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立三同为湖南人，他们在早年就相识并开始了交往。两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他们的关系中，既有合作共事的友谊，但也发生过矛盾与斗争。******在与李立三交往中，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态度：不论两人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他总是宽宏大量，善待他人。
关于******与李立三的最初交往，******在1936年与斯诺的交谈中曾说到一些情况：1915年暑假后，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想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一起讨论学习，讨论人生、讨论国家的大事，为此，他发出了《廿八画生征友启事》，“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斯诺：《西行漫记》，第122—123页）这恐怕是******关于最初与李立三有过交往而留下的记载。
1919年底，李立三与蔡和森等人一起赴法国勤工俭学，两年后回国。1921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回湘后，李立三拿着****中央的介绍信去找****湖南支部，（****湘区委员会的前身）的负责人******，两人从此成了党内同志。在愉快的气氛中，李立三向******介绍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学习、工作与参加革命斗争的情况。******也讲述了近向的工作情况，以及湖南的革命形势。他热情地欢迎李立三回湘参加革命工作。******在交谈中还谈到湖南党支部目前正在认真贯彻****“一大”的决议精神，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还特别向李立三介绍了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情况，希望李立三能到安源煤矿去从事工人运动。******又说：我们可以利用平民教育的形式，争取公开的活动，与工人群众接近，再逐步将他们发动组织起来。李立三表示赞同******的意见与建议。几天后，李立三来到安源，他以湖南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的身份，深入到工人之中，他以合法的平民教育作掩护开展工人运动。首先筹办平民学校（学生是工人子弟），接着，又创办了安源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在发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1922年2月秘密建立了****安源支部，李立三任书记。9月初，******来到安源，与李立三一起召开支部大会，分析安源工人运动的形势，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对罢工的策略作了指示。9月11日，******又派刘少奇来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斗争。当晚，李立三在支部会上传达了******的指示信，罢工中，必然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的团体和坚强的斗志，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9月14日，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震惊中外的安源路矿工人万余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罢工，罢工历经五天，最后取得了胜利。
后来，李立三被党组织派往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5月，李立三在广州参加了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会上，他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与组织部长。其时，******正在广州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负责培训农运干部。******曾邀李立三去讲课。李立三向学员讲了《中国职工运动》和《苏俄情况》，受到好评。1927年4月，李立三与******出席了****“五大”，李立三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7月，正值大革命失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提议，李立三进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并被派往九江、南昌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6月李立三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又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28年11月任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和农民委员会书记。从苏联回来后，李立三逐渐成为政治局的主要决策人。
事实证明，****“六大”以后，李立三比较注意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他曾撰文指出：“朱、毛是革命农民之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后来他又在一指示信中指出：“朱、毛几年战争所得战争的经验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这些经验很可以作你们的参考。”（路海江：《******与同时代的人》第113页）
1929年9月，陈毅曾代表******前委去上海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汇报工作，李立三在谈话中明确表示支持******在******前委的正确领导，并肯定了******关于“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陈毅回到******后，他向任******前委书记的******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即中央的“九月指示”），与中央工作的情况，此时，******才清楚目前李立三已成为中央的决策人，心中十分欢喜，******于1929年11月28日提笔给李立三去了一信：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
从此信我们不难看出，李立三作为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尊敬他，并支持他的工作。同时，作为朋友，******信任他。虽言语不多，但友情真挚。
至1930年上半年，革命形势有了好转，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革命根据地也建立了十几块。此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忙于混战。在革命走向复兴、客观形势发生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时，头脑不冷静的李立三重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关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向斯诺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其中，******谈到：“李立三也和陈独秀一样，对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长沙、武汉、南昌那样的战略大城市采取大举进攻的策略。他主张在农村搞‘恐怖’，来打掉地主豪绅气焰；主张工人发动‘强大的攻势’，举行暴动和罢工，使敌人在自己的地盘上陷于瘫痪；主张在苏联支持下从外蒙和满洲展开此面的侧击。”按照“立三路线”的错误做法，共产党就只能用主要力量搞城市政治罢工和武装暴动，以此作为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心环节。因此，它反对******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主张红军蛮干去攻占城市，从而实现所谓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坚持正确的革命路线，遭到了李立三的点名批评，说******的路线“完全与中央不同”，“他对红军的发展，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而游击战争的秘诀就是逃、跑、走，是乘虚进攻敌人，这已“不适于现在的形势”。现在的红军是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对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与何孟雄等人予以了有力抵制。当李立三于1930年7月命令******、朱德率红一军团攻打南昌时，******与朱德没有机械地执行李立三的指示，而是从实际出发，采取避实就虚的方针，在南昌附近示了一下威即主动撤退，并未实施强攻，这样做就使红军等免遭了重大损失。8月23日，红一、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任总政委，李立三又下令要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红军围攻长沙16天，“但总攻不得手”。******认为红军现有力量，不能再攻中心城市，于是放弃打长沙，“决议向萍（乡、醴、陵）撤退。”部队撤退江西宜春时，******说服了前来传达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策略的指示信的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可见，******在实际行动上抵制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0年9月，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撤销了他的政治局常委等职务。
1930年12月，李立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到苏联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检讨自己的错误，后来留在苏联工作。1938年在苏联被捕入狱。1939年释放后，他写信给****中央，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中央未收到他的来信。在****“七大”召开时，李立三已被共产国际停止党籍，在莫斯科参加生产劳动。但******并没忘记他曾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仍提议选举李立三为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由苏联回国到东北工作。****中央北满分局书记****接待了他，并向他转达了******和党中央对他的关怀之意，这令李立三深受感动。****还将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的一些重要文章交给李立三，希望他认真学一学。李立三读了后，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说：“对于我这个离开中国革命实际斗争十五年之久的人来说，这真是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知道了我犯错误的根本毛病是主观主义。”（路海江等：《******与同时代的人》第115页）这年5月，李立三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与刘少奇、朱德等人与李立三进行了长谈。李立三在交谈中再次检讨了自己的路线错误，并汇报了自己10多年来在苏联的学习、工作与改造情况，以及回国后的感受。他衷心感谢******和党中央对他的关心与爱护，表示今后要将功补过，为国家与人民效力。******非常同情他在苏联的遭遇，也对他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态度予以了充分肯定。******还勉励他放下包袱，大胆工作。谈话后，******又要人给李立三送去一套干部服，换下他从苏联穿回来的衣服。不久，李立三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几千名中直机干部和党校学员讲话，他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称颂******思想伟大，延安整风伟大。
新中国建立后，李立三任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劳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等职。他工作非常努力。在****“八大”，李立三将自己准备在大会上用的发言稿呈送******审阅，******仅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润色，批示“可用”。由于******的关心、爱护，特别是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会上，李立三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58年，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作调查研究，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思路与方法，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这一工作思路与方法，得到******的赞赏，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功过要分明，是非要分清，友情要尊重，同志要关心，这就是******与李立三的交往中所体现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人格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