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启蒙话语的多维阐释造成了话语本身的纷繁复杂和歧义丛生，有关启蒙的言说不绝如缕，众多成篇累牍的论述使启蒙成为言之不尽的意义丛林，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对启蒙“命意”的理解更是景象万千。笔者在思考和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感受到即欲展开的言说的强大压迫。
首先，思想哲学史上的启蒙一直是作为力求接近真理、有着确定内涵的概念的，当讲述“可能发生”的文学叙事以普适价值和普遍规律的启蒙理性原则作为衡量标准时，更加大了归纳和概括的难度。法国启蒙主义倡导者卢梭曾提出启蒙精神对于人的心智的启迪和开发，关注人的情感心绪，但理性原则始终在启蒙精神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启蒙思想曾凭借理性原则设计美好的社会理想而在思想领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当它落实为文学的审美实践时，其中的转换渠道是否畅通无阻？也就是说，在文学文本中再现启蒙话语，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近启蒙精神的本质（暂且将启蒙精神视为稳定不变的理想底本，而不同文本的叙述中，增添、省略或改变的启蒙精神的内在肌质都是不同的）？拥有强烈的哲思色彩的启蒙文学到底加深了文学对世界的把握还是背离了文学的本质？或是当启蒙成为文学的核心理念的时候，理性原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贯彻？当文学以形象演绎世界的方式解读启蒙这一抽象理念时，启蒙话语的确定和表述变得尤其困难。
其次，本论题研究的对象——新时期文学，近距离观照能给研究者带来更多的鲜活感受。新时期文学无论是处于社会的中心还是边缘，文学的审美特质决定了它以鲜活的方式和融入生命的个性体验把握世界，也使笔者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处于一种与对象互动的状态。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话语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即使远离启蒙话语的中心位置，并非时代话语的导引者，笔者仍能感受到启蒙话语对整个新时期文化和思想产生的巨大震撼。但是，近距离审视也加大了客观理性评判的难度，许多鲜活的、未定型的文学现象仍处于变动中，缺少历史的沉淀。新时期的文学启蒙思潮以政治道德批判为肇端，紧接其后的是对封建专制文化的批判，一度以现代性为追求目标，启蒙的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往往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取得一致性，现代社会充分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感，而文学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这种时间的递进？在多大程度上能突显启蒙在历史行进中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文学艺术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超时空，最终是忘却时间的存在。启蒙文学一方面要不断地追随现代性的时间感，另一方面要超越时间的永恒价值。它不仅承受着现代性的压力，还将企盼获得超时间的言说。在考察和探讨新时期启蒙文学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感到把握其内在理路的困难，在试图作出概括和评判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惶惑和困顿，因此，多次感觉到自身的思想无力和语言的匮乏。在完成这一论题的框架搭建时，总是不断地承受着质疑，因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在不断变异，而启蒙文学作品既丰富又充满悖谬。
最后，启蒙话语承受着启蒙后的拷问。学术界大多肯定20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中的启蒙精神，对90年代后文学创作中的启蒙发展大多持悲观态度，或是简单地认定启蒙精神在文学表现中的退隐，或是借置疑80年代文学否定启蒙精神。“80年代是启蒙的时代，90年代是后现代哲学思潮流行的时代”，似乎已是定论。简单地引用“后现代”的理论，借助经过启蒙润泽的社会心理展开对启蒙原则的否定，这是中国“后现代”理论的通用方式。借用后现代理论对中国90年代后的文学进行阐释似乎也成为包医百病的方剂，具有强大的理论覆盖功能。物欲扩张的社会现实使解构启蒙的观点盛行，似乎这样的观点不仅体现了历史演进的合理性，而且似乎是反启蒙或是抛弃启蒙的观点更显示了学术的创新。有意味的是，当年启蒙思想在欧洲社会的兴起正是以对抗文化领域的传统及思维惰性而产生的，而后现代理论自然地把启蒙作为现代的传统，这样的思维模式本身恰好吻合了启蒙的思维。