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见何基沣的态度这样坚决，丝毫听不进他的劝阻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自己不是何的直接上司，下命令是不行的，何况这种事也不是下个命令就能解决的。实话实说，张自忠也有想不通的问题，可是，有什么用？他还有他的上司呢！
放下张自忠的电话后，何基沣的心里更是毛刺刺的不能安宁了。再后来，他就接到了那个他一辈子都想不通的电话：只能抵抗，不许出击……
此时的何基沣，决不想到四年后，张自忠会战死在疆场，成为不朽的抗日英雄，在我国抗日战争守土殉职的将军中，他是惟一的一位上将，也是整个反法西斯战争50个同盟国中殉国的最高军官。
那是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率领的部队撤退至湖北宜城洪山区罐子口，在南瓜店新街附近遭到日军的猛烈袭击，阵地被敌人突破，伤亡惨重。这时，张自忠身边仅余1000人左右，敌人已逼近指挥所。部队弹药将尽，向他告急。他回答：“现在是生死存亡之际，正是军人杀敌报国之时，子弹打光了，要用刺刀，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牙齿咬。”他率领特务营作最后苦撑，但特务营多短枪，面对机枪大炮，只能挨打，发挥不了攻击作用。他仍然沉着指挥，左右督战，视死如归。他身上两处受伤，部下劝他退却，他严厉喝斥：“我奉命截击，岂有自行退却之理！”阵地的大部分被敌人包围，张自忠兀立山头，扬起手枪，发起冲锋。日本兵在阵地前一个个栽倒，他自己的战士也越战越少。午后，日军攻入张的总部，他把参谋长、顾问预先都支派走了，惟独高参张敬不肯撤离。最后终因弹尽力孤，总部官佐与特务营长以下全部壮烈牺牲，张敬也用左轮手枪毙敌三四个后而倒下。张自忠身中三颗子弹，胸部几乎洞穿，血流如注，宛如血人。左右硬拉他往后退，他怒目奋睛，厉声巨喝：“这是我成仁报国的日子，我只能战死，绝不后退！”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何基沣还在等待着樱井们的归来。
没有命令，他无法撤走。虽然樱井们已经出城溜了。
窗外，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高粱地，风儿吹来，哗啦哗啦的响声涌得满屋都是。太嘈杂，他不爱听。
他抬头隔窗望去，月光下高粱地边有一棵歪脖子树朝世界深深鞠躬。
再远处，有一匹失惊的、夜不归圈的马在撒欢，越跑越远。他觉得那是他的坐骑。
不要在中途倒下。
追马去。
何基沣走出了门……
何应钦的“天才”预测
日本东京的这个早晨是用人血染红的。
9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日本国内。无疑，这使日本军界内部的所谓“不扩大派”感到高兴。他们手舞足蹈，准备按既定的思路行事。
“扩大派”当然很不舒服了，心里犹如填了一堆碎玻璃碴，割得慌。
何为“扩大派”与“不扩大派”？
“七七”事变后，就要不要把这一场局部冲突扩大为侵华的全面战争，在日本陆军中央部出现了两种派系。两派都主张武力侵华，但各有其具体的想法。
“扩大派”是想快刀斩乱麻，迅速给中国一击，使之屈服。在这些疯狂者看来，列车载运上三四个师团的兵力一通过山海关，中国就会投降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事变用一个月时间就解决了”。“扩大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陆军大臣杉山元。另外，陆军次官梅津也是“扩大派”的强硬代表。
“扩大派”占多数。
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策划“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石原莞尔为首的“不扩大派”，则比较重视中国的抗战力量，他们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在卢沟桥发生的冲突。理由是：一旦真的发生全面对华战争，日本会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更可怕的是，这时苏联会从远东出兵，夹击日本，那样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不扩大派”有一个估算：如果日本没有动员15个师团的兵力，筹备55亿日元的军费，出兵中国肯家是失策。
两派的分歧并无实质的区别。在日本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核心问题上，双方是一致的。
杉山元的得意很容易使人能想到四个字：发狂，野心。
一位外国记者在作品里特别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杉山元在卢沟桥响起枪声的那些日子里，饭量突猛增加，吃起饭来狼吞虎咽……法西斯分子视侵吞别国领土、掠夺别人财富永远是“美餐”。
