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东进西去
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是毛泽东主席1935年12月27日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对长征的总结，然而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的西征，如同长征一样，革命先辈们披坚执锐，浴血奋战，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壮丽的历史诗篇。红军西征作战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光辉一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率领下，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所向无敌的革命英雄气概，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越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长驱二万五千里，奇迹般地到达陕北吴起镇，与活动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程子华、徐海东、刘志丹等革命者领导的红军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从而确定了党中央在延安这个中国革命大本营的落脚地，使中国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狂地侵略我国，东北四省已经沦陷，华北五省也已名存实亡。日寇还丧心病狂地提出要南京国民政府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送给他们，其侵略的魔爪直接伸向西北，而蒋介石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其实质是对内镇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对外执行不抵抗主义的反动政策。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安与恐慌。蒋介石不顾全国军民的抗战呼声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紧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地对新创立的陕北苏区连续发动“围剿”，妄想趁中央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歼灭。但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等革命者的领导下，红军队伍以顽强的革命毅力，英勇奋战，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而且巩固和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就在蒋介石加紧“围剿”中央红军时，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乘机加紧侵略，一方面加紧剿灭东北抗日联军，以稳定其后方，另一方面继续向华北进行扩张。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此时，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不断高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穷兵黩武，继续大举围攻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则不战而退，拱手相让，致使华北大片国土面临沦陷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党派、各界人士发出“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的紧急呼吁。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主席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充分阐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的核心作用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原则。1936年2月17日，发表《东征宣言》，积极准备东渡黄河与日军直接作战。1936年2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为创建新的根据地和推动华北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周密准备，开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但遭到蒋介石、阎锡山军队的拦阻。东征红军一举突破黄河防线，一边对敌作战，一边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解放了一些城镇，东征取得了初步胜利。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党中央决定红军回师河西。至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全部返回延长、延川、永坪等地整训，东征结束。
红军东征75天，先后攻占县城20多座，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扩充红军8000余人，筹款30多万元，缴获各种机械4000多件，火炮20门及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取得了东征的胜利。东征的胜利为后来我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打下了基础。这次东征作战军事上虽然没有达到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赴抗日前线的目的，但是在政治上却完全占据了主动地位。
红军回师后，中国共产党就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敦促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同时，中共中央在策略上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但是蒋介石完全不顾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期望，不仅变本加厉地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而且更加疯狂地镇压各地抗日救亡爱国运动。
2西征决定的形成
党中央率红军一方面军虽然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确定了中央的落脚点，建立了新的根据地，但危险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加上陕北红军，总兵力不足3万人，而当时陕北四周的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20万人。东面有军阀阎锡山盘踞山西，重点布防于黄河东岸沿线；南面有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驻洛川、宜川、西安一带；北面有井岳秀、高桂滋、高双城的部队驻扎榆林一带；西南面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的第一军、王均部的第三军及毛炳文部的第十七军驻天水、秦安一带；西面有马鸿逵、马鸿宾的部队驻银川、中宁一带。相比之下，敌我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形势非常险恶。
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包围圈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保存和发展红军这支经过严峻考验，肩负历史使命同时又岌岌可危的革命力量；如何保存、发展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但还很狭小的陕甘苏区；如何粉碎蒋介石反动军队新的“围剿”；如何保存自己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等等。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陕北，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注意力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目标也随之转向陕北。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办法也由长征时期的围、追、堵、截，变成集中兵力四面“围剿”，妄想彻底地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消灭在陕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党中央和红军面临的局势，比长征途中更危险、更复杂、更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行动。毛泽东主席指出：防御的阶段比进攻的阶段更为复杂，更为重要。这个阶段包含着怎样打破“围剿”的许多问题。基本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并提出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来说，不发展，则不能巩固；要巩固，就必须发展。“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是当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巩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唯一出路。
