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得上戴不朽桂冠的额头何用花环？在配得上享受不朽荣光的墓前，未必需要回忆那片刻的同情和偶然的夸赞。——李斯特：《萧邦》
一
当我知道路翎于大年初三逝世的消息以后，脑子里一片空白，木然良久。对我的大震动，如果仅仅说是源于一个老朋友的匆匆离去，不如说因为是蒙受了大冤屈，遭遇过大灾难的一位执著人生的战士离去了。
噩耗来得太突然。我一月十三日还收到他一月九日给我的来信，那是向他约稿的回信。
罗飞兄：
信收到，你要我的短文看可能出版，但有些怕难找到。现问你问题，便是，我这些年间还有小说几篇，如发表在上海文汇月刊的《画廊前》，不知你是否见到，一同收集起来，你看可以否？
路翎 明英 问好
就这一百多字的短简，字迹需仔细辨认才能识得。我正在着手编辑《火烈鸟丛书》，打算约他编一本他的杂文、书评、随笔等精选本（他的小说、散文、戏剧、书信等已出将近二十多本书，而杂文、书评、随笔尚未汇集成书。）而他关心的还是他的小说。这篇《画廊前》我看过，发在《文汇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九期上。还记得在《人民文学》某期上也发过他一个短篇，题目早忘了，只记得那刊物因为一篇什么作品闯了祸，刊物被收回了，连他这篇并没惹祸的作品也捎带上了。就这样，他的这篇好不容易写出，好不容易发表了的小说，也等于没有发表。他自己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心中暗暗为他哀叹过“命途多舛”，倒是真的！
本来，他刚平反不久，我就着手为他编了一本小说散文集《初雪》，于一九八一年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印了九千五百册，不久脱销，后来再未重印。这次收到他的信，我确想汇齐他新发的小说补入《初雪》，作为“修订本”再印一次。我把这想法去信告诉他，还不知他见到我的信没有？他竟走了！永远再得不到他的回音了！
我能不震动和悲哀！
二
路翎，有人称他为灵魂奥秘的探索者，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受难的强者。当然也有这么一种文学史，它的撰稿人在他平反之后，再不敢给他戴“反革命”帽子了，但还藉评论作品之机，给他点颜色看看，仍然把他的主要作品判之为“实际上也就是肯定和歌颂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鼓吹拒绝党的领导，脱离革命集体的个人奋斗。”（见《路翎研究资料》第一五三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一月版）用这种扣帽子的办法在“史”书里任意臧否作家和作品，显然很难说服路翎和他的读者。路翎和他的朋友们可以沉默，但他的正直的读者会发出另一种声音。
在那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年代，就有这么一批（根据他们自己说就有十几个）中学生，“从书本上认识了路翎”，把路翎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提并论。他们“用滚烫的年轻的心，去接近和理解书中主人公，同他们一起经历痛苦，经历奋斗，经历折磨，经历流浪，经历创造和再生。”他们说：“在因激动而显得战栗的双手捧读这两部书时，我们找到了心灵的相同的振动数，找到了我们期望找到的力量。就像雏鹰用嫩口啄破蛋壳、海燕穿过密密的浓重的云层，在这两部书的直接熏染与启迪下，我们十几个同学先后分别投身到不同的解放区去，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确定了我们此后一生的新起点。”（见《读书》1981年第2期）
这位读者写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九八○年十月，比上文提到的那本“文学史”的出版还早两个月。这位读者“还只是在吴祖光同志为《人民日报》撰写的《欧陆风情》一文中，才得知国外有人提到并正在研究他（路翎——引者注）的作品。”他说：“我只是基于一个普通读者对于一位作家的、朴素的感情和真切的关心，如实地回溯了路翎曾经给予我、我的战友和我的同时代人所带来的良好的积极的影响，从而希望在中国文学史中，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恢复路翎及其作品应有的地位和历史的真实面貌。我和路翎素昧平生，至今也不了解他的过去和他今天的处境，想来不致涉嫌而被目为有殉情话。……”（见《读书》1981年第2期）
那一个个爱过他的人，那一个个无端贬抑过他的人，知道他——路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不会毫无所动，因为他为他生活过的这个时代付出了他的感情和劳动，他为他生活过的这个世界和文学事业留下了成果。尽管不同的人对它持不同的态度，但不能不承认路翎是为他的劳动成果付出了代价的，而且人们无法否认那是多么不应该视而不见又是多么沉重的代价呀！