豺狼的逻辑是：吃人肉比什么都好。
从7月8日起，参谋本部宣布了向中国华北派兵的一个计划：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
杉山元踌躇满志，又是带着明显的担忧阐述自己的观点：
“我们必须派兵到中国去教训蒋介石，否则，蒋介石就会以卢沟桥事件为借口收回满洲。这样，必定危及我们控制的朝鲜，最终使日本受俄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很明显，这话是说给石原莞尔听的。
石原莞尔也在解释自己“不扩大”的观点，却只字不提满洲国有可能被蒋介石收回的事。他说：
“今日的中国并非昔日的中国，这个国家现在是统一的，能够举国一致地动员起较强的力量，眼下我们与中国的冲突一旦发展成大战，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日本就会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一句话：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不幸。”
“扩大派”另一个代表人物，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立即反驳了石原莞尔：
“这可真是奇谈怪论！当年不是你策划了满洲事变吗，我们只不过是效仿你的事业而已，没想到你却打起了退堂鼓。”
石原莞尔不语。
接着发表与石原莞尔针锋相对意见的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他说：
“石原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过高地估计了中国的力量。其实只要以少许兵力略施威胁，中国就会屈服。派出大量部队出兵中国，这是贯彻我们方针的最好的策略。”
……
日本国内关于对华发动全面战争的争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中国。于是，在中国对侵略者日寇也就有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守卫国土，无情地回击强盗的侵犯。另一种则是对日寇抱有幻想，总想稳住日军，使战局不要蔓延。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何应钦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讲的那番话挺特别，也许可以代表国民党内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
当何的老朋友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现在驻南京武官喜多诚一悄悄地提醒他，如果中国军队不立即从华北撤走，局势可能无法控制时，何以反提醒的口气对喜多诚一说：
“如果爆发战争，中日两国都将战败，惟有俄共与中共会得到好处。你现在不信的话，十年后看。”
喜多诚一对老朋友的话似乎很不在意，但他没有公开反对，只是淡淡地一笑。
何应钦要尽到朋友的责任，接着又说：
“请你把我的话转告你的政府。同时，你还要告诉他们，中国人民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何讲这番话时是1937年7月，十年后，即1947年7月，日寇已于两年前就战败投降，蒋家王朝亦面临着无法挽救的全面崩溃的大难。
何应钦是个“天才”，他对他们自己的命运以及日本侵略者的结局的预测，可以说准确无误。
可是，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必然的结果？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会必然获得和侵略者一样的失败结局？何应钦作为国民党内的“主和派”人物，他也许了解二者之间在命运上的联系。
就是在这时候，中日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使正在召开的日本内阁四相（首相、外相、陆相、海相）会议的形势急转直下，会议当机立断地决定了“不扩大”方针，杉山元等人的派兵案被搁置起来了。内阁四相会议通过的“日本政府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方针是：
一、此次事件的原因，在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
二、我方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由于中国方面的反省，而能早日解决事件；
三、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使事态恶化，我方将及时采取适当措施；
四、各阁僚应做好随时出席临时内阁会议的准备；
五、帝国政府的解决方针是：要求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道歉和对今后提出保证。