以多元复合的“后现代”思想从不同的层面对启蒙精神进行批驳，把启蒙精神的内涵理解为本质和整一的命题，是否也存在着对启蒙命题的误读？在清醒地认识启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同时，是否该看到全然排斥启蒙的观点也欠客观，对当前中国的文化全局（纵向和横向）缺乏客观冷静的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西方最新思潮的如追星族般的机械运用正说明了启蒙还是目前现实所急需的。当然，值得警醒的是，启蒙思想也不能解决人类精神领域的所有难题，启蒙思潮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前提，也有自身的适用限度。
二
新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没有形成政治意义上的启蒙运动。西方系统的启蒙理论体系，更多是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存在于不同的领域中。借用西方的启蒙原则或启蒙精神进行思想文化改造，与人道主义的社会思潮及拯世济民的传统文化是连接在一起的。当启蒙作为元话语被文学话语再度复述的时候，就产生了新的话语机制。在这其中，部分话语言说必定是重合的，部分话语被省略，而部分话语是新的延伸。
启蒙话语的言说来自人们对精神的探询。启蒙话语的存在与世俗化社会中的精神的迷惘和缺失是密切相关的。无可抵挡的欲望浪潮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现实层面，精神的言说日渐萎缩退却，满足形而下的欲求而放弃形而上的追求无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学文本中都已经成为通用法则。各种现实追求的合理性不断被论证，建构精神乌托邦的计划不断被搁浅。但是，一个社会最终无法舍弃精神的追求，欲望的横溢对人的精神空间的挤占带来了新的失衡，反过来却形成了更为激烈的精神渴求，物质的极大丰富不仅不能替代精神空间，而且诱发了新的精神匮乏感。精神渴求成为隐性话题遍布人的精神空间。无论何时，人作为存在主题，都无法跨越对永恒存在的探询和终极价值的关怀。追寻人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文学作为与知性言说相对应的诗性言说，对于摆脱外在束缚和寻求内在世界、成为抵抗压力、解除焦虑的独特的审美超越方式，文学启蒙话语以审美言说的方式潜在地存在着达成诗性和知性相互融合的可能。
以往对中国文化、思想和文学中的启蒙精神的总结与梳理也是更多地从精神价值系统层面切入的，并获得了颇有成效的成果。然而，意义的最终落实必定是经由言说，古典启蒙将这项任务落实至知识分子阶层。言说的过程是通过语言符号集合的动态化——话语的活动，最终完成启蒙精神要义的传播。意义规定了话语言说的内容和话语言说的规则及方式，反过来，通过言说话语的分析，同样也可以解析出启蒙的精神要义。面对启蒙，内涵丰富复杂甚至歧义丛生，命题的答案不可能如一。因为在不同的历史语境、知识背景中，不同的言说产生的局限话语和增生话语势必会改变原有的启蒙话语言说的立场和姿态。放弃层次分明、鹄的明确的启蒙话语言说方式，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启蒙精神价值的追求，反而更贴近启蒙真实的面貌和状态。借用话语言说的角度来关照新时期文学，对于80年代与90年代的代际断裂的疑问也能获得较为合理的阐释。新时期把90年代出现的“启蒙者”自身质疑的所谓“反启蒙”现象作为启蒙精神应有之义，启蒙精神的当下意义在于不断置疑一切习惯定见和既定权威。不可否认，90年代商品经济的勃兴所带来的文学写作的新态势确实比80年代集中，统一的文学格局有很大的改观，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启蒙精神并没有完全在文学中消退，即使是当反思者成为反思对象的时候，新时期启蒙思潮引发的反思仍在继续。
本书试图以代言和立言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描述启蒙精神在文学中演进的路径，从话语嬗变的角度对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内涵进行梳理。作为传承精神价值和给思想文化赋值的代言和立言的纠葛反复与交织间杂，体现了启蒙话语言说的艰难阻隔、交错缠结以及由此而延伸的矛盾张力。启蒙话语的分化言说显示了知识分子对实现启蒙精神价值的不同的渠道选择。未来启蒙话语的言说不可能消匿，其中代言与立言言说的分化也不可能弥合，甚至会以更为显明的方式显示各自的分别。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现象日渐加重了立言倾向，这种言说方式与多元化社会中的文学的审美本体的突出、作家创作个性的彰显、读者选择意识的增强是吻合的。个体不再向社会整体寻求一种普遍的、共同的、无差异的精神支持，而是以条块分割的方式获得群体化的认同，这种趋势日益明显。在特定的领域或范围内启蒙话语的自成体系的言说构成了知识界众声喧哗的场面。当然，个体也不可能完全放弃对世界的关注和社会的沟通。
