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图泰在游记中还盛赞了中国各大都市的繁华。称泉州“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深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这很像我国希哲洛玛赛城的情况一样。穆斯林单住一城。”【注1】白图泰笔下的广州是个世界性的大都会，“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城中央有一座九门大庙，每一门内设有圆柱和台凳，供居住者坐息。”“据说：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城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可理解为总教长）。中国每一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注2】。
白图泰这位周游世界，曾出人过印度德里、埃及开罗宫廷的大旅行家，对杭州的繁荣和宏大的记述，也极尽其能事。称“该城是我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全城长达三日程，在该城旅行需要就餐投宿。该城的布局，正如我们谈过的那样，是每人有自己的花园，有自己的住宅。”“第三日进第三城，穆斯林们住此城内，城市美丽，市街布局和伊斯兰地区一样”【注3】。白图泰还提及杭州显贵郭尔塔对他的热情款待，并派其子陪他们荡舟水上。“他携带歌手乐师，他们用中国文、阿拉伯文，也用波斯文演唱。而公子嗜爱波斯音乐。歌手们演唱一首波斯诗，公子命他们重复多遍，使我于倾听之后，竟熟记无误了。这支歌曲极其委婉动听。”“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风帆与绸伞，相映生辉。雕舫画艇，十分精致。游船相遇时，乘客多用柑橘、柠檬投报。”【注4】这是一派多么美丽动人的景象，杭州在白图泰心目中真可谓是“天堂”。
白图泰在杭州还为后人记述了一个有关“魔术师的故事”。“魔术师拿出一个木球，球上有一个洞眼，上面系着长绳，他把木球向空中一抛，球便扶摇直上，直至消失。……魔术师让他的徒弟缘绳而上，他爬着爬着也不见了，连喊他三声都未答应，他便气狠狠地抄起一把刀子，顺绳而上，他也看不见了。一会见他把那孩子的一只手丢在地上，一会又丢下来一只脚，不久又丢下来另一只手，不久又丢下来另一只脚，又丢下他的身体，最后丢下他的头。不一会他气喘吁吁的满身血污，凌空而降，他把孩子的肢体捡拾到一起，拼凑好，只见他用脚一踢，那孩子便毫发无损腾地站起”【注5】。游记中所描述的这一魔术和《聊斋志异》卷一《偷桃》一节极为相似。《偷桃》写父亲迫于官命，让儿子去天上王母娘娘园中偷桃。为父者“乃启笥，出绳一团，约数十丈，理其端，望空中掷去；绳即悬立空际，若有物以挂之。……遂以绳授子，曰：‘持此可登。’……子乃持索，盘旋而上，手移足随，如蛛趁丝，渐入云霄，不可复见。久之，坠一桃，如碗大。……忽而绳落地上，术人惊曰：‘殆矣！上有人断吾绳，儿将焉托！’移时，一物坠。视之，其子首也。……又移时，一足落；无何，肢体纷坠，无复存者。术人大悲。一一拾置笥中而阖之，坐官骇诧，各有赐金。术人受而缠诸腰，乃扣笥而呼日：‘八八儿，不出谢赏，将何待？’忽一蓬头僮首抵笥盖而出，望北稽首，则其子也”【注6】。
这两段记述几乎完全一样，白图泰来中国是在元朝末年。《偷桃》后记曰：“后闻白莲教能为此术”【注7】。白莲教是元代民间秘密流传着的一种宗教，崇奉弥勒佛，宣称弥勒降生，明王出世，世道将会改变。白莲教素以各种魔术幻术取信于人，信徒颇多，元、明、清三朝皆有。其中尤以元朝末年盛行，并终酿成红巾军起义为明朝的建立打下基础。由此可见，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所记属实，并非虚构或道听途说。
白图泰在游记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元大都北京，即书中的“汗八里”。他称之为“可汗的京城”，“世界上最大的京都之一”。元大都的宫殿和地下皇陵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详细地记述了“可汗的宫殿”“位于城的中央，专供可汗居住，其建筑多为精工雕刻的木质结构，布局独具风格，有门七座……”。继后他一一记述每座门的管理、守卫和功用等方面的情况【注8】。他记述了可汗死后人们“为可汗筑一大陵墓，那实际上是一大地下宫殿，里面铺着精美地毯，陈设着可汗生前使用的武器和金银器皿，并由使女四名、亲近奴隶六人殉葬。”【注9】在这里他不仅记述了“活殉”的情况而且还记述了可汗的陵墓要被飞驰的骏马踏实的情况，其实这是蒙古族可汗死后怕被人盗墓的一种传统做法。他还写道：“这一仪式，全城无论男女，不分穆斯林异教徒都踊跃参加。他们全都穿戴孝服，异教徒戴白色头巾，穆斯林穿白色衣服。可汗的哈同们亲随们于坟旁守灵达四十日，有的人守灵长至一年”【注10】。伊本白图泰来中国大约在1347年左右，正值元顺帝执政时期（1333～1368），1368年明朝建立，元顺帝逃到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1371年善终于应昌府。因此，他不可能亲历可汗即元顺帝死的过程，此段记述可能是别人增添，或他听前人游历中国后的观感。但无论如何他还是为人们提供了不少外国人心目中的中国情况，表现了中国和阿拉伯人民之间密切的往来关系。