三
路翎走了！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的丹心在他几百万字的著作里。而这几百万字绝大多数是在他三十岁之前的成果。正当他才华橫溢之时，突然被迫放下了笔，进了牢笼，成了犯人，又成了疯子，又成了扫街的“四类分子”，又成了痴呆的老头，又成了只会用“文革”语言写剧本审读意见的一份微薄工资的领取者。……而后，才是一个“出土”的，恢复了剧作家、小说家名义的一块沉默了的石头。
他的才华哪里去了？他的生命存在着，而他的才华已经死了！
过去为他的皇皇巨著所感动过、所激励过、所启迪过的读者，面对的是一颗无光的石化了的路翎。
我在一九八○年初夏某个傍晚，在分别二十多年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芳草地找到了他。那时候，他已是佝偻的老头了。与我在五十年代初期见到的那个潇洒的、英俊的、智慧的路翎相比，完全是另一个人了！
跟着他走进棚户区的破窝之前，一路上我始终没听到他一句话。一回到家，他就自顾自地坐在床沿上，自顾自地用纸卷起烟叶来抽……旁若无人。我只得同神智仍清醒的他的妻子余明英交谈。这位与他患难与共的亲人，在旁嗫嚅地叙述了他们一家苦难的遭遇，而坐在一旁的路翎却像听别人的故事，毫无表情。
他坐着，若有所思。
他坐着，若无所思。
我问他话，答话模糊不清。
在暗淡的灯光下，他的眼睛漠然，无法见到他内心深处的任何变化。眼睛痴痴地盯住凹凸不平的泥地，我只听到一句“认识，认识”，似乎是从他嘴里出来的。
这久别重逢，是在一个痛苦的、郁闷的夜晚。昏黄的灯影里，我在寂静中听到的自己的心跳，是它被某种动物啃啮时发出的沉重的声音……
他为什么不说话呢？
也许他过去说得太多了：在他的书里，在他的生活里。
四
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批判胡风必捎带上路翎，批判路翎又总牵扯上胡风。
说奇怪，其实也不奇怪！
胡风同志独具慧眼发现了路翎的才华，予以扶持，对他的作品作序推荐，充分肯定其成就。就这一点也脱不了干系。路翎得力于胡风的培养，自然也是事实，没有胡风的扶持，路翎的才华究竟如何发展，也未可逆料。在那个吃人的旧社会，有才能的人被埋没的还少吗？
但说奇怪，也特奇怪！
为什么多少有过创作经历（不是“经验”）的，有名堂的作家（没有艺术创作实践，单纯夸夸其谈、指手画脚，专门指导别人如何如何进行创作的指导者不论）为什么也会不顾艺术创作过程的起码知识，居然断定路翎似乎吃了胡风的迷魂汤贯彻了一套唯心的文艺理论而罪孽深重呢？
现在胡风和路翎都已成为历史人物了，他们在晚年不具备良好的条件把他们毕生的艺术经验和体会写出来留给后人，实在是一大遗憾。我们只能从旁人和路翎、胡风的片断回忆中管窥到点滴内容。
先看看李离同志的回忆：“胡风在闲谈中，还表述过这样一种思想，即文艺创作对文艺理论的影响。他曾对我们说过这样的话：‘别人都说路翎的文艺创作，受我的文艺理论的影响，岂不知我的文艺理论，正有不少地方受路翎文艺创作的影响呢，正是从他的创作中，形成了我的一些理论观点。知这话表现了胡风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即重视和强调创作实践对改变理论观念的重大作用，而不是把理论看作凝固不变的教条去束缚创作实践。”（见《我与胡风》第803页，晓风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1月版）
路翎一九八九年春天写的回忆录也谈到了他与胡风当面讨论他的作品和通信讨论作品的情况。这里只谈到了《家》、《黑色的子孙之一》、《饥饿的郭素娥》的创作，有不少篇幅也讨论到《财主底儿女们》。这里“关于中国的旧意识负担的沉重、中国的黑暗统治阶级的意识本身以及这意识的奴役在人民身上造成的影响与创伤、同剥削阶级侵蚀影响的斗争是困难与长期的一系列见解。”有较详细的段落谈到胡风对路翎小说语言采取的欧化形态的意见，和路翎发表自己观点的争辩。路翎甚至提出“精神奴役的创伤也有语言奴役的创伤”。他们从争辩中，互相得到启发，这是毫无疑问的。据路翎回忆：“胡风又热情地对我说，用我们两人见解相同，你受我一些理论的影响，但不要弄成你的作品是我的理论的什么用体现知。当然，有些人是会这样说的。你曾谈过，我也观察到，你除了对我的理论见解热情之外，还受到高尔基、苏联文学与大量世界古典名著的创作方法的影响。这样说才对。而成功的作品，也从来不是什么理论的表演或用体现还。你对世界古典文学与苏联文学十分热爱，你的有些见解很精辟。你认为世界古典文学中浸透着主观精神与广泛的自发性、实践的生活意志和形象思维的创作方法。这些对你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还”（见《我与胡风》第4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