看了以上五点，人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的所谓不让事态扩大的方针，其实质是要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何以见得？第一，它把卢沟桥事变的责任归咎于中国方面，以这种颠倒黑白的做法为前提来解决事件，提出要中国撤退军队、道歉，这样只会使事态越来越恶化；第二，它还提出“如果中国方面不反省”，日本将采取“适当措施”，这就再明白不过地告诉人们，日本随时都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使事态扩大化、复杂化。
巴不得别人变成僵尸，他再用鞭子任意抽打你。他一边打还一边念念有词：我打你是为了让你复活。这不仅仅是欺骗，而且是一种卑劣。
中国，还有什么理由不抗战
对日本在中国的驻屯军来说，似乎不存在“扩大”与“不扩大”的派系，起码不是那么明显。他们千里迢迢开赴中国，如果不打仗就要失业的。大打还是小打，反正都是一个打。所以，内阁会议提出的所谓“不扩大”的五点方针后，他们上仿下效立即向29军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条变成了四条，显得更明朗、简要，因而也就更露出了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
一、第29军代表向日军表示道歉，并声明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二、给肇事者以处分；
三、卢沟桥附近的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
四、鉴于此次事件出于蓝衣社、共产党及其他各抗日团体的指导，今后必须对此作出彻底的取缔办法。
7月10日上午，驻屯军向中国冀察当局提出了以上的要求。当然是有书面材料了，但是传递材料的日方代表，并没有先交出来，而是像宣读天皇的“圣旨”一样，向冀察当局的代表宣读了一遍。中方的代表当场未表态。
世界上果真有这样奇怪的事，在中国土地上行凶作恶的人竟然用一本正经的面孔抗议中国人。他们口念佛经手拿屠刀，乍看无法统一，其实才是天衣无缝的统一。胡德坤先生在他所著的《“七七”事变》一书中，十分尖锐地、一针见血地对日军这四点要求的实质进行了剖析：
明明是日军挑起了“七七”事变，却反倒要中国方面道歉；明明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的防地，却要中国军队撤出；明明是日本的侵略引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却无理要求取缔中国共产党和其它抗日团体。这完全是有意提出中国方面不能接受的条件，以制造事端，为扩大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和时机，也是对日本内阁“不扩大”方针的最好注脚。
注脚。确实是一份企图把局部争端引深为全面侵华战争的难得的注脚。
侵略者把世界磨成了刀子。
“扩大派”在喊：血。
“不扩大派”在叫：死亡。
中国，还有什么理由不抗战？
张自忠怒斥今井武夫
地平线不是路的终点。
当日军用他们提出的四条要求没有迅速换到所盼望的东西时，他们心急如焚了。
督促，让中方交涉如何落实四条，越快越好。
冀察当局便指派张自忠为与日方交涉的负责人。
可是，张自忠病了。病情蛮重，床也下不了，虽然抱病在身，他也不会推卸这份沉重的信任，他委托冀察政务委员齐燮元、张允荣代表他去与日方谈判。病床前他接见了他们。
他再三叮嘱二位代表：事关重大，不可轻视。该坚持的分寸必争，该让步的毫不吝啬。
齐、张请他谈谈对此次交涉的基本想法。
张自忠对这个话题显然很有兴趣，从床上坐起来，似乎没有多想就说：国人无不厌恶战争的，它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摧残是无法弥补的。能不打这次仗就绝对不放一枪。当然，现在说不打仗显然是天方夜谭了。但我们要力争把卢沟桥这场战事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不使它蔓延开来。这，就是基本想法。当然，它不是我的想法了。
齐燮元冒昧地问了一句：几次谈判，日方都提出要我们从卢沟桥撤军的事，我们不依，日方又不让步。不知师长有何考虑？
张自忠没作正面回答，只是不可琢磨地说了一句：往哪儿撤？换换部队总是可以的嘛！
齐燮元似乎听明白了，说：坚持原则，灵活机动。
张自忠没点头，也没有摇头。
7月10日下午4时，张允荣与日方代表松井开始谈判。
日方提出的其他条件都好办，甚至说都可以应诺。惟有关于撤军的事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松井说：“中国军队只有从宛平、卢沟桥和回龙庙撤出，我们才有继续谈下去的基础。”张允荣则说：“如果我们提出你们的军队从东京撤出，改由中国的军队去占领，你们将做何感想？”
松井听了，气急败坏地嚷道：“你这是无理取闹，对谈判缺少起码的诚意。”
