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明白,这是给神写的,给人看的。一个贪婪霸道者的敲诈嘴脸活灵活现。
邻近几个村子的秦腔迷组织了一个松散性自乐班。其中一位唱老生和一位唱老旦的都是丧偶老人。这一男一女经多年配对演唱,碰出爱情火花。他们结婚时,有位老年票友送去了一副对联:
“一对新夫妻,两个老家伙。”
此联对仗工稳,但按照严格的规范却有合掌之嫌(即上下两联讲了同一个意思)。然而大家都觉得这一副对联写得好——戏谑贴切。
某市一位青年作家去农村采风,见到一家门前贴着虽然红纸有些退色但字迹仍然清晰的对联:
“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
他伫立良久仍不解其意,心想撰联者可能会是一位文墨很深的人。不一会,屋里出来一人,臂上挎着一个大篮子,篮子上盖了一层湿布。作家忙问:“这副对联怎么一长(chánɡ)到底?”“不,还有一个长(zhǎnɡ)音。”“哦,是。请教怎么个读法?”主人没有立即回答,把采风者领进茅草屋,揭开两口大瓦缸,原来是半大不小的豆芽菜。这才说:“我盼望豆芽菜长(chánɡ)长(zhǎnɡ)长(chánɡ)长(zhǎnɡ)长长(chánɡchánɡ)长(zhǎnɡ);长(zhǎnɡ)长(chánɡ)长(zhǎnɡ)长(chánɡ)长(zhǎnɡ)长长(chánɡchánɡ)。”他又揭开篮子上的湿布,说:“瞧,我正准备出门卖豆芽菜去。”作家连声称妙;怕耽误人家生意,便礼貌地告辞了。
某村一后生已经定好了结婚日期,不料老人病亡。但大热天,埋葬绝不可后拖。亲属和村上的人都觉得红白喜事只好一起过。既然是过大事,总得有些气氛。他的家人,为门上的对联发了愁。这时村上的一位退休教师送来了一副对联:
“红是事,白是事,红白是事;哭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
众人都说写得好,但主家的人对下联不甚满意。这位教师说:“准备笔墨纸砚,我另写下联。”他另写的下联是“哭亦宜,笑亦宜,哭笑皆宜。”其实原句和改句是一个意思,都对——哭、笑各有所因。
其实早在明朝,解缙已有类似联句。故事情节与上述情况大体相同,解缙的原对为:
遇丧事,行婚礼,哭乎?笑乎?细思想,哭笑不得;辞灵柩,入洞房,进耶?退耶?再斟酌,进退两难。横批:乐极生悲。
将这两副对联加以比较,可以看出,都写得明白,不过,前者显得民间化,后者带文人语气。
1960年春节时,一个被监督改造的地主分子发牢骚,在门上贴出一副对联:
“二两薯酒除旧岁;半斤豆腐迎新春。”
结果被认为是给社会主义抹黑,遭到严厉批斗。若干年后,有人想起了这件事,他说:“这可的确是那段困难时期的真实写照。”
“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这副对联浅显直白,原指得到了好处还非常不满。前些年这副对联又见诸报端,但有了新的含意——“吃肉”表示广大群众在改革开放中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提高;“骂娘”则主要反映了由于社会分配不公,一部分人的心态无法平衡。
本文开头所说的民间联的特点,从贾平凹先生的小说《秦腔》中也可得到充分印证。夏天智是个秦腔迷,他为儿子结婚准备请秦腔草台班子在清风街秦镜楼戏台上唱大戏。小药铺老板赵宏声帮忙给戏台上写了一副对联:
“名场利场无非戏场做出泼天富贵,冷药热药总是妙药医不尽遍地炎凉。”
有人问赵:“你这是贺喜哩还是给你做广告哩?”
丰乳肥臀、风韵十足的金莲看着染坊门口的对联:
“进来了,我知道你的长短;出去了,你知道我的深浅。”
清风街开办了市场。君亭问赵宏声:“你怎么不给牌楼上写个联呢?”赵说:“有——‘我若卖奸脑塗地;尔敢欺心头有天。’”君亭说:“这不行,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你管人家怎么卖的?!”赵又说了一副:“少管窝里闲事;多赚外人银钱。”君亭说:“还行。我最烦有些人说是非!”他到底是个村干部,增加了几个新名词,改为:“要开放就得少管窝子里闲事;奔小康看谁能多赚外来的银钱。”君亭又说:“我路过丁霸槽家,门上贴了联,一边是‘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一边是‘通讯基本靠吼,娱乐基本靠手’,这是你给他写的吧?”赵说:“他的意思,我编的句,调子有点灰,是不是损害了咱清风街的形象?”
