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开元之初，玄宗在倡导节俭、禁止奢侈的同时，已经流露出了追逐豪华的倾向。先天二年（713年）正月，玄宗即位不久，就与太上皇一道，在长安城大合伎乐，观看彩灯，夜以继日，长达月余，在严挺之的进谏批评下，方才罢休。太平公主之乱端倪初见即被平定，玄宗在承天门楼宴请王公百僚时，别出心裁，下令左右随从在楼上洒金钱，让百官在楼下争抢拾取为乐。
开元二年（714年），在下令“不急之务，一切停息”的同时，开始营造兴庆宫。在焚烧锦绣珠玉以示不复再用的同时，又派人到江南寻找珍禽异鸟，供宫廷园林赏玩。上行下效，开元时期社会上的奢侈豪华只不过比中宗时期稍稍有所收敛而已，并未根除。玄宗要为王皇后之父建筑高坟，宋璟进谏阻止，并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说道：“比来蕃夷等辈及城市闲人，递以奢靡相高，不将礼仪为意。”。但是，宋璟的这种谏议，对开元时期的玄宗而言，已经是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出来。到天宝年间，玄宗更是把相关的谏诫置之脑后。
从开元中后期起，唐玄宗就把自己的生日定为千秋节，上至王公百官，下到庶民百姓，无不在千秋节大宴三天，歌舞欢庆。天宝七载（748年），又更名千秋节为天长节。宋代人在写史的时候，对玄宗的千秋节颇有微辞，称：“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著其详。”在千秋节，玄宗不仅自己游玩宴乐，极尽挥霍，而且万民同庆，举国欢腾。仅兴庆宫前的一场乐舞杂技表演，就不知要浪费多少钱财。
为了讨好玄宗，王公外戚纷纷向玄宗献上精美食物，号称“进食”。显然，过多的“进食”，会使人眼花缭乱。玄宗和贵妃食欲再好，也无法对付数不清的山珍海味。玄宗想了个办法，专门设置了一个官职，称之为“检校进食使”，让精于品味的宦官担任，把那些花样翻新的进食先挑拣一遍，选择出其中最好的，再进献给皇帝。“时诸贵戚竞以进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盘，一盘费中人十家之产。中书舍人安华尝退朝，值公主进食，列于中衢，传呼按辔出其间；宫苑小儿数百奋梃于前，华仅以身免。”玄宗自己追求奢侈，下面的皇室贵族、官僚地主也纷纷竞相“赛富”，一掷千金，骄奢淫逸，使社会风气变得极为奢靡。
开元天宝之交，李林甫的富有已经十分有名。“林甫京城邸第，田园水碾，利尽上腴。城东有薛王别墅，林亭幽邃，甲于都邑，特以赐之，及女乐二部，天下珍玩，前后赐予，不可胜纪。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从李林甫开始，宰相的威势陡然增加。以前的宰相还讲究点平易近人的美德，到李林甫为相，宰相就成了凶狠霸道的代名词。“故事，宰相居台辅之地，以元功盛德居之，不务威权，出入骑从简易。自林甫承恩顾年深，每出车骑满街，节将、侍郎有所关白，皆趋走辟易，有同案吏。”。李林甫本人在生括上的奢侈自不待言。除了达官贵人外没有进入官僚阶层的富商大贾，其奢侈比起豪门幸臣来，也毫不逊色。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朝廷没收的长安城的一个不法商人任令方的财产，竟达“六十余万贯”。长安的富商王元宝，家资巨万，致使长安居民干脆称钱为“王老”。据说，玄宗问他有多少家产，他回答道：“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致使玄宗感叹说：“朕，天下之主；而元宝，天下之富。”。王元宝仅仅住宅里面的一个礼贤堂，就令人吃惊：“以沉檀为轩槛，以磕硖毯地，以锦文石为柱础，又以铜钱穿线骼于后园花庭中，贵其泥雨不滑也”，被人称之为“王家富窟”。李白在《古风》中描述了天宝年间的情景：“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蜕，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就拿玄宗喜欢的斗鸡来说，善斗鸡者，往往可以供奉禁中。有一斗鸡小儿贾昌，极得玄宗的宠幸，被天下称之为鸡神童，致使民谣说道：“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由玄宗倡导的这种社会风气，使天宝年间的浮华达到了极点。后人评价说：“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正是在这种花团锦簇的繁盛之中，隐藏在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开始逐渐显露了出来。姚崇在人相时，就曾向玄宗谏以“十事”，其中一条就是要刑赏得当，不滥施刑罚。史称：“姚祟、术璩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景善守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之为相，前称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面姚宋，他人奠得比焉。”从中也可以看出玄宗的志趣，开元元年（713年），晋陵尉杨相如上书给玄宗，其中也曾论及刑政之事：大法贵篱雨能禁，罚贵轻而必行；陛下方兴崇至德，大布新政，请一切除去碎密，不察小过。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使筒而难犯，宽而能制，则善矣。玄宗看后，大以为然。