张允荣反问：“那么，贵方的诚意表现在何处？难道就是要把中国的领土占为己有，这就是诚意吗？”
松井：“我要和张自忠师长面谈。”
张允荣：“好。我奉陪！”
张与松井出门，乘上车，前往张自忠的住宅。
这时，天已经黑了，又下着大雨。
道上有一辆马车在吃力地前行，啪啪的滂沱大雨落在马的腚上，催紧了它的四蹄。
两道深深的车辙，很快就灌满了雨水……
张自忠躺在床上听了张允荣重述了日方提出的四条要求，他很生气，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喘喘地说：
“惩处肇事人？日本人是肇事者，是你们制造了这起了事端。要惩处就惩处你们自己。”
他冲着松井这样质问，身体太虚弱，一激动就大喘不止，身体支撑不住了，又躺了下去，张允荣帮着给他放了枕头。
松井在一旁很尴尬，一直没有说话。看来他对惩处什么人这一条似乎不太感兴趣，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是撤军。这事使他很头痛，日军给他的任务他没有完成。这时，他对张自忠说：
“张师长，还有第三条呢，这是最主要的，刚才我和张允荣先生没有取得共识，所以特地来找你交涉。”
“第三条，永定河东岸不得驻扎中国的军队，是这样吗？”
松井赶紧递上话：“对，中国军队必须撤出这个地区。”
张：“谁说的？为什么？”
松：“为了避免惹起事端。我们希望如此和睦共处。”
“屁话！中国撤出永定河东岸，让日本人去占领，这叫和睦共处？为了避免事端发生，你们就应该从中国的领土上彻底撤回一兵一卒。是你们要并吞宛平城，才有了卢沟桥事变！”
“张师长息怒，我是代表日军来与代谈判的。”
“我也是代表中方与你讲这些话的！”
说到这儿，张自忠摆摆手，不愿说下去了。
谈话陷入僵局。
松井没有讨到便宜，很失望地走了。
交涉再次卡壳。
11日晨，秦德纯亲自给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打电话，表明中国方面对日方所提条件的答复：“其他条件都可以让步，惟独对从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绝对不能同意。”
当时秦是冀察当局在北平的最高负责人（宋哲元回山东老家去了），因而，日方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最后答复。
日军驻北平副武官今井武夫仍按照他们所提的条件，企图撬开已经有些板结了的与29军谈判的僵局，继续进行着积极的活动。他很自信，一定要撬开！
情况的发展到底如何？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有记载：
这时我挺身而出，表示决心，愿意负责打开僵局，请求委以重任。参谋长大概也希望能够万一获得成功吧，所以就应允了我的要求。
我感觉到，现在才是日华之间和战的关键，因此特地去找宋哲元的亲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贾德耀，托他代为斡旋，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于是就要求会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齐燮元。
上午11点半，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由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陪同，单独前往张允荣住宅，会见了齐和张，并加上孙润宇，一共三人。
我首先发言，反复谈了日军的要求。对此，齐燮元回答说：“如果中国军队撤退后，卢沟桥为日本军所占领，冀察政权岂不是丧失了立场？”
于是，我擅自提出建议说：“万一中国方面能依从日本军所要示的条件，在签字的同时，日本军可以自动地从卢沟桥周围撤兵。”
齐燮元立刻表示同意，回答说：“我相信武官的人格，日本人所要求的条件，全部承认。”说着，亲自取笔，就现成的信纸用手笔拟就下列草案。当时认为这一下子总可以扭转危机了。
一、中国与日本交战之部队以地主之谊对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并将处分惹起事端之部队长官，更声明将来负责防止再惹起此类不幸事件。
二、中国军为与日本在丰台驻军避免过于接近而惹起事端起见，不驻军于卢沟桥城厢，以保安队维持治安。
三、本事端认为脱胎于所谓蓝衣社、共产党、其他抗日各团体之嫁祸，故此将来对之彻底取缔。
达成了这一协定之后，我马上回到特务机关，但桥本参谋长因回天津军司令部，刚刚动身，我于是又追到南苑机场。
沿途每个紧要处所，照例都有冀察方面的警察进行盘查，所以比平时更要多费一些时间。抑制着焦急的心情，来到南苑，参谋长已经登上飞机，螺旋桨刚刚发动，真正是还差一点点时间就要出发了。
我把乘上飞机的参谋长请下来，就站在那里汇报了交涉内容，参谋长对于解决办法，立刻表示满意，并对签订协定的程序又作了一些指示。
至此，我才松了一口气，欢送参谋长起程。连日来费尽心机，总算得到了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