白图泰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高度赞扬了中国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完善的交通设施。他在游记中写道：“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因他们的安排是每一投宿处都设有旅店，有官吏率一批骑步兵驻扎。”【注11】由于中国各主要交通路线都设置了骚站，并有专门的官吏率骑步兵丁管理，给行人提供交通工具和所需食物，所以可以确保行人的旅行安全。
白图泰还发表评论说：“中国人是膜拜偶像的异教徒，像印度人一样火化尸体。”但是“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等用的清真大寺”【注12】。在他记述的中国各大城市中几乎都写到了穆斯林在中国的良好境遇，他们在各地都备受尊重。白图泰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尊重异教徒和信仰自由的文明行为深表敬佩，溢于言表。
白图泰对中国海外贸易的情况格外重视，对中国发达的航海业也印象深刻。他说：“中国船只共分三类：大的称作艟克，复数是朱努克；中者为糟；小者为舸舸姆。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每一大船役使千人：其中海员六百，战士四百，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泉州）建造，或在隋尼凯兰即隋尼隋尼（广州）建造”【注13】。中国的船主拥有大量的设备如此完善、船体如此宏大的海舶。他们常常将这些船只派往各国从事海外贸易。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外国商人的欢迎，中国人是阿拉伯人极好的贸易伙伴。
此外，伊本·白图泰还在游记中记述了“中国瓷器”，“中国鸡”，中国人“交易时通用的钞币”，中国人烧制瓷器时“代替木炭的泥土燃料”，中国的“船舶登记律例”，“防止商人堕落的惯例”等等，充分体现了一个阿拉伯学者对中国各类问题的悉心洞察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伊本·白图泰在游记中记述与描绘的14世纪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等方面的生动画卷，不仅洋溢着他所代表的广大阿拉伯人民对伟大中国的美好憧憬，也为中国和阿拉伯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史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文献资料。
2.丝绸古道通信息——菲尔多西《列王纪》与中国
《列王纪》的创作缘起
古代伊斯兰文学的发展轨迹明显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初兴时期与伊斯兰教的发展同步。开始时，伊斯兰教是单一的阿拉伯民族宗教，进而演化为阿拉伯帝国范围内多民族共同信仰的宗教。此时，基本上是阿拉伯语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即其他民族的诗人和作家都用阿拉伯文进行创作。其二，自9世纪中叶始，波斯语文学崛起，并逐渐取代阿拉伯语文学而居于阿拉伯文坛的主导地位，成为伊斯兰文学的代表。其水平之高、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远非一般阿拉伯文学所能比。菲尔多西（940～1020）创作的《列王纪》即是一大标志。
8世纪中叶，穆罕默德之叔阿巴斯的后裔创建了阿巴斯王朝，即黑衣大食（750～1258）。它与完全依靠阿拉伯各部落支持的楼马亚王朝相比，有下述几点主要的不同：其一，楼马亚王朝是纯粹的“阿拉伯国家”，而阿巴斯王朝则是由信奉伊斯兰教的多民族组成的大帝国，它以阿拉伯哈里发为象征。其二，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已基本完成由单一的民族信仰向多民族的共同信仰的演变，与此同时，阿拉伯语也基本完成由单一民族的语言向多民族语言演变的过程。其三，阿巴斯王朝的前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文学上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中精通阿拉伯语的异族，主要是波斯，他们的政治家、学者和诗人等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阿巴斯王朝的中期和后期已逐渐衰弱，只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在维系着这个庞大而松散的帝国。
菲尔多西生活和创作《列王纪》时恰恰在阿巴斯王朝由盛至衰的中期。波斯人早已在远离阿拉伯人统治中心巴格达的波斯东部、东南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这些地方政权的统治者表面上臣服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实际上他们自行其政，在思想文化领域主张重整波斯文明，宣扬波斯文化传统的优越性，重塑波斯人民的自信心。大权旁落的哈里发政权已无暇顾及这些非阿拉伯统治的政权，于是波斯地方政权的统治者更加倡导与推动反对阿拉伯人的运动，“舒毕思潮”应运而生。“舒毕”一词为阿拉伯语“部族”之意。阿拉伯人征服各国后实行民族歧视政策，被征服民族，主要是波斯人援引《古兰经》语句，以说明各民族及部族要一律平等，因此，波斯人反抗阿拉伯人侵略和统治的这股强大的爱国主义思潮即被称为“舒毕思潮”。
