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东平之死》在一九八四年《当代》第五期上发表，同年十二月号《小说选刊》选载后，东平生前友好草明和孟波二同志写信给《小说选刊》，认为东平不是死于自杀。小说作者庞瑞垠同志拿出他自以为过硬的材料作回答。（见1985年《小说选刊》第8期）可是事情并未了结，一九八六年二月，当年在新四军与东平共过事的黄源同志又向《当代》投稿，也摆出事例，还是申言东平并非自杀。
依我看：当时战争环境极其险恶，情况千变万化，就在当时恐也难找到目击者。现在时隔四十多年，要弄清这个问题，似乎很难了。就以庞瑞垠同志拿出的很过硬的材料来说，也只是他的采访记录，根据的是原先的一位乡干部黄元喜同志的回忆口述。口述记录也未尝不可相信，但从记录的文字本身来看，严格地说，黄元喜也非亲见东平自杀，只是“看到丘东平一人从北秦庄下来，走得很慢，不一会，我们听到以叭死地一声枪响……当时感到惊奇……在保农会会长陆步华家门口发现了东平，脑袋上一个洞……手枪不见了……现在看来他自杀主要是……”（见《当代》1986年第5期，198页）。“现在看来”、“当时感到”、“听到”都非“亲见”，亲见的只是东平慢慢走而已。即使这“回忆”极可靠，也仅只这些，恐怕不一定能做出像庞瑞垠同志所做出的“事实俱在，不言而喻”的结论吧！庞瑞垠同志力辩自己所写小说是真人真事之后，马上也就转到文学作品的“体裁”上来了。他说：小说可以不是真人真事，我写的是“靠这一个东东平”他表明他写东平的动机是写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人格体现。（见《当代》1986年第5期165页）
在一篇《中国现代小说流派鸟瞰》的文章中恰恰又提到了东平和《东平之死》这篇小说，而且又恰恰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叙述的：
……“七月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常常倔强而近于疯狂和痉挛，带有若干神经质的不可理解的成分。丘东平最早的小说在《通讯员》里那位主人公，由于未能安全护送青年革命者通过封锁线，造成同志牺牲，良心受到谴责，以致痛苦到竟然开枪自杀。路翎的《罗大斗的一生》等小说，所刻画的也是变态的性格。这几乎成了他们创作中的一种癖好。所以如此，可能同七月派作家思想气质上存在一些不很健康的东西有关。丘东平和路翎早年都受了尼采思想的影响，丘东平本人最后也并非如我们过去所说，牺牲于敌人枪下，而是眼见战友遇难内心痛苦万分，于是举枪自杀的（有篇小说叫《东平之死》，就写了这一事实）。这种不很健康的思想气质，就使他们观察体验生活时，带有过多的主观色彩，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生活。七月派作家是既强调现实主义，又强调主观战斗精神的；他们小说创作的长处和弱点，似乎都可以从这方面寻找原因，总结经验。
我想庞瑞垠同志读到此文，发现他的小说创作被当作史实，赫然引入文学“史”，并据此将一位在抗战中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者（用庞语）上纲为思想气质的“不很健康”，当是他始料所不及的吧！
在此，我无意争论作家与作品的是非。我关注的只是作家与作品的关系。虽然文学史上有什么“自传说”与“非自传说”的歧见，但不管怎么说，我以为凡是真正的艺术品，总带有作家自己的烙印，倒是真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作者写出来的人物归结为作者本人的直接摹写。
写主人公自杀或被杀的文学作品可谓多矣！随便就可举出大家知道的例子：托尔斯泰写过《安娜·卡列尼娜》，安娜最后是卧轨自杀的，而托尔斯泰是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的。虽说要卧轨既就近又方便，而托氏最后并不卧轨。鲁迅写的《阿Q正传》主人公是被枪毙的，幸好鲁迅虽被通缉过，但还是寿终于肺病。这都是事实。何以唯独东平就应验了小说主人公林吉的下场？
这里谈到路翎，不但因为“流派鸟瞰”把路翎和东平扯到了一起，而特别是因为“鸟瞰”同样是以路翎的某篇小说（说得准确些应为“某些”小说，因为还有个“等”字）来论及作家本人的“思想气质”健康与否的缘故。
路翎一九五五年以后确实神经一度出过毛病：疯了。是不是因为他在小说里写过“疯狂与痉挛”的人物，就预兆着他后来的必然发疯呢？在这之前，特别是他写《罗大斗的一生》“等”小说的时候，凡目击者都可证明：他神经是正常的。读过《罗大斗的一生》这部小说的明眼的读者，当然不会忽略在这部作品的篇首就有两行显目的引语：“他是一个卑劣的奴才！鞭挞他啊，请你鞭挞他！”（即使是苛求的批评家在1948年在香港写批评路翎的文章中也还是引了这段话的）足见作者是清醒的。作者本来就写的是一个该受鞭挞的“痉挛性”的人物，一个“反面人物”。作家要求你鞭挞这个卑劣的奴才，你却把作家交给你的鞭子反过来鞭挞起作家自己来了，这难道公平吗？按照这种逻辑办事，司法部门搜求罪证可以求诸小说，文学史家以小说内容为史实，以小说中的“反面人物”来衡量作家的“思想气质”的是否健康，更是理所当然了。
我想，已辞世的东平当然无法改变他那据说是“不健康”的思想气质了；活着的路翎和有同样“缺点”的七月派作家们呢？
原刊于1987年11月14日《文艺报·原上草》第6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