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方神秘主义的“理想国”——苏非派作家与中国
进入中国的苏非主义
神秘主义滥觞于人类的原始思维，是初民时期人类探究精神生命和宇宙秘密的一种精神现象。它是一种精神的体验和认知方式，因此与同是原始思维产物的宗教信仰有不解之缘。
东方神秘主义是西方学界话语的产物，在一些西方学者的心目中，东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中富有神秘主义。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西方宗教中同样寄寓着不少神秘主义，是东西方学人对作为参照物的对方不够了解的原因所致。
长期以来，人类在努力探索人生和宇宙奥秘过程中所形成的神秘主义这种精神现象，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宗教、哲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之中。神秘主义在运用类比、联想、比喻、象征、想象、直觉、体验等手段来表现的时候，更多地借用文学作品为载体。于是作家，尤其是具有宗教文化传统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有意或无意流露出带有宗教性的神秘主义是不足为奇的。这一点在宗教意识强烈地渗透阿拉伯人的血液的阿拉伯作家来说，不少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神秘主义倾向，是很正常的，尤其是苏非派作家。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但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因为它们在神秘主义的信仰和礼仪方面的主张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分支。“苏非”一词来自阿拉伯文的“sufr”， 东西方学者一致认为“苏非”源于羊毛（as-suf）这个词，它是因为当时修道者穿着白色羊毛衣袍而得名。因此，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就与苏非派的历史产生了联系。尽管人们在探究的过程中难以统一不同的观点，但是从苏非派的信仰和仪式来看，他们确实不同于普通穆斯林，他们企求灵魂的净化以达到更高的品位，而穿着与他们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生活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体现了他们追求忘我、寂灭、与主合一而获得真知的愿望。
苏非派何时传入中国并产生影响，限于资料证据目前尚难定论。《元史》中曾有苏非托钵僧（即游方僧）已到过中国的记载在明中叶兴起的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的读本中，以及明末清初的汉文伊斯兰教著述中，都不难发现苏非派影响的痕迹。苏非派除了在思想、学术、文化上对中国伊斯兰教有不少影响以外，更重要的影响反映在中国西北地区门宦、道堂等宗教活动的制度和组织问题上。
“门宦”一词据说源于汉族“宦门”、“门阀”，表明其创始人为某个有影响的家族姓氏并逐渐形成世袭制。它由外人称之，后来各门宦也逐渐接受。作为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教派，它在国外称为“苏非”，在新疆又称为“依禅”，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被称为“门宦”。在甘、宁、青共有四大门宦，即虎夫耶、哲赫忍耶、嘎的忍耶、库不忍耶。
“依禅”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些地方上的一个苏非派别。“依禅”一词的来源与含义难以为人所知。据学者考证可能源于波斯语第三人称代词“他们”。【注1】后来，“依禅”这个词逐渐演变为对教团首领的尊称。随之“依禅派”作为苏非派的一支也形成了。但它与一般的苏非教团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其独自的特点，这也是伊斯兰教地方化、民族化的必然结果。
苏非派作家笔下的中国
中古时期伊斯兰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苏非文学的勃兴。所谓苏非文学即是指那些以宣扬苏非教义及其神秘主义哲学为主旨的文学作品。由于神秘主义的广泛传播，阿拉伯文坛（包括波斯文坛）涌现出一批卓有成绩的苏非诗人和作家，也有不少是或多或少受到苏非思想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他们的诗作著述题材广泛，形式多样，为中古阿拉伯时期的伊斯兰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贡献。