在“舒毕思潮”的影响下，波斯人抵制阿拉伯语，坚持以本民族通用的巴列维语即中古波斯语进行写作，努力宣扬波斯的悠久历史及古代文明。至9世纪下半叶，逐渐兴起的达里波斯语开始慢慢取代巴列维语而成为伊斯兰时期波斯的书面语言。在达里波斯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受到传统的巴列维语影响自不待言，而另一方面却随着信仰伊斯兰教，诵读《古兰经》又接受了大量的阿拉伯语宗教词汇，加之阿拉伯统治者千方百计地推行阿拉伯语，其影响异常深广。因为经过改进的阿拉伯文明显地优于读写困难的巴列维文，所以新兴的达里波斯语便采用了阿拉伯文的书写形式。但无论从字母、词汇、语法、发言等方面来分析，渗入达里波斯语的阿拉伯语因素，与原来相比均有变异。诗人菲尔多西正是在这种从思想文化到语言表达都充满爱国主义的热潮中，以新兴的达里波斯语为表达思想的工具撰写了《列王纪》。这部完全可以和印度两大史诗相媲美的不朽史诗，也堪称是伊斯兰文学的优秀之作。
诗人菲尔多西生前和死后都有人撰写过《列王纪》（又称《王书》），但是给后世留下一部完整的伟大史诗者却只有菲尔多西一人。他呕心沥血30余年写成的大史诗，其实是在他年轻时就已开始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他曾说过：“我曾辛劳不倦，阅读典籍，有的是阿拉伯语有的是巴列维语”，还说：“我无数次向人们请教询问，怕是年深日久往事湮没无闻。”【注14】由于菲尔多西学识渊博，又吸收了许多民间的素材，因此，《列王纪》中对中国也多有涉及。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剑桥大学东西科学史图书馆馆长李约瑟（1900～？）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所指出：“波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托斯的菲尔多西在公元990～1001年间迦斯那维特王一世时代写下了《王书》（《列王纪》）史诗，可是他所应用的史诗资料却是很古的，这些资料最早是出现在中古代的波斯教之中，这些散文曾由伊本·莫瓜法（伊本·穆格法）译成阿拉伯文。它们仿佛没有中国史诗的来源那么古。对于这个题目（即《王书》和中国史诗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这里所以提到，不过是作为文化上可能发生过交流的一个例子”【注15】。由此可见，从菲尔多西创作《列王纪》的缘由开始，就已经对《列王纪》与中国的关系埋下了研究的契机。
《列王纪》与《封神演义》
西方一些对民间传说的结构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曾争论过蒙古人向西扩张是否对主要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传入欧洲起过重要作用的问题。这个领域颇能诱导人们去积极进行这类问题的研究，这也是进行比较研究方面的一片沃土。西方学者对中国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的研究，已做出过不少的成绩，但只有很少的文献和结论能够达到在汉学研究方面令人满意的水平。但是有些东方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也曾做过大胆尝试，尽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同有些西方学者一样，还只是近于猜想。比如印度学者索雅奇（Coyajl）“他曾将波斯人菲尔多西的史诗《王书》（即《列王纪》）和中国的史诗或传说故事《封神演义》作过杰出的比较”【注16】。
【注1：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45页。】
【注2：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46页～547页。】
【注3：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51页。】
【注4：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53页。】
【注5：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553页～554页。】
【注6：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3页。】
【注7：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34页。】
【注8：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56页～557页。】
【注9、注10】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58页。】
【注11：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5页。】
【注12：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541页。】
【注13：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第486页。】
【注14：菲尔多西著，张鸿年译：《列王纪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注15：[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56页。】
【注16：{英]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54页～3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