑地猛打，学生们互相挽着臂膀，向前冲去。霎时，鲜血从头上、脸上淌下，有的被打昏在地，暴徒还用脚乱踢乱踏。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不少身体孱弱的女子，她们不仅遭受毒打，衣服撕破，一绺绺头发被扯了下来。被打得不省人事的男女学生，又被提着头发摔上汽车。十多辆汽车押着150多学生驶往警备司令部第二绥靖区干训班。军警宪特和打手还冲进山大，撕毁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又到学生宿舍，把留在宿舍里的少数学生关到饭厅里审讯了一阵，然后才离开学校。当晚，山大总务长周钟岐带校医到干训班慰问被捕学生，查看伤情。深夜，青岛当局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释放了绝大多数学生，将宋斌等20多位伤重者送往山大附属医院，但石勃瑜、梁培智等仍被扣押。
“六二”惨案在青岛是空前的，在全国也是少见的，引起了青岛各阶层极大的震动和广泛的同情。被捕学生回校后，决定无限期罢课以示抗议，并绝食一天，要求释放全部被捕学生。6月3日，《青年新报》社的成员商量善后工作，地下党对善后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善后委员会成立后，紧张地进行了三项工作，起草宣言，揭露“六二”惨案真相，邮发京沪平津济等地。组织本校及中学师生慰问受伤住院同学，受伤者向慰问者介绍真相，使慰问活动成为揭露政府暴行、教育群众的课堂。营救尚被关押者。
6月12日，青岛当局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释放了石勃瑜等四人。学生召开欢迎大会，热烈欢迎被捕同学归来。
暑假，在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下，山大校方宣布了教育部令，开除石勃瑜、路明、梁培智、钟剑秉、张希良（常亮）、孙月岫（女，梁月华）等六人。青岛当局还放出逮捕他们的风声，使他们处于危险的困境；他们被迫仓促离开青岛，分别去北平，然后进入华北解放区。
沈阳：东大、沈医等校响应“五二”斗争
“五二”前夕，沈阳与京沪平津一样，物价飞涨，教育经费短缺，教师工资不能及时发放，学生公费原以大米为标准改为以高粱米为标准，因而师生强烈不满。5月13日，东北大学（简称东大）教师在部分进步教授倡导下，响应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会《五六宣言》，宣布罢教三天，要求提高工资待遇。14日，东大先修班教职工也开始罢教。两校学生自治会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罢课，支持教师罢课。东大国民党特务学生为了破坏教师罢教、学生罢课，连日策划、制造三起纵火、爆炸事件，企图以此恫吓学生，栽赃陷害。
南京“五二”血案后，沈阳地下党组织考虑到沈阳大专院校刚复校不久，党在各校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校际之间又缺乏密切联系，一时很难形成统一的群众组织来领导运动，乃决定从普遍发动开始。5月24日，地下党青运负责人张超领导地下党员王明、孔光裕、杨培滋、王发祥等起草了《告全市同学书》和一些宣传材料，印好之后分送各大专院校和某些中学，号召开展斗争。这时候，有些学校进步学生实际上已经或正在酝酿发动罢课斗争。
东大先修班为反对更改校名而罢课的斗争，是沈阳学生响应“五二”斗争的先声。
5月初，东大先修班校方公告：教育部决定“东大先修班”改名为“东北临时大学先修班”。很明显，其目的就是打算让先修班脱离东大本科，也就是，预科一毕业，先修班自然解散。
校方公告贴出后，学生群情激愤，三五成群地议论着、呼喊着：“我们要失业失学了！”这时候，关内高校反饥饿斗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先修班学生中的地下工作（简称地工）成员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分析了形势，决定利用全国反饥饿斗争的有利时机，以反对更改校名为契机，发动罢课斗争。
5月21日，校学生自治会主持召开全校学生大会，讨论罢课问题。会上，学生慷慨激昂，纷纷声讨当局更改校名的祸心，表示同意罢课；最后，黄鹏阁代表学生自治会宣布：“我们反对更改校名，我们的罢课明天开始！”会场掌声雷动、热烈欢呼。
罢课历时28天，在这期间，进步学生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学生自治会还派出请愿团，到南京直接交涉，终于迫使教育部收回成命，斗争取得了胜利。这次斗争从性质上说并不是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但对沈阳的“五二”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全国的“五二”运动相呼应。