以上诸联给笔者留下了这么几点感受和看法。一、贾平凹不愧是孙见喜所称的鬼才,通过《秦腔》中的对联可见一斑。二、小说中的有些对联,字数上下不对,短语结构上下不对,实属病联。想来这并非作者的疏忽,而是书中主人公的文化水平的写实。三、有位评论家说:“贾平凹的语言深得中国汉字的特点,它把文言、现代汉语、农民口语熔为一炉。”《秦腔》中的对联便印证了这一观点。
奇特巧妙无情对
对联是一种言简意赅,短小精悍的传统文学形式。上下两联思路贯通,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意,可言志咏物,可抒怀叙事。不过也有些对联并非如此,这便是对联的另类——无情对。所谓无情对,即只求平仄对仗,而不管内容上有无联系。换句话说,无情对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联种。虽然如此,但却因颇具特色而为历代文人所钟爱。
一字对“墨”,有人对“白”,有人对“红”,均不理想。有人对之以“泉”,十分成功。这里暗含了拆解手法:“白水”对“黑土”,自然贴切。
郭沫若六岁那年,私塾教师钓鱼回来,写了“钓鱼”二字索对。郭沫若前不久看过《杨香打虎》木偶戏,他不禁脱口而出:“打虎”。
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一学童在池塘玩水,影响上学。教师生了气,罚大家对对子,出题“濯足”二字,毛泽东应声对曰:“修身”。
明成祖朱棣(dì)对文臣解缙说:“我有一上联‘色难’,但就是想不出下联。”解缙应声答道:“容易。”朱棣说:“既说容易,你就对出下联吧。”解缙说:“我不是对出来了吗?”朱棣愣了半天,方恍然大悟。“色难”即面有难色之意。“容”对“色”,“易”对“难”,实乃精巧之无情对。
郭沫若六岁那年,私塾老师钓鱼回来,写了“钓鱼”索对。郭沫若前不久看过《杨香打虎》木偶戏,他不禁脱口而出:“打虎”。
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读书时经常对对子。有一回寿镜吾老师出了上联:“独角兽”。学生中有的对“两头蛇”,有的对“九头鸟”,还有的对“百足虫”。老师都不满意。最后鲁迅对“比目鱼”。老师高兴地说:“好!‘独角兽’中的‘独’含‘单’义,‘比目鱼’中的‘比’含‘双’义。真是佳偶天成。”
盛夏,几位老人在一起纳凉。有一人指手中的烟嘴说:“这个烟嘴呈血红色,人称‘血牙嘴’,我就以这三个字为上联,谁能对出,以此烟嘴为赠。不过有个条件,血,牙,嘴都和人体有关,下联也须如此。”座中一人沉思良久,说“包在我身上了——你们看,我身上包的是什么?汗背心。‘汗、背、心’岂不与人体有关。”这一调皮的答话和无可挑剔的应对赢得了一阵掌声,赢来了“血牙嘴”烟嘴。
咸丰年间,张文襄做东设宴,来宾都是一些文人骚客。席间主人要求以“陶然亭”作无情对。李芍农忽然对张之洞说:“若要无情,非君姓名莫属。”众人鼓掌称妙。妙在“陶”“张”是两个不同的姓氏,“然”“之”是两个不同的文言虚字,“亭”“洞”是两个不同的处所名词。
三字联还有:“孙行者”对“祖冲之”。“苍耳子”对“白头翁”,“牛得草”对“马占山”,“李四光”对“唐三彩”等。从意思上看,各不相干,但对仗上却奇特巧妙而又十分工整,均堪称精品。
关于“孙行者”还有另一副对联——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考对联。陈寅格出题:上联“孙行者”。考生周祖谟对“胡适之”。“孙行者,祖冲之”上下两联各三个字可视为名词、动词、虚词;“孙”和“祖”是不同的辈分。而“孙行者,胡适之”,上下两联各三个字与前者相同,“孙”和“胡”却是不同的姓氏。
民国初年一个黄梅季节,汪精卫在一次宴会上提出“五月黄梅天”邀对。众人正在苦思冥索,忽闻侍者上酒吆喝道:“三星白兰地。”有人反应很快,随即高声说道:“得来全不费工夫,下联这不是出来了吗?‘三’对‘五’,‘星’对‘月’,‘白兰地’对‘黄梅天’。”
把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按对联规则配对,居然妙趣横生,这便是无情对的魅力所在。
“华夏”“神州”不互对
年上,笔者见到这样两副春联:“华夏有天皆丽日,神州无处不春风”;“神州喜逢吉祥春,华夏欢度太平年”。乍看是两副佳联,仔细推敲却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