对内开放的另一个表现是广开言路，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在君臣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友善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根据中国法家思想，君主要在群臣之上建立绝对权威。这种权威不是靠才能和威信，而是靠法、术、势。所以皇帝在位期间，不得不花大力气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玄宗则不然，他们的君臣关系是一种互相信任的友善关系，皇帝似乎不必担忧会降低自己的权威。要造成这种相对自由宽松的气氛，要求皇帝不仅有足够的才智，而且要有宽广的心胸。太常少卿姜皎是玄宗过去的好友，在诛窦怀贞时又立了大功，常常出人卧室之内，和皇后、妃子坐在同一个座上饮宴。如果说姜皎还属于宠臣的话，那么对待姚崇、宋璟等大臣的“恩礼”便可证明玄宗待士以礼的真减。二人每次进见，玄宗都站起来迎接，走时都送到门外。姚崇退休后，命姚崇五天入朝一次，仍旧进入阁内供养，对其恩礼更厚，有了大事都要向姚崇咨询。遇大臣以礼，这还属于形式上的东西，同时还必须有实质内容，那就是能听劝谏。玄宗即位以来，励精图治，虚怀若谷，从谏如流。他即位之初，即采纳严挺之关于节省民力的劝谏。用姚崇为相，姚崇首先谏以“十事”，玄宗欣然采纳。他所用宰相韩休、张九龄都以直言敢谏著称。
《新唐书·韩休传》载：休直方，不务进趋，既为相，天下翕然宜之。万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将放岭南。体曰：“尉小官，犯非大恶，今朝廷有大奸，请得先治。金吾大将军程伯献，恃恩而贪，室宅舆马，僭法度，臣请先治伯献，后美玉。”帝不许，休固争曰：“罪细且不客，巨猾乃置不问，陛下不出伯献，臣不敢奉诏。”帝不能夺，大率坚正类此。嵩以休柔易，故荐之，休临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闻之曰：“不意休能尔，仁者之勇也。”嵩宽博多可，休峭鲠，时政所得失，言之未尝不尽。帝尝猎苑中，或大张乐，稍过者必视左右曰：“韩休知否？”已而疏辄至。尝引镜默不乐，左右曰：“自韩休入朝，陛下无一日欢，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虽脊，天下肥矣。且萧嵩每启事，必顺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寝。韩休敷陈治道，多耿直，我退而思天下，寝必安。吾嗣休，社稷计耳。”所以玄宗有时能曲意顺从大臣。如宋璟为帽，“刑赏无私，敢犯颤直涑。上甚散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在纳谏上，玄宗和汉武帝做法大不一样。汉武帝虽然能昕汲黯之言，但像汲黯那样的人毕竟太少，其他人都不敢像汲黯那样做。有时汲黯进竦，惹怒了武帝，群臣们不但不支持设黯，反而数落汲黯。而像司马迁那样一言而取祸者，则是寻常之事。而在玄宗朝廷，谏诤成了一种风气。唐玄宗的纳涑，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形成了习惯，所以他任用的在李林甫之前的宰相大多具有直言敢谏的美德。如姚崇为相时，有疑问就去问高仲舒、齐瀚二人，并感叹道：“欲知古，问高君；欲知今，问齐君，可以无阙政矣。”张九龄等也曾向其进谏。这就使朝中上下形成公正自由的风气。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朝廷上的有限民主政治实行的最好的时期。盛唐开放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对待土人的态度。唐玄宗时期是尊重保全士人的个性来发挥他们为国效力的积极性。文人们写诗，可以自由挥洒，指陈朝政，但未有一个人因写诗而获罪。
随着开元之治的发展，唐玄宗开始陶醉于天下太平的盛世风光之中。在改元天宝的诏令中，他宣称：“自朕嗣守丕业，洎三十年，实赖宗社降灵，吴穹孚裙，万方无事，六府惟修，寰宇晏如，庶臻于理。”显露出一副志得气扬的治世明君派头。到天宝时期，以雄厚的经济后盾为基础，玄宗开始走上了好大喜功的道路。
玄宗的好大喜功，对内主要表现在大兴土木、生活奢靡方面。唐朝承平既久，积累了大量财富。到天宝时期，大规模营造宫殿园林，使国家沉浸在一片繁华表象之中。其中，又以京师长安的各种营造最为典型。对此，唐人诗歌的描写极多。后人称：“唐人诗所咏长安都会之繁盛，宫阙之壮丽，以及韦曲莺花，曲江亭馆，广运潭之奇王缶异锦，华清宫之香车宝马，至天宝而极矣。”。
开元之初，玄宗还没有对宫室大加修葺。开元二年（714年），玄宗以坊为名，并避自己姓名之讳，改过去的藩王第宅隆庆坊为兴庆宫。到开元十四年（726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玄宗令取永嘉坊和胜业坊之半，对兴庆宫进行了扩建，这也无可非议。但是，随后的修葺，就流露出了过于奢侈的迹象。开元十八年（730年），“筑京城外郭城，凡十月而功毕”开元二十年（732年），玄宗为了自己游乐方便，下令自大明宫到曲江芙蓉园修建夹城复道。“二十年筑夹城人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东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此宫（指兴庆宫），次经春明延兴门至曲江芙蓉园，而外人不之知也。”