早期苏非诗人的代表之一是阿布马杰德·马杰杜德·萨纳伊（1080～1140）。他出身贵族，生于加兹尼（今阿富汗境内）。青年时代即为宫廷诗人，后在出游呼罗珊（霍拉桑）的旅途中，结识了不少苏非派的学者，深受影响。当他前往麦加朝圣时，有意访问苏非学者，探讨神秘主义的真谛，终于成为一名苏非导师。在他的《萨纳伊诗集》中，那些“伽扎尔”体苏非抒情诗直抒胸臆，有的表现出作者对中国的理解，例如：“罗马人、中国人的品行尽人皆知／萨纳伊品质如何？敬请看个仔细／透视内心深处，不见贪婪和铿吝／从里到外，绝无半点狂妄和敌意。”【注2】萨纳伊将自己刻画成一个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专注于精神修炼的虔诚的苏非修道者。为表明他品格的优秀，首先与尽人皆知的罗马人、中国人相提并论。这表明中国和罗马一样，在古代阿拉伯世界享有盛名，中国人的品行也和罗马人一样，被古代阿拉伯人所熟知。既然，诗人将“中国人的品行”用以自比，自然认为是很优秀的，这充分说明古代阿拉伯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和深刻的了解。
苏非派叙事诗创作到莫拉维时达到顶峰，他被公认是苏非神秘主义诗歌的集大成者。莫拉维全称加拉尔丁·穆罕默德·莫拉维（又译鲁米，1207～1273），生于巴尔赫（今阿富汗境内）。其父巴哈丁·瓦拉德是苏非长老、学者，在他24岁时去世。从此，莫拉维继承教职，也成为苏非长老。他用“玛斯纳维”体创作的6卷本叙事诗集《玛斯纳维》约52000余行，是其主要作品。这部借故事、寓言来阐发苏非观点的长篇巨作被誉为“知识之海”，是苏非派公认的稀世宝典。在《关于罗马画家与中国画家比试绘画技艺的故事》里，说中国画家如何调色作画，画出的画绚丽多彩、栩栩如生、精美绝伦，而罗马画家只将中国画对面的墙擦拭得洁白光亮，待双方拿出画作比美时，罗马画家拿出的却是映照在他们墙上的中国画，不下一笔、不着一色，却尽得风流。继而，诗人笔锋一转，道出其中的神秘与奥妙：“罗马人就像是苏非信徒、兄弟／不恋功业，不慕世上柳绿花红／他们完全洗净自己的内心／心中了无欲念，不贪不恨／把心胸磨洗得如同一面明镜／明镜照鉴无限的世态人情／心境既明，味与色就全然摈弃／领略到的是坚定信主的真谛／他们摆脱了道义与学说的困扰／谨守遵行的唯有敬主之道。”【注3】诗人从一个故事中引申出符合苏非观点的解释，达到宣经布道的宣传目的。莫拉维如同他的前辈作家萨纳伊一样，为了宣扬苏非派的思想，也将中国和罗马相提并论，诚如他自己所言：“萨纳伊是眼睛，阿塔尔是心灵，我们追随的是列位先辈的传统。”【注4】莫拉维在将中国和罗马两国画家的比较中，明显表现出扬罗贬中的倾向，这是和他的先辈作家迥然不同之处。尽管如此，还是表明当时阿拉伯人对中国人的绘画艺术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和较高的审美评价。
莫拉维的足音未远，沙姆斯丁·穆罕默德·哈非兹登上诗坛。“哈非兹”意为“能背诵《古兰经》的人”。因此，他的抒情诗是世俗情诗和宗教情诗相结合的产物。他的生前好友，也是其诗集的第一个编者——穆罕默德·古兰丹姆在《哈非兹诗集》序言中指出：“苏非派歌颂真主时，听不到哈非兹的激动人心的诗，就唤不起狂热的感情，酒徒欢聚时，不吟咏他的情意缠绵的诗句，就感到意犹未尽。”【注5】可见他的诗被苏非派人士用来歌颂真主，世俗市民则从他的诗中发现了醇酒与爱情。伊朗文艺评论家阿里·达师提在一本论哈非兹的诗歌论著中，曾经指出：“哈非兹有莫拉维的灵魂，萨迪的语言和海亚姆的思想。”【注6】意指从哈非兹的诗中可以发现和莫拉维一样的阐扬苏非教义和神秘主义哲理的倾向，萨迪那种清新、质朴、凝练的语言，以及海亚姆批判伪善宗教人士的精神。在人民的心目中，哈非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诗人，而且是一位睿智的圣哲，修道有成的神秘主义学者。据说在伊朗，他的诗集发行量之大仅次于《古兰经》，而且有些诗句还被人们拿来占卜吉凶，可见其诗中的神秘主义色彩。
