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要感谢苏东坡，是他的那篇千古不朽的名篇《石钟山记》，让本不很起眼的石钟山名扬四海。
很久没上石钟山了，大概是从石钟山门票陡然涨价之时吧。
记得20世纪七十年代，政府对群众文艺很重视，每年暑假，县群艺馆都会组织业余作者上石钟山体验生活，进行文艺创作。那时候，朝夕流连于胜景中，不知有多惬意。
如今再上石钟山，最深刻的印象是：南面加了一尊苏东坡像，北面加了一尊曾国藩像，这让我感慨不已。苏东坡像无可非议，当年只有一个怀苏亭，把苏的《石钟山记》铭刻其中，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如今再加上一尊苏东坡像，相辅相成，趋于完整。
石钟山要感谢苏东坡，是他的那篇千古不朽的名篇《石钟山记》，让本不很起眼的石钟山名扬四海。虽然他考证石钟山得名是因“微风鼓浪，声如洪钟”的说法被后人形声俱备说所否定，但凭他的文章让石钟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却是不争的事实。真的从心底叹服“名岂文章著”的精练，不过，应该是“名因文章著”。要衷心地感谢东坡居士，石钟山有今天如此的繁荣少不了他的功劳。
“噌吰不绝”诗词群的诗友们流连于怀苏亭前，细细地品读东坡的《石钟山记》，不少人还在这里合影留念。此情此景，难免不令人怀古思今，感慨万千。湖口的经济近年来突飞猛进，跻身于江西省的前列。我想，莫非是东坡之灵再度显应，让湖口人再接再厉，取得了如此的成果。果真如此，真的要感谢苏东坡了。你看，他那高大魁梧的汉白玉塑像，矗立在石钟山的大门后面，似在迎接着四海宾朋的到来，为佳地增添了一道胜景。
但是，游览时我心中总觉得有点别扭。别扭之处，就是那尊曾国藩像。像是青铜铸就，曾国藩顶戴花翎，凝神注目于远方江湖交接处，守卫在上谕亭旁。当年，曾国藩的湘军为满清帝王鞍前马后，呕心沥血，忘却了自己是汉人，忘却了剃头之辱，生怕不忠而被摘下顶戴花翎。在与太平天国石达开部的战斗中，屡战屡败，差点投水自尽，是被身边的亲信及时救起，才免于一死。我总以为曾国藩算不了什么，无非是满清皇帝的走卒而已。话又说回来，这段历史起码证明了曾国藩削发剃头，背祖忘宗。且不说他镇压农民起义军，双手沾满农民的鲜血，只说他屡战屡败，实在没有可褒扬之处。
也许，我不该苛求前人，满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只是在彼时彼地，人们的看法确实如我所言。吴三桂因“冲冠一怒为红颜”而引狼入室，被国人唾骂为卖国贼，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就是到了近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也是以“驱除靼虏，恢复中华”作为早期政治纲领的。那样大张旗鼓地去宣传一个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总觉得不那么妥。要竖铜像不如竖在湖南曾国藩的故居，这样也不会伤成千上万个同情且佩服太平天国起义军的人们的感情。我很欣赏同行诗友半山堂主的那首诗：“岸然道貌一尊铜，清史曾邀赫赫功。棘手干戈皆恶战，剃头名号岂需封。传家有训情何重，剿匪留污论至公。顶戴花翎犹似昨，为谁辛苦立寒风。”对曾国藩的评价很到位。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该是有功无劳，对满清政府有功，对汉族百姓无劳，如果不是他，恐怕当时该是太平天国的天下了。
所以我说，曾国藩无功，要树碑立传，应该是太平天国；要铸像也应该是石达开，不应是曾国藩。一个败军之将，有什么能耐树碑。可怜曾国藩，凄冷冷的，而对朔风，为谁坚守为谁立？
不过我不否定《曾文正家训》的严谨，以此对待后辈，是最睿智的告诫，这应该是曾国藩生前最有意义之举。说实话，我佩服的就是这一篇篇孜孜不倦的教诲。
大概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吧，太平天国是没留下什么，“飞捷楼”虽然也曾改名为太平楼，但毕竟是历史了。人啊，总是有点势利眼，但我心底忘不了的是石达开，如果有人铸造塑像，就该铸石达开，他才是真正的英雄，一个虽败犹荣的英雄！
好了，满山的湘军水军提督彭玉麟的遗址，包括梅花亭，我都一一观看了，但印象不是很深，只觉得这也是位儒将，在诗词书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梅花画得好。据说彭的爱妾喜欢梅花，爱妾死后，他伤感不已，画了很多梅花以表哀思，梅花亭就是这段佳话的注脚。看着看着，我又生感慨，彭玉麟真是生不逢时，要是在太平盛世，他也不会卷入这场屠杀同族的是非之中，也该是一位有名的书画家，一位诗人；即使从军，也会是镇守边关驰骋疆场的爱国将领、民族英雄。
沉浸在感慨唏嘘之中，一路的胜景倒是没留心观看。下山时，大家在石钟山门前合了影，家山虽然不足珍贵，但永远留在我心中。
我所能奉献的，只有热血辛劳汗水与眼泪。
——丘吉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