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是一项涉及面广、卷入人员多、持续时间长的系统工作，不仅需要有足够的物资作为保障，更为重要的是须要各级官吏的尽心竭力。有责任心的官员对救灾自然是竭尽全力，公正廉明，但是也不乏贪污腐败，趁火打劫之徒，这就给救灾工作设置了极大的障碍，在明代救灾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无论是防灾措施，还是具体的报灾、勘灾、救灾过程中都暴露出许多的腐败问题。
首先，作为防灾的仓储日常管理中问题重重。“洪武初，令天下县分，各立预备四仓。官为籴谷收贮，以备赈济，就择本地年高笃实民人管理”。预备仓曾经在明代的防灾、救灾中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明代仓储遭到严重的破坏，有甚者“官仓储谷，十处九空，甚者谷既全无，仓亦无存矣”。正统二年（1437年）五月，行在户部奏称：“各府县洪武时俱设预备仓粮，随时散敛以济贫民，实为良法。近岁有司视为泛常，仓廪颓塌而不葺，粮米逋负而不征”，致使“凶岁缺食”。
另外，各地仓储管理官员经常私行将储粮变卖，任意侵挪。如宣德三年（1428年），行在户科给事中宋征指出：“洪武中所籴郡县预备仓谷，岁歉则散，秋熟则还。数年来有司官吏与守仓之民，或假为己有，或私借与人，俱不还官，仓廒颓废”。大学士杨士奇对此痛心疾首：“洪武年间所置预备仓粮，多由州县不得其人，视为泛常，全不留意，以致土豪奸民盗用谷粟，捏作死绝逃亡人户，借用虚写簿籍为照。是以仓无颗粒之储，甚至拆毁仓屋，间遇饥荒，民无所赖；间遇饥荒，民无所赖，深负祖宗仁民之心”。
其次，在报灾、勘灾过程中问题也相当多。在报灾过程中，有些官员往往匿灾不报或虚报灾情。灾害发生后有些地方官员匿灾不报、坐视民患的事件屡屡发生。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山东青州府民饥，“有司不以闻”。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山东郯城等县陨霜伤稼“县官不以闻”。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河南府祥符、阳武、封丘三县之田三年为河水暴决浸没，“有司不以言”。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延误放赈时间，加重灾荒的危害，许多灾民因不能及时救济，或饿死冻死，或流离失所。为此朝廷曾谕令：“各处遇有水旱灾伤，所司即便从实奏报，以凭宽恤。毋得欺隐，坐视民患”。但这种现象丝毫没有改观，类似事件还是层出不穷。永乐五年（1407年），河南郡县旱涝，“有司匿不以闻，甚至有言风调雨顺、禾稼茂实者。及遣人视之，民所收十不及四五，或十不及一”。永乐九年（1411年），广东雷州府“飓风暴雨，遂溪、海康二县坏庐舍千百余间，田禾八百余顷，民溺死一千六百余人，府县匿不以闻”。
地方官员虚报灾情有两种情况，第一，大灾报小，以轻就重，讳饰灾情。如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山东宁阳县水灾，“民实被灾者千七百余户，而使者所录止百七十余户”。第二，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希图蠲免。有些地方官员在境内没有灾伤时却趁着各地奏报灾伤也“附下罔上，诬稔为荒以图苟免”的情况并不少。正统十年（1445年）直隶淮安府海州知州秦贵并赣榆县官吏便曾“以有收田地妄报灾伤，希免粮草”。成化十七年间（1481年），户部在提及这一问题时认为“四方报灾间有不实，皆由所司因循姑息之弊”。小灾报大灾的情况如洪武时（1368～1398年），高邮州发生水灾，明太祖命某进士前往勘查。尚未至灾所，州同知刘牧即以灾册至。进士问道：“未曾沿丘履亩，先进是册，为何？”同知回答：“马前册。”进士不允，坚持亲诣灾所。刘牧即与当地田主将已熟禾稼尽行铲去，引水灌其地。此外，镇江府丹徒县民曹定等人上报，说有二百三十七顷田地遭灾。经过实地勘查，受灾田地只有一百六十五顷。那些贪官污吏打着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是为了让百姓免交或少交赋税的幌子，在国家减免赋税之后，他们却仍然催征如故，把应上缴国库的赋税窃为己有，有人对此评论说“隠匿埋没，妄作民欠，以冀蠲免也。财之在官者，其党则改易姓名？为解户，那西而补东，引前而盖后。稽其数目，动踰万千，验其闗单，则无一二。往往妄告遭风诡，云被盗以相掩匿。故其徒，皆视官藏为己帑，公廪为私庾，不惧不惭，恬无顾忌”。这些行为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成化十二年（1476年）九月，户部即议：“近天下有司不计国用，多妄报灾伤，概图免征，故粮饷缺乏，官军无所支给”。