在哈非兹的诗中，曾多次提及中国的麝香和画工，这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在其诗中还多次借“蜡烛”、“螟蛾”等意象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假如对着你的笑貌／蜡烛曾敢于和你媲美／它日夜在情人面前垂泪／该是为自己的狂傲请罪。”“我如同一支蜡烛／已经灯灭油尽／酒罐在对我哭泣／巴尔巴特【注7】在呜咽。”“夜烛啊，发出你灿烂的光亮／把螟蛾吸引到灯下来／黎明将至，蜡烛的光华／也将消失——不会青山常在。”“在这与情人分离的黑夜里／让螟蛾信使飞向我的身旁／不要让我由于对你的思念/把世界焚毁，像蜡烛一样。”【注8】“假如你是情人，就请围着美丽的情人身边转／只有在欲火中焚身才能从飞蛾那里学会爱／哈非兹为了你即使不能像飞蛾那样徇情／他在你面前也势必像蜡烛样熔化成灰。”【注9】诗“可以言情，可以喻道”，在这些诗中，蜡烛与飞蛾的意象都与爱情结缘，和中国唐朝诗人李商隐的名作《无题》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情感表达方式与表现手法，非常相似。但是由于哈非兹曾刻苦攻读过伊斯兰教法学和苏非主义神学，他既是个著名诗人，又是个修道有成的神秘主义学者，因此，他的许多抒情诗都同时具有苏非思想和世俗性。上述诗句就可理解为包含了苏非思想的世俗爱情诗，表现了诗人的理想和追求。诗中的“蜡烛”和“飞蛾”（“螟蛾”）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前者喻“真理”（或真主），后者喻追求者的执著精神。
在波斯籍的苏非诗人中，形成苏非文学高潮组成部分的还有哈珠·克尔曼尼（1290～1352）。他青年时代就小有名气，外出游学期间曾朝觐过麦加，到过巴格达等地。他曾在当时著名的苏非长老阿拉道莱·塞姆南尼（1261～1336）的门下受业，成为虔诚的苏非圣徒，因此他的抒情诗中具有浓厚的苏非主义色彩。哈珠的第一部叙事诗《霍马与胡马云》于1331年创作于巴格达。其中的主要情节是伊朗王子霍马因慕念中国公主胡马云而放弃王位，千里迢迢前去中国寻找，历经千辛万苦，霍马才和公主结合。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霍马想念中国公主的起因是因为一位仙女让他见到了公主的肖像并告诉他：“这里画的是中国公主胡马云，睁开你的慧眼，你就能看出这幅像上画的人对你情意深长。”【注9】冥冥中位天使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寻访意中人，你应启程去中国，还要有决心为爱情而献身。”这时“王子一觉醒来，原来他这是做了一个梦。”这类“梦中佳人”和“画中人”的故事在中国戏剧《牡丹亭》和《画中人》中都有雷同的描写。表现了中古时期东方民族对自由幸福爱情的追求。另外，作品中还有中国公主胡马云为考验霍马的勇敢而戴上面具上阵和他厮杀的描述。“她（中国公主胡马云）为了考验霍马，就装作一个生人，大喝一声，并问霍马姓名，而且对他进行威胁。”“两个人你来我往拼力厮杀，后来霍马把胡马云打翻在地，正要抽出匕首，一刀结果了她，胡马云这才把面具取下，露出本相。”中国最早的历史剧目《兰陵王人阵曲》描写北齐兰陵王高长恭虽勇武过人，但因貌美而不足以畏敌，因此上阵时戴一假面具上阵厮杀。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一定具有更深层的文化历史交流的背景。这类故事题材在哈珠以前的波斯文学和阿拉伯文学创作中都没有出现过，可以认为这是诗人哈珠的独立创作，而非摹仿或继承前人的作品。它反映了诗人对中国的向往，是中古时期，中国和阿拉伯、波斯地区人民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反映。
【注1：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研究室：《伊斯兰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29页。】
【注2：参见元文琪著：《伊斯兰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84页。】
【注3：参见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111页。】
【注4：元文琪著：《伊斯兰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9页。】
【注5：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版，第178页。】
【注6：同上。】
【注7：巴尔巴特：一种乐器。】
【注8：均引自邢秉顺译：《哈非兹抒情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9：《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1辑，中国社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6页。】 【注9：[伊朗]扎赫拉·恒拉里著，张鸿年译《波斯文学故事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