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于1809年的柏林大学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由普鲁士教育改革者及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及弟弟亚历山大·冯·洪堡所创立，在欧洲乃至于全世界的影响都相当深远。柏林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确定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全面人文教育的办学宗旨。洪堡在创建柏林大学时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等办学思想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思想的滥觞。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柏林大学，包括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普朗克，哲学家黑格尔、叔本华，神学家施来马赫，法学家萨维尼都曾在此任教。而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哲学家费尔巴哈、著名诗人海涅、铁血宰相俾斯麦等都在这所大学就读过；这里还产生了29位化学、医学、物理和文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其成就可谓惊人。
中国许多知名学者、政治家也在柏林大学留下了他们的身影。新中国开国总理周恩来1922年在这里勤工俭学，教育家蔡元培留德期间对洪堡大学的古典大学思想作过深入研究，包括张君劢、罗家伦、季羡林、贺麟、叶企孙、赵九章等更是柏林大学培养的中国精英。
1946年，朱家骅、辛树帜、盛彤笙这三个柏林大学的校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先后留学瑞士、德国，1922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即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教德语，年仅24岁。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批精英，往往都和德语有关，蔡元培真正弄通的就是德语，鲁迅和郁达夫的德语也相当不错。朱家骅后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1932年起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和学界泰斗，此后还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多项重要职务。
辛树帜是朱家骅在教育界的心腹干将。1922年回国后，朱家骅主政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时，辛即在上述二校任教授。朱执掌教育部后，聘请辛树帜为西北农学院院长。当时他和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四人，被教育界称之为朱家骅的“四大金刚”。1940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辛树帜被排挤，朱家骅二进教育部后，1946年将甘肃学院与甘肃法政学堂合并，成立兰州大学，他又将辛树帜聘为兰州大学校长。
盛彤笙和辛树帜在西北农学院曾经有过一段共事，虽然时间仅一年多，但相互了解，相互信任，特别是在陈立夫驱逐辛树帜的风潮中，盛站在辛这一边，逆境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创建国立兽医学院这件事情上，朱家骅、辛树帜、盛彤笙三个柏林大学的校友真可谓惺惺相惜，一拍即合。
要在西北创办独立的兽医学院，朱家骅深知只有卓越的校长才能办出卓越的学校来，第一件大事，就是要为兽医学院选一个好校长。经辛树帜推荐，他选定了中央大学教授盛彤笙。这位柏林大学的双料博士，八年的从教经验，正值35岁黄金年华，朱家骅选中他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大西北历来是块兵连祸结、苦难多灾之地，加上马氏家族盘踞多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立兽医学院从成立到兰州解放这三年，用盛彤笙的话说，“犹如乳婴阶段”，本应受到百般呵护，但却生不逢时，充满艰辛。值得庆幸的是，教育部长朱家骅、兰大校长辛树帜在任上给予了盛彤笙许多宝贵的支持，使国立兽医学院在极度艰难之中有所建树。
为了创建这所兽医学院，教育部长朱家骅可谓苦心孤诣。
当年国民政府急如星火般的训令：“西北兽医之重要刻不容缓，着先行成立兽医学院并招收一年级新生。”一没校舍，二没师资，三没设备，就要设帐授徒，这犹如要求刚生下的婴儿走路一般，实在勉为其难。朱家骅也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在委任辛树帜筹办兰州大学的同时，先将兽医学院设在兰州大学，作为四学院之一。当行政院将要研究通过设立兽医学院的议案时，为了给学校争取经费和更大的发展机会，他随即提出将学院改为独立设置。1946年10月1日，行政院通过议案后，考虑到国立兽医学院的困难，他协调了两校合作办学。1946年12月，朱家骅训令：