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是一所富有民主传统的学校，迁回沈阳后，校内民主空气相当浓厚，并与关内许多大学学生自治会保持着联系。“五二”运动前不久，沈阳地下市委李正风直接领导的党小组已在中山中学发展了一批地工成员（姜涛为负责人）；当京沪平津发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后，地下党小组研究决定，让姜涛抓住这个时机，与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屈连壁（地工成员）共同努力，团结进步力量，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班代表会议上，一致通过了罢课三天（22日至24日），绝食一天，以省下的伙食费全部捐给本校反内战委员会作为会费，并尽量与全东北其他学校取得联系，联合起来响应“六二”全国总罢课、罢工、罢市，反对内战。6月2日，军警包围了学校，机枪架在校门口，校园气氛十分紧张。后经班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取消游行，但校内活动不停，开了两天形势报告会，通过这种形式团结教育了广大学生，孤立了国民党、三青团学生。
当京沪学生掀起反饥饿斗争的时候，东大比较沉寂，但工学院进步学生沈仁勇、林政平、温乃武等已开始行动起来，进行酝酿。他们认为，东北地处前线，而东大国民党、三青团势力很大，如果直截了当地提出响应关内运动既不合适，也不易在全校形成各院系一致行动；东大条件差，设备少，待遇低，运动的口号可以改善学校状况，增加设备，提高教师待遇，改善学生生活为好，然后逐步把运动引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在工学院全体会议上，林政平代表班级理事会作了发言，阐明观点，提出下述要求，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学实验设备；改善教师待遇，支持老师要求；增加公费生名额，提高公费生待遇，改善学生生活；要求校园民主，校长臧启芳应该下台；敦促东大学生自治会力争，达不到要求则罢课。有些学生对他的发言感到惊奇：他这个国民党退伍军人竟会发表这样的观点。最后，通过了他的提案，并在工学院学生自治会改选时，选举他担任主席。
接着，工学院又与文、法、理、农学院学生自治会联系，决定共同迫使东大学生自治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在学生自治会召开的学生大会上，林政平代表工学院陈述了他的建议和要求；学生自治会主席力图回避和否定他关于开展运动的意见，会议处于僵持状态。林政平又代表工学院发言，要求学生自治会向当局提出要求，如当局不答应就罢课，会上气氛转变了，终于接受了他的建议。学生自治会主席觉得难以执行，就提出辞职；学生自治会乃进行改选，林政平当选为主席。学生自治会代表向东北行辕请愿，但未得到答复，东大学生就开始了罢课。
罢课期间，学生在校内以各种形式广泛地进行宣传，在校外则通过各种渠道与各大中学校取得联系，响应华北学联号召，准备在“六二”游行，从东大出发，与沈医等校汇合后，走上街头。
5月29日深夜，沈阳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东大全部学生宿舍，进行搜捕。这次共捕六人，其中工学院有沈仁勇、林政平、崔永祥，捕人目的是为了阻止“六二”的统一行动。
沈阳医学院（简称沈医）的运动启动稍迟一点。大约5月26、27日，经过串联，进步学生十多人秘密集会，商定，立即分头发动签名，争取超过要求召开大会的法定人数，迫使学生自治会主席召开大会。推选刘元波主持大会。通过罢课决议。成立“沈医反内战行动委员会”。为内战死难同胞召开追悼大会。考虑到沈医当时所处环境，商定召开大会的理由是“讨论公费和伙食等问题”，因此，发动签名进展较为顺利，很快超过法定人数。
全校学生大会于5月29日召开，绝大多数学生（约500余人）出席了大会。大会首先由学生自治会主席主持，他说了几句开场白后，进步学生李朝俊等便提出临时动议：大会除讨论公费和伙食问题外，还应讨论“南京五二惨案”问题，学生受迫害，我们应该给予支持，并建议推选大会临时主席主持大会。会场气氛热烈，鼓掌表示赞同。于是提名刘元波和另一学生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全场鼓掌通过。学生自治会主席如释重担，乖乖地走下主席台。
刘元波主持大会智足多谋，思路敏捷，有效地掌握了大会动向，引导大学按既定议程展开讨论，做出决议。首先讨论的议题：当前国家政局动荡不安，连年内战，近日又发生“五二惨案”，作为一个大学生应该不应该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大会发言热烈，认为大学生应该关心政局，不能死读书，充耳不闻天下事。会上谁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接着又讨论：应该以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表达青年学生的正义要求？这是这次大会斗争的焦点。各班进步学生纷纷举手要求发言，一致表示应该以罢课来表达坚决反对内战的决心。少数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则发出种种奇谈怪论，企图阻挠大会作出罢课的决议。有一个学生喊叫：“学生可以关心国家大事，但学生的本分是读书，不应该荒废学业……”有的学生竟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动议：号召全校同学一律剃光头，以示反对内战。有些人就跟着起哄，大会陷于混乱。