玄宗大兴土木最典型的，当属骊山华清宫（在今陕西临潼）的营造。开元十一年（723年），玄宗对骊山温泉宫进行了改造扩建，但规模依然不大。
玄宗即位时，来自周围边境游牧民族的威胁依然存在，吐蕃、突厥、突骑施、契丹、奚、南诏等民族时刻都有可能对唐王朝的周边地区进行骚扰和掠夺。问题在于，这些游牧民族对唐王朝并没有领土要求，只是突袭抢掠。因此，战争一旦爆发，往往时间不长，但又十分突然。而唐初建立的军事体制，很不适应这种对付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中央政府刚刚把兵力组织起来，游牧民族已经抢掠完毕返回了原地。从开元中晚期开始，为了适应边防的需要，玄宗逐渐恢复了从睿宗时创立的在边境地区设置节度使的方法，任命节度使以全权对付边境游牧民族的骚扰就成为定制。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玄宗开始对边境地区的驻军进行重新审定，增加兵力，充实力量，为展开军事活动打基础。“救以方隅底定，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量军镇闲剧利害，审汁兵防定额，于诸色征人及客户中召募丁壮，长充边军，增给田宅，务加优恤。”本来，整顿边防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玄宗整顿边防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加强防御力量，而是为了征服戎狄。据有的学者推算，开元年间（713-741年），唐朝的边防费用增加了5倍。
玄宗自己对大兴边功的举措是充满自信的，在他作的《平胡》一诗中称：“杂虏忽猖狂，无何敢乱常。羽书朝寄入，烽火夜相望。将出凶门勇，兵因死地强。蒙轮皆突骑，按剑尽鹰扬。鼓角雄山野，龙蛇入战场。流膏润沙漠，溅血染锋芒。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已立，文德愧前王。”看来，玄宗十分看重他的“武功”，认为他的军事建树远远超过了“文德”。但他却没有想到，他把大量子民送到“凶门”、“死地”，凭藉“流膏”、“溅血”而取得的赫赫雄威，使他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以前，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坚持与吐蕃和好的政策，“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但是，从开元二十五年起，唐王朝改变了对吐蕃和好的策略。这年，吐蕃攻击唐朝的藩属国勃律。玄宗命吐蕃停兵，吐着不听。玄宗十分恼火，恰好有人给玄宗提议说，吐蕃没有任何防备，乘机攻击吐着，肯定能大获全胜。崔希逸不得已，只得对吐蕃大举进攻。从此，吐蕃断绝了与唐朝的友好关系，进入了长期交战状态。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起陇有节摩使萧炅也加入了对吐蕃的作战。次年，剑南节度使的军队开始攻击吐蕃的安戎城。此后，安西、陇右、剑南三大镇，一直和吐着攻战不息。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唐朝入藏和亲的金城公主去世，吐蕃以国丧为由，请求和解，但玄宗不答应，战争仍继续下去。在天宝年间，唐朝和吐蕃处于长期的大规模交战状态之中，玄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吐蕃赞普乞梨苏笼猎赞去世，唐朝和吐着的战争才告一段落。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封南诏的皮逻阁为云南王，本来双方相处得和睦友好，但在天宝九年（750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南诏首领皮逻阁不满云南太守张虔陀的勒索，起兵造反。第二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开始大举进攻南诏，皮逻阁请和，愿向唐朝归还俘掠所得的财物人口和云南城池，但鲜于仲通不许，结果唐军大败，一次就损失了六万兵马。南诏从此以后也归降了吐蕃。在这咀后，唐朝对南诏的战争几乎是灾难性的，屡战屡败，损失惨重，成为激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线。
关于开元年间用兵吐蕃和南诏给中原人民造成的灾难，诗人李白在《古风》中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赫怒我圣皇，劳师事鼙鼓。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在《战城南》中，他直接发出了“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呼喊，以谴责玄宗大兴边功对社会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