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衰弱症，大约是因无聊的闲日子过了太多而起的。
对于“生”的厌倦，确是促生这时髦病的一个病根；或者反过来说，如同发烧过后的人在嘴里所感味到的一种空淡，对人生的这一种空淡之感，就是神经衰弱的一种征候，也是一样。
总之，入夏以来，这症状似乎一天比一天加重；迁居之后，这病症当然也和我一道地搬了家。
虽然是说不上什么转地疗养，但新搬的这一间小屋，真也有一点田园的野趣。节季是交秋了，往后的这小屋的附近，这文明和蛮荒接界的区间，该是最有声色的时候了。声是秋声，色当然也是秋色。
先让我来说所以要搬到这里来的原委。
不晓在什么时候，被印上了“该隐的印号”之后，平时进出的社会里绝迹不敢去了。当然社会是有许多层的，但那“印号”的解释，似乎也有许多样。
最重要的解释，第一自然是叛逆，在做官是“一切”的国里，这“印号”的政治解释，本尽可以包括了其他种种。但是也不尽然，最喜欢含糊的人类，有必要的时候，也最喜欢分清。
于是第二个解释来了，似乎是关于“时代”的，曰“落伍”。天南北的两极，只教用得着，也不妨同时并用，这便是现代人的智慧。
来往于两极之间，新旧人同样的可以举用的，是第三个解释，就是所谓“悖德”。
但是向额上摩摸一下，这“该隐的印号”，原也摩摸不出，更不必说这种种的解释。或者行窃的人自己在心虚，自以为是犯了大罪，因而起这一种叫做被迫的Complex，也说不定。天下太平，本来是无事的，神经衰弱病者可总免不了自扰。所以断绝交游，抛撇亲串，和地狱底里的精灵一样，不敢现身露迹，只在一阵阴风里独来独往的这种行径，依小德谟克利多斯Robert Burton的分析，或者也许是忧郁病的最正确的症候。
因为背上负着的是这么一个十字架，所以一年之内，只学着行云，只学着流水，搬来搬去的尽在搬动。暮春三月底，偶尔在火车窗里，看见了些浅水平桥，垂杨古树，和几群飞不尽的乌鸦，忽然想起的，是这一个也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的界线地方。租定这间小屋，将几本丛残的旧籍迁移过来的，怕是在五月的初头。而现在却早又是初秋了。时间的飞逝，实在是快得很，真快得很。
小屋的前后左右，除一条斜穿东西的大道之外，全是些斑驳的空地。一垄一垄的褐色土垄上，种着些秋茄豇豆之类，现在是一棵一棵的棉花也在半吐白蕊的时节了。而最好看的，要推向上包紧，颜色是白里带青，外面有一层毛茸似的白雾，菜茎柄上，也时时呈着紫色的一种外国人叫作Lettuce的大叶卷心菜；大约是因为地近上海的缘故罢，纯粹的中国田园也被外国人的嗜好所侵入了。这一种菜，我来的时候，原是很多的，现在却逐渐逐渐的少了下去。在这些空地中间，如突然想起似的，卑卑立着，散点在那里的，是一间两间的农夫的小屋，形状奇古的几株老柳榆槐，和看了令人不快的许多不落葬的棺材。此外同沟渠似的小河也有，以棺材旧板作成的桥梁也有；忽然一块小方地的中间，种着些颜色鲜艳的草花之类的卖花者的园地也有；简说一句，这里附近的地面，大约可以以江浙平地区中的田园百科大辞典来命名；而在这百科大辞典中，异乎寻常，以一张厚纸，来用淡墨铜版画印成的，要算在我们屋后矗立着的那块本来是由外国人经营的庞大的墓地。
这墓地的历史，我也不大明白，但以从门口起一直排着，直到中心的礼拜堂屋后为止的那两排齐云的洋梧桐树看来，少算算大约也总已有了六十几岁的年纪。
听土著的农人说来，这仿佛是上海开港以来，外国人最先经营的墓地，现在是已经无人来过问了，而在三四十年前头，却也是洋冬至外国清明及礼拜日的沪上洋人的散步之所哩。因为此地离上海，火车不过三四十分钟，来往是极便的。
小屋的租金，每月八元。以这地段说起来，似乎略嫌贵些，但因这样的闲房出租的并不多，而屋前屋后，隙地也有几弓，可以由租户去莳花种菜，所以比较起来，也觉得是在理的价格。尤其是包围在屋的四周的寂静，同在坟墓里似的寂静，是在洋场近处，无论出多少钱也难买到的。
初搬过来的时候，只同久病初愈的患者一样，日日但伸展了四肢，躺在藤椅子上，书也懒得读，报也不愿看，除腹中饥饿的时候，稍微吸取一点简单的食物而外，破这平平的一日间的单调的，是向晚去田塍野路上行试的一回漫步。在这将落末落的残阳夕照之中，在那些青枝落叶的野菜畦边，一个人背手走着，枯寂的脑里，有时却会汹涌起许多前后不接的断想来。头上的天色老是青青的，身边的暮色也老是沈沈的。
但在这些前后没有脉络的断想的中间，有时候也忽然大小脑会完全停止工作。呆呆地立在野田里，同一根枯树似的呆呆直立在那里之后，会什么思想，什么感觉都忘掉，身子也不能动了，血液也仿佛凝住不流似的，全身就如成了“所多马”城里的盐柱；不消说脑子是完全变作了无波纹无血管的一张扁平的白纸。
漫步回来，有时候也进一点晚餐，有时候简直茶也不喝一口，就爬进床去躺着。室内的设备简陋到了万分，电灯电扇等文明的器具是没有的。月明之夜，睡到夜半醒来的时候，床前的小泥窗口，若晒进了月亮的青练的光儿，那这一夜的睡眠，就不能继续下去了。
不单是有月亮的晚上，就是平常的睡眠，也极容易惊醒。眼睛微微的开着，鼾声是没有的，虽则睡在那里，但感觉却又不完全失去，暗室里的一声一响，虫鼠等的脚步声，以及屋外树上的夜鸟鸣声，都一一会闯进耳朵里来。若在日里陷入于这一种假睡的时候，则一边睡着，一边周围的行动事物，都会很明细的触进入意识的中间。若周围保住了绝对的安静，什么声响，什么行动都没有的时候，那在假寐的一刻中，十几年间的事情，就会很明细的，很快的，在一瞬间开展开来。至于乱梦，那是更多了，多得连叙也叙述不清。