在勘灾的过程中，一些不负责任的官员往往消极怠慢、拖延时日。明代救灾的各种规章颇为详尽，按规定，勘灾官员既要对整个受灾情况和收成情况作详细了解和预测，还要将受灾人户姓名、受灾顷亩及该征税粮造表入册，在明后期的勘灾报告中甚至细致到几分几厘。然而，这些规章是要依靠各级官员落实的，如果所有工作按照规定来办，必定是既耗时又耗力，所以一些官员希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拖过一天是一天。特别是自洪武、永乐朝之后，吏治日渐败坏，详尽的制度反而成为官员推卸责任的借口。各级官吏，“惟以簿书为急，不以生灵为念，遇有水旱灾伤，非甚不得已不肯申达。县上之郡，郡上之藩府，动经旬月，始达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检勘，动以文法为拘，后患为虑，因一之诈疑众皆然，惟己之便不人之？非民阽于死亡，狼戾惨切，朝廷无由得知。及至发廪之令行，赍银之敕至，已无及矣”。如成化六年（1470年），山东六府并北直隶大名等三府“夏麦已全无收”，“虽累经报灾伤，然有司未照例覆勘，展转迟延”，从而导致“人心不安，流移道路”。
再次，在救灾过程存在的问题更多。在具体的救灾过程中往往要接触到钱粮和其他物资，因此这一环节更容易滋生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一些官员在灾害发生时经常是赈灾不及时或坐视不赈。地方上猝遇灾伤，应该立即赈济。但是某些官员们在办赈过程中却多有玩忽职守，不悉心办事，坐视迁延，从而贻误赈灾时机的行为。洪武十年（1377年），湖广境内发大水，六千二百五十户遭受水灾，当时朝廷立即派出户部主事赵乾前往赈恤灾民，但赵乾到任后却坐延时机，赈济失时，致使大量灾民饿死。正统三年（1438年），陕西布政司左参议侯复被委派到巩昌府赈济饥民，但在其办赈期间巩昌府所属秦州清水县民“饥死者百余口”。更有甚者，有些地方遭受灾害，没有救济不说，反而照样征收钱粮。如永乐十五年（1417年），北京广平府邯郸“累岁水灾，田穑不收”，“而有司征刍粮如故”。
另外，一些办赈官员经常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赈灾钱粮。这些官员把办赈视为发财的大好机会。天顺三年（1459年），巡按山东监察御史田景旸等上奏辽东仓储为官吏侵盗者“二万三千余石”。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陕西宁州知州臧世清侵盗赈济官粮三千余石，银三百余两，判官武钦斗库李宗等也乘机盗用”。另外，蠲免和缓征钱粮本来是政府减轻灾民负担的一项利民措施。但一些地方官员因担心蠲免或缓征钱粮导致地方财政拖欠，不利于自己升迁，也有为了中饱私囊者，经常是一面行蠲缓之政，一面催征如故，“利民”之策往往化为“害民”之政。英宗对此曾评论说：“朕即位以来，屡诏蠲逋负、轻徭役。但有司奉行弗至，抚字乖方，甚至通同豪猾恣意侵渔，以致小民产业荡然”。
明代赈灾要按照灾民受灾情况划分等级，将政府的赈济钱粮发放给灾民。一些官员由于交通等问题，并不尽心，导致赈济不遍。官员一般在城市中放赈，而偏偏最需要受赈的乡村却因为偏远常常被忽略得不到赈济，“夫颠连无告之民，城市尚少，村落为多，有司之行赈济往往弥缝于城市而疏脱于乡村，城市之中饥户稍有赈济以为观美，而不知穷乡僻野之间横于道路，填于坑谷者不知其几”。如成化六年（1470年），“顺天、河间、真定、保定四府饥，皇上发太仓米粟一百万石分投赈粜，设法赈济京城之民。然则在外州县，村落人家有四五日不举烟火，闭门困卧待尽者；有食树皮草根及困饥疫病死者；有寡妻只夫卖儿卖女卖身者”。救灾中开仓放粮，其本意原是救助困窘的饥民，但是在受赈的人群中受益最多的却并不多是这一群体。“发仓廪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仓舍一启，豪强骈集，里胥乡老匿贫佑富，公家之积抵以饱市井游食之徒，而野处之民曾不得见糠秕。富者连车方舆而贫者曾不获斗升，又乡民有入城待给者，资粮己尽，日货饼饵而卒不得，与此其少得不足偿贷，反因是等死”。
由此可见，明代在救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相当之多的，以上谈论的只是一部分而已。这些问题在明初还表露的不太明显，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项制度不断废弛、吏治也不断腐败，这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最终成为导致明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