大会主席刘元波镇定自若，首先把剃光头提案付之表决，否决了这个有威胁性的提案，防止了大会误入歧途。接着，辩论是否罢课，争辩更为激烈。刘元波有意识地多给主张罢课的同学发言机会，鼓舞同学斗争的勇气和信心。这个问题提付表决时，采取反对罢课者先举手的办法，使一些反对罢课者在大庭广众面前首先亮相，结果举手者寥寥无几。然后，绝大多数学生举手，通过了罢课的决议。大局已定之后，又通过了成立“沈医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召开为内战死难同胞召开追悼大会以及“六二”组织游行示威等项决议。这样，沈医的反内战运动汇入了全国反内战的斗争洪流。
大会通过决议后，当晚成立了“沈医反内战行动委员会”，人选多半是学生自治会的干事，也不可避免地混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但进步学生还是占了上风。所以，反内战行动委员会仍然做出了正确的安排和部署，立即起草、刻印“六二罢课宣言”等宣传材料，与市内各大中学校进行联系，召开各校代表会议，准备在“六二”采取统一行动。
5月31日晚，“沈医反内战行动委员会”临散会前，刘元波告诉大家：“这两天传闻当局已列出黑名单，为防止意外，最好不要睡在自己的宿舍里。”当晚，许多进步学生都外出借宿。果然不出所料，当晚军警进校搜捕，谭朴泉、乔天石、张福海等五人被抓走，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校园。
但是，正义的学生并未被白色恐怖吓倒。6月1日，还是召开了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研究“六二”共同行动问题。联席会议刚开始，沈阳当局就出动多辆装甲车和大批武装军警，包围了沈医整个校园。联席会闻讯后，立即宣布转移会址。不久，由训导长带领的武装军警十多人，把仍在“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办公室里的韩学信、马显文和一个上楼办事的学生抓走了。
训导长在光天化日之下领兵抓学生，大大激怒了围观的学生。当几个学生被抓走后，一大群学生把训导长团团围住，纷纷嘲讽他、指责他。有一个学生气得一把抓住他的衣领，质问他为何干此卑鄙勾当。他吓得面如灰土，连连赌咒发誓，说这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表示一定设法保释学生出狱。这时，武装军警闻讯，又冲进校园，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由一中校军官率领，狂妄地喊叫学生散开。但愤怒的学生毫不畏惧，反而越聚越多，把训导长围在当中，痛斥他抓学生的暴行，诉说学生爱国无罪，要求军警撤出校园。训导长怕事态扩大，不得不与军警一起退出校园。
学生两批连续被捕后，学生代表立即向当局和校方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一批学生约五六十人，不畏强暴，冲到警备司令部门前示威。
“六二”那天，沈阳军警如临大敌，出动坦克封锁了东大、沈医等主要学校，全市实行戒严，学生的统一大游行被破坏了。但是，沈医为内战死难同胞而开的追悼大会仍按原计划于6月2日在大礼堂举行，学生们怀着悲愤的心情，控诉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的滔天罪行。原定会后上街游行的计划，为了避免牺牲，临时取消。
国民党当局为了“平息”学潮，撤了东大校长臧启芳的职，任命工学院院长刘树勋为东大代理校长，经东大学生自治会和代理校长的营救，东大被捕学生六人在6月份内分三批获释。
“沈医反内战行动委员会”为了援救被捕同学，与沈医院长进行了谈判。经过讨价还价，校方于6月4日保释被捕同学，学生当天复课。沈医被捕同学八人归来时，许多学生列队欢迎，“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庆贺斗争胜利。
西安：西北大学等校声援五二的斗争
在解放战争时期，西安是国民党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的桥头堡，胡宗南在此驻有重兵20万，而其军事指挥所（西安绥靖公署）就与西北大学（简称西大）毗邻。西安城内特务横行霸道，任意抓人打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军警宪特公开扬言：“西安不是天津、北平，更不是南京、上海。”“谁敢违法叛乱，格杀勿论。”
为了镇压学生运动，西大校方根据当局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控制学生的措施，加强了校内国民党、三青团的统治。特务学生在校内持枪横行，公开监视进步师生。但是，白色恐怖吓不倒富有革命传统的西大学生，反而加速了他们的觉醒和奋起。
京沪平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特别是南京“五二”血案的消息传来，西大学生义愤填膺；大地学社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广泛发动群众，从生活问题入手，团结各种进步力量和社团组织，为迎接这场战斗做了周密准备，以声援五二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