“国立兽医学院院长盛彤笙：
查该院应为独立设置，关于经临各费及员工名额已令知国立兰州大学在案，但为便利教学计仍与国立兰州大学密切合作，该院长并受兰州大学校长之指导，出席该大学校务等会议。”
虽然独立设置，但仍将其和兰州大学捆绑在一起，受兰大校长的指导，自然名正言顺。在教育部的协调下，辛树帜先生给予了鼎力支持，两校密切合作，使国立兽医学院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
首届新生的报名、考试、录取都由兰大负责，首届新生于当年11月1日报到，16日开始上课。那时，盛彤笙还要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授课，完成1946—1947年度的教学任务，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挑选仪器设备，经常往返于南京与兰州之间，学生的日常管理全部托付给兰州大学。而兰州大学正是初创阶段，百事待举，自己也有许多困难，却帮助兽医学院承担了一部分基础课的教学工作，提供了图书借阅和实验仪器使用的便利，学生生活上享受同等待遇。当聘请的教师到兰后，兰大还陆续挤出宿舍30间，安置教职员及眷属。
由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步方艰，疮痍未复，库帑弥绌”，国家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办学经费、仪器设备极度缺乏，师生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都要靠举债度日，新生的学院可谓举步维艰。盛彤笙每当遇到难题，就向朱家骅求援，而他也尽其所能予以解决。
1946年11月，朱家骅致电知照兰州大学及在兰一些单位：
“查兽医教学重在实习，该校兽医学院新创，基础未立，应与兰州各防疫机关及其他有关机构取得联系以便利用其既有设备增进教学效率，又该院校舍本部已会商请卫生署就兰州动物场房屋酌与拨用。”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盛彤笙先后与西北羊毛改进处、卫生署兰州实验动物场、西北马政局、农林部兰州兽疫防治处等单位建立了教学合作关系，这些单位或者提供实习场所，或者无偿支援图书仪器，或者联合开办门诊，都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甘肃省政府还将省上刚成立不久的畜牧兽医研究所连人带资产整体移交给国立兽医学院，这些都给了新生的兽医学院以莫大的支持。
当年财政部确定的20亿元开办费，因下拨迟缓，不断贬值，在征用土地
和修建伏羲堂及从上海购买部分仪器后，已所剩无几。而学校还要购买图书仪器、修建家畜病院、教职工住宅宿舍、围墙道路、水井水塔、建设畜牧场及购买种畜等，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还需要经费15亿元。朱家骅随即向行政院积极争取。1947年10月，财政部追加扩充改良费10亿元，为了将所拨经费尽快拿到手，由教育部担保，“以应领各费作抵”，从银行先行借出5亿，抢在货币贬值之前发挥了效用。不仅如此，朱家骅还特地从教育部的“扩充改良”经费中拿出一万美金，给兽医学院在美国购买图书和仪器设备。仅显微镜，就一次购得18架，从上海空运时，又协调财政部给予免税护照，要求“仰沿途关局所遵照，一经验明照货相符，即予免税放行”，很快运到兰州，解决了办学的急需。在当时国民党上层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成风之时，作出此举，实属罕见。
盛彤笙在海内外延揽的师资，许多都是名重一时的硕学之士，他们学成之后希望回国效力，但人在海外，身不由己，或因路费难以成行，或因对方政府无端阻挠，每当有了难题，盛彤笙就直接给朱家骅写信或发电报，由教育部拿出美元，通过外交途径排除干扰，资助从国外聘请的师资顺利返国。1948年秋，学院学生仅75人，而教职员工就有67人，几乎是1：1的比例，教育部感到冗员过多，盛彤笙申明：“人才为办学之急需，国内兽医人才罗致不易，今后学校的规模还要扩大，储备人才是学校发展所之必须”。教育部破例照准。
1947年9月，当得知兽医馆即将开工并定名伏羲堂时，朱家骅特地为伏羲堂题写了基铭，庆贺伏羲堂奠基。
《伏 羲 堂 基 铭》
瀚海西 暨金微 天苍茫 水清漪
碛礧砢 草萋菲 牧群牲 宗伏羲
物吾與 思弘施 六畜疾 我为医
人乐康 畜蕃滋 大且久 示兹基
中华民国卅六年九月国立兽医学院建
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奠基
这首基铭古调铿锵，意境高远，吐属大雅，字式严整，充满了豪壮之气。之后被盛彤笙勒石刻铭，镶嵌在伏羲堂大门左侧，成为永久的纪念。
朱家骅心中一直惦念着这所学校，1948年他计划到新疆视察的同时，顺道来兰州看看国立兽医学院。盛彤笙备受鼓舞，拟将伏羲堂的开馆剪彩仪式安排到朱家骅来后举行。但人算不如天算，随着国民党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朱家骅终于未能成大西北之行，乃委托兰大校长辛树帜代为出席剪彩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