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满堂
董满堂，男，汉族，****党员，1934年11月出生，陕西省西安市人。1953年7月被分配到同心县公安局工作，1963年任公安局副局长，1969年10月至1972年7月任喊叫水公社党委副书记，1972年7月至1975年8月任下马关公社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1982年10月至1986年11月任同心镇党委副书记。
1942年至1948年，我在西安西关上学，因家庭生活困难，我便进入西安火柴厂当了童工，直到1951年停产。1952年9月宁夏公安厅来西安招收人员，我报名参加，通过政治和文化考试被录用。3天后，我们一起被录用的11人，离开亲人和故乡西安来到宁夏。当时来宁夏的交通工具是国民党留下的一辆美国造“大导机”牌卡车，时经5天才到达银川。后来又有几批从西安招收的人员，约有100人。我们在宁夏公安厅办的公安学校进行了集中培训。1953年7月，我们9人被分配到同心公安局工作。除我之外，还有张明德、李有仁、张雄武、李凤林、王德升、陈致祥、张世荣、何定坤等8位同志。
从1953年到同心工作，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生活了58个春秋。在这漫长的人生岁月中，我跟同心结下了缘，不论是领导还是群众，不论是回族还是汉族，我跟他们相处得都很好。记得刚到同心不久，老家的父母就要求我回西安去，1959年我老伴和小孩的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老家，她还在西安火柴厂找到了工作。当时，同心的领导很器重我，我从内心讲在同心已习惯了，不忍心离开同心。银南专署成立时，当时的地区组织部长让我到地区去工作我也没有去。因为我跟这个地区有了深厚的情感，所以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同心。
如今，我都是快80岁的人了，过去的一切都尘封在了记忆当中。可是，当我读到县政协给我写的《致同心知青前辈的一封信》后，确实把我封闭了多年的思想又一次从回忆中点亮了起来。
我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社会，经历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特别是1953年来到同心后，在这几十年里，现在从各个方面讲，是我一生中的最好时期。尤其对“同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多少文墨也是写不完的。我记得当时到同心的时候，听当地人讲只有一个叫张生德的人有过一辆日本产的“僧帽”牌自行车。1953年我在下马关的时候，县上给下马关贸易公司分配了一辆“白山”牌自行车。当地群众从没见过自行车，只当观赏品来看。有人一问价是150块钱，更是买不起，想不到一个车子比一头牛的价还高。那时同心的交通很不发达，交通工具主要是靠毛驴和骆驼。1953年我来同心被分配到下马关派出所后，公安局派人给我找的交通工具是一头毛驴。当时是下马关一个叫张树升的老汉赶着4头毛驴给下马关供销社驮百货时，特意给我留了一头毛驴。第一天我们住在了顾家庄子，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才赶到下马关。时隔50多年，不要说同心县城了，乡村的小汽车到处都有，交通也十分方便。前不久我去了一趟下马关，坐的是小车，过去用两天的路程，这次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去了3个亲戚家，下午4点多就又回到了同心家中。在我的记忆中，同心县城现在的建设档次，比解放前的西安市都好。同心的变化的确是“翻天覆地”的。
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把一些记忆犹新的往事叙一叙。
记得农业合作化的时候，我被抽调到预旺区大庄科村，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给群众宣传政策，我除了按照要求开会外，把精力全放在挨家逐户地走访群众上，了解每户群众的家庭情况和想法，经过一段时间跟群众接触，群众对我很尊重和信任。预旺地区群众有搞“社火”和文艺活动的习惯和爱好，我就鼓励支持，在海棠湖、沈家湾等村庄组织成立了文艺演出队，在附近村庄宣传演出，并在四乡建起了第一个合作社。合作社成立这天，预旺区召开了由各村群众参加的总结交流大会，社火队还演出了文艺节目，男女老少喜气洋洋，看演出的群众还吃了农村合作社成立后的第一次大团圆羊肉臊子面。这个场面是预旺地区有史以来第一次的，至今我记忆犹新。
1964年，全县机关大整顿，我当时任公安局副教导员被派到集训队负责，集训队的地点设在湾段头大队，开始大约有五六十人，此后慢慢增加。他们都是被认为有各种问题的县级干部、科级干部和一般干部。集训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对这些人员进行组织管理、学习和劳动改造。当时被集训人员思想上都有包袱，加之有些同志曾是我的领导或是和我共过事的，工作的难度是很大的。管理上我严格按县委的规定和要求去做，但在具体问题上还要有灵活性，在态度上我平和对待他们，不给他们思想压力，始终把握人民内部矛盾这条原则对待问题。
我刚到湾段头集训队时正值春节，面对集训人员思想消极低沉的情况，我便把爱好文艺的人组织起来唱革命歌曲，编排了一些小节目，从县文化馆等单位借了道具和服装，春节期间在湾段头大队及附近生产队演出，这样既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也缓解了被集训人员思想情绪，使他们能安心学习、劳动、检查问题。之后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我们又买了50多只小鸡喂养，不仅解决了剩饭剩菜问题，最让大家高兴的是在那个时候能隔三差五吃上一顿肉解解馋。
1969年10月，我从下马关池家峁劳动学习后被分配到喊叫水公社任副书记、副主任。开始了农村基层工作，后又调下马关公社任副书记、副主任。开始从公安机关到公社工作还是有一些生疏，农村工作很多，千头万绪，我作为副职与班子成员搞好团结，积极主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1975年调我到同心县综合服务社工作，这是同心的二轻企业。当时有印刷、修理、木器、照相、理发等。到1978年我积极争取区二轻主管部门和县上的支持，对二轻企业落后设备和厂房进行了更新和扩建，将原来的小组改成了印刷厂、被服厂、木器厂、修配厂、公交经理部。我留在了经理部，为了开展经理部的工作，我首先把原来靠街面的3间工房拆了重新盖了3间门市部。门市部除销售当时同心的一些产品外，还与区内吴忠、青铜峡、永宁、海原、固原、灵武等县市的二轻供销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经营非常红火。之后又把业务发展到区外，和陕西的几个针织厂、二轻供销公司建立了业务关系。当时同心的胶合板和晴纶针织品很紧俏，我通过陕西几个县的二轻供销公司解决了同心市场供应，晴纶针织品每次进货都销售一空。1982年经理部经营收入累计达到30多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社会和群众好评。
1981年我调到同心镇搞组建。开始时只有我一人，后来又调进来几个人，主要工作是与同心汽车站协调解决办公地点，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同心镇办公地点终于得到解决，1983年先建了15间房屋，同心镇正式成立开始工作。1986年县上决定我退居二线，我便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