我自己也知道是染了神经衰弱症了。这原是七八年来到了夏季必发的老病。
于是就更想静养，更想懒散过去。
今年的夏季，实在并没有什么太热的天气，尤其是在我这一个离群的野寓里。
有一天晚上，天气特别的闷，晚餐后上床去躺了一忽，终觉得睡不着，就又起来，打开了窗户，和她两人坐在天井里候凉。
两人本来是没有什么话好谈，所以只是昂着头在看天上的飞云，和云堆里时时露现出来的一颗两颗的星宿。
一边慢摇着蒲扇，一边这样的默坐在那里，不晓得坐了多久了，室里桌上的一枝洋烛，忽而灭了它的芯光。
两人既不愿意动弹，也不愿意看见什么，所以灯光的有无，也毫没有关系，仍旧是默默的坐在黑暗里摇动扇子。
又坐了好久好久，天末似起了凉风，窗帘也动了，天上的云层，飞舞得特别的快。
打算去睡了，就问了一声：
“现在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
她立了起来，慢慢走进了室内，走入里边房里去拿火柴去了。
停了一会，我在黑暗里看见了一丝火光和映在这火光周围的一团黑影，及黑影底下的半面她的苍白的脸。
第一枝火柴灭了，第二枝也灭了，直到了第三枝才点旺了洋烛。
洋烛点旺之后，她急急的走了出来，手里却拿着了那个大表，轻轻地说：
“不晓是什么时候了，表上还只有六点多钟呢？”
接过表来，拿近耳边去一听，什么声响也没有。我连这表是在几日前头开过的记忆也想不起来了。
“表停了！”
轻轻地回答了一声，我也消失了睡意，想再在凉风里坐它一刻。但她又继续着说：
“灯盘上有一只很美的灯蛾死在那里。”
跑进去一看，果然有一只身子淡红，翅翼绿色，比蝴蝶小一点，但全身却肥硕得很的灯蛾横躺在那里。右翅上有一处焦影，触须是烧断了。默看了一分钟，用手指轻轻拨了它几拨，我双目仍旧盯视住这扑灯蛾的美丽的尸身，嘴里却不能自禁地说：
“可怜得很！我们把它去向天井里埋葬了罢！”
点了灯笼，用银针向黑泥松处掘了一个圆穴，把这美丽的尸身埋葬完时，天风加紧了起来，似乎要下大雨的样子。
拴上门户，上床躺下之后，一阵风来，接着如乱石似的雨点，便打上了屋檐。
一面听着雨声，一面我自语似的对她说：
“霞！明天是该凉快了，我想到上海去看病去。”
一九二八年八月作
【赏析】
作者因“深恐以后再将以文字而招祸，致累及于创造社出版部的事业经营”（见随笔《对于社会的态度》），于1927年脱离了创造社。创造社是1921年郁达夫与郭沬若、成仿吾、田汉等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间几经分离转变，郁达夫为创造社付出了许多努力。从创造社脱离多少让郁达夫感到难过与不舍，而当时关于他脱离创造社的谣言也在传播，他感到懊恼，于是迁居到上海近郊的一处小屋。
写作此文时，作者时年32岁。此文被评论者认为标志着作者散文创作的一次转折，在艺术表现上兼有他前后期创作的一些艺术特点。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是很中肯的。郁达夫前期（以1929年为界）的散文感情姿意流淌，浓得化不开，充满了自伤自怜；后期的散文则趋于平淡、冷静，表面上不动声色，实则内蕴更加深沉厚重、更耐人寻味，这是他的文字已渐渐圆熟老练的表现。
《灯蛾埋葬之夜》一文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与灯蛾无关，与夜也无关。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写自己因神经衰弱而迁居疗养，写迁居地附近的景物，写自己日常的起居生活，似乎有些“跑题”。但这种大胆的跑题行为，是对当时讲究“起承转合”的传统文章体例的勇敢挑战，在新散文与旧式散文分庭抗礼之际，有助于形成一种与旧式散文的严整有序截然不同的新风气，为新文学的创作开拓了更宽广的领域。
《灯蛾埋葬之夜》是一篇带有明显象征主义色彩的文章，作者借助象征主义手法将自己在黑暗社会感到的深沉痛苦与迷茫困惑，以隐秘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以灯蛾的埋葬象征或比喻自己被社会埋葬的不幸的身世。但埋葬灯蛾不仅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善意的表现。有许多生命意识强烈的人，他们不仅爱惜自己的生命，也爱惜世间一切的生命，包括各种虫与兽，花与草，郁达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埋葬灯蛾与他在大道上看褐色土垄上的“秋茄豇豆”，看“向上包紧，颜色是白里带青，外面有一层毛茸似的白雾”的大叶卷心菜，看“形状奇古的几株老柳榆槐”一样，是郁达夫热爱生活的表现，是他平淡安详的闲居生活一部分。
《灯蛾埋葬之夜》一文在各种文学选本与教科书中都出现过，尽管今天的读者可能不能完全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与心绪，但那发自灵魂深处的文字却足以牵动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