同时，无论启蒙话语有多少不同的言说方式，各自差异性有多大，只有真正获得了合法性的证明，知识分子的自我言说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言说，他们的社会职责才能获得真正的体现。20世纪90年代后的文学创作现象和研究状态已充分证明了这一判断。同时，这两种言说方式又完整地构成了启蒙话语的言说状态，代言显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社会角色，获得社会存在的合法性，达成与社会的共通；同时，知识分子又通过立言的方式坚守着心灵的安居地，显示着个性的独特价值。但是，过度地行使“代言”功能，启蒙话语容易被社会话语所替代，最终完全丧失精神的独立性，“革命文学”以来的重视社会现实功能的启蒙准则最终只能是“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的现代翻版；过分扩张立言，往往会形成另一片面性，“自言”和“独语”的方式容易造成知识者的自恋，缺少警醒和反思。并行不悖地存在代言和立言两种言说方式及两者间的对立和深层次勾连才能显示启蒙的精神价值。
另外，我们也该清醒地认识到，代言和立言所构成的启蒙话语言说体系不应该是自我封闭的自足空间，我们所持的开放姿态不是仅在知识者的话语空间中的开放，同时，启蒙话语的言说也将溢出知识者话语空间，甚至底层涌动的民间话语在冲击着纯粹知识领域的启蒙言说，也不失为新的参照体系。
三
当然，本书对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解读仅仅是期望在众多对启蒙文学的研究中进行新的尝试，正如启蒙话语能够被作为元话语具有不断得以延伸的话语空间一样，本书的研究仍然存在着许多未及深入的疑问。代言与立言的概括依然是一种粗线条的描摹，启蒙话语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关联、排斥依然是有待进一步厘清的命题，研究尚待深入和挖掘。
1.启蒙话语的渗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进程？如由于启蒙话语的渗透，建构了怎样的精神价值体系？启蒙话语在新时期文学的实践中，过多地依赖了其他领域的话语，而缺乏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启蒙文学所擅长的是哪种体裁？启蒙叙事中，到底有哪些特定的题材成为启蒙文学创作无法避免的关注领域？有哪些形象体系是因启蒙叙事而构建的？怎样的情节模式或者抒情模式是启蒙文学所特有的？哪些特定的形式要素是启蒙文学所必要的？这些，都是启蒙价值内化落实于文学话语实践应该细化和深化的问题。
2.90年代世俗大潮的兴起，启蒙因何首当其冲地成为目标。“谁有资格启蒙”、“对谁启蒙”和“为何启蒙？”这些问题的提出，使启蒙精神受到严厉的拷问。有人认定启蒙话语是知识者自誉为精英的傲慢言说。那么，启蒙者与民众间的距离到底是启蒙内在的应有之义，还是知识者言说启蒙的一种习惯姿态？这种责任背景决定了新时期文学总是以知识者的话语为研究对象，放弃了对所谓的被启蒙对象的关照，一方面在不断地指责这种画地为牢、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这种姿态被视为是矫情的），另一方面总是把被启蒙对象进行泛化研究或完全忽略。新时期文学曾经发出救救孩子、救救农民、救救国民灵魂的呼吁，直至知识者自身也成为挽救对象。随着启蒙姿态的调整，知识者对自我反思、警醒倾向的偏重，同时也带来了启蒙者和被启蒙者内在组成的变化，因而研究的观照对象和角度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启蒙者的自恋”倾向容易导致言说的故步自封甚至自闭。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五四启蒙本身就是为了打破封闭的文化环境的努力。而当我们将启蒙仅仅理解为抽象的概念和几条框框的时候，本身就是对启蒙的曲解。
3.是否因为启蒙话语的嵌入而改变了作家的写作范式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文学话语言说的构成是作者和读者共同铸造的读写空间。作家在作品中的自我人格的改善同时也影响了读者，读者心理的改变反过来又改写了新的读写空间。古典启蒙姿态曾经表现出特别浓厚的精英气质，这种特定的话语模式折射着怎样的心理结构，对哪些作家产生了比较重大的影响？启蒙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读者的接受理念，改变后的读者阅读期待又对作者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考察作者创作姿态和读者的阅读期待，我们发现，两者的关系由救赎/祈盼的关系模式转变为放逐/嬉戏的关系模式，启蒙话语也从社会的核心、彰显的文本变为边缘的、遮掩的文本。这样的结果到底是背离了启蒙要义，还是更贴近启蒙初衷？
“片言可以明白意，坐驰可以役不景”的理论前景可能只是事实本身的一种失真描述。本论题的研究不可能成为唯一的定论，但希望在多元共生的文化语境中能对新时期启蒙文学建立开放性的研究框架，因为现有的文学现象及其研究终将会成为未来借鉴和反思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