红军东征后，在山西境内受到阎锡山的阻挠。阎锡山请求蒋介石发兵支援山西，企图将红军一举消灭在黄河东岸。红军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保存军队实力，只好撤回陕北。这时候，红军要“以发展求巩固”，唯一的出路就是西征甘肃和宁夏。其实，毛泽东在红军从山西撤回陕北之前，就已经考虑到西征的问题。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说：关于西征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在4月28日西渡黄河之前就给我们红一军团、十五军团领导来电报，说明在山西继续作战已不利，神木、府谷、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地区敌军兵力空虚，可以作为新的进军方向。红军东征，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战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因此，也就没能达到“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目的。这样，红军西征作战就成为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
陕北以西的敌军主要是马鸿逵、马鸿宾的马家军。马鸿逵的部队虽长期养尊处优，但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马鸿逵、马鸿宾之间曾因争夺银川防地及势力范围，存在较深的矛盾；马鸿逵与蒋介石之间也是互相戒备，一贯奉行保存实力的做法，这些情况都为我军西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红军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和宁夏时，曾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西征的军事战略行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经济条件的制约是党中央制定西征战略方针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有很多不利条件。陕北属于黄土高原，土地贫瘠，干旱缺水，物产匮乏，人烟稀少，历史上就是多灾地区。陕北人民群众的生活都很困难，哪有能力给越来越多的红军部队提供给养呢？何况，蒋介石反动政府又丧心病狂地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实施严密的经济封锁，从粮食到武器、弹药、布匹、食盐，甚至一张纸、一枝铅笔也不准运往根据地，企图在政治上压迫、军事上“围剿”的同时，将共产党和红军饿死、困死、逼死在陕北。显然，要在陕北这块狭小、贫瘠的地区筹措大量的粮食、钱财和物资等等，是十分困难的。红军要革命，要抗日，但也是血肉之躯，也要吃饭、穿衣。陕甘根据地既然难以承受这些困难，那就只能向外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求生存，求壮大，这就有必要进行西征。因为，不从经济上彻底改变陕北根据地所面临的困难，红军要想在陕北站住脚是不可想象的。
3发布西征命令
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红军东征山西返回陕北后，在延川县的太相寺古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博古、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左权、徐海东、程子华、黄克诚等中国革命的领导者150多人。会场布置的严肃、大方，正房门两侧写着：“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上午10点左右，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宣布大会开始，与会人员首先齐唱红军长征歌，接着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作了《目前工作形势与我们任务》的重要报告。周恩来副主席也专程从西安赶来，参加会议。在会上，他作了统一战线的工作报告，详细介绍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情况，全面论述了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和策略。彭德怀司令员就当时的军事形势向与会人员进行了汇报。大会还进行了其他议程，下午进行了分组讨论。会议认真总结了东征工作，制定了西征计划，并分析了西征甘宁的有利条件：其一，这一带地域辽阔，可迫使敌人兵力分散，力量相对削弱，便于我红军主力集中行动，掌握主动，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其二，该地驻军与蒋介石有隙，同时与我军都较量过，吃过苦头，不愿与中共再作无谓的消耗，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不愿意再打内战，有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愿望，走上抗日救国道路的可能性；其三，我红二、四方面军已经开始北上，在甘、宁地区可以实现全国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其四，西征甘、宁可以打破敌人的封锁线，变被动包围的不利形势为我军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其五，通过西征可以充分发动甘、宁一带群众，开辟新的根据地，就地筹粮、筹款，补充兵员，扩大红军队伍。
晚饭后，会议继续在太相寺古庙里进行。古庙里悬挂着3盏汽灯，相互辉映，十分明亮。毛泽东主席作了总结性发言，会议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
193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命令及西征计划。由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计17万多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作战。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西征部队分左右两路。左路由红一军团组成，左权任代理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辖一、二、四师大约8000人；右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及跟随行动的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等大约9000人。红二十八军宋时轮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八十一师由文年生任师长，李宗贵任政治委员。
在红军主力西征的同时，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坚持东线游击战争，钳制进攻陕北根据地的敌军，另一部分红军准备出师陕南，会合活动在该地区的红七十四师，开展鄂豫陕革命斗争，以吸引牵制敌人，策应西方野战军作战，保卫陕北根据地及中共中央领导机关。
此次红军西征的主要任务：一是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势力，创建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二是向南打通与红二、四方面军的联系，早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三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促进全国抗战新局面的早日形成。西方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战略方针，从5月19日至27日，相继由延长、延川等地出发。红一军团（左路军）于5月20日前后出发，红十五军团（右路军）于27日出发，经安塞、吴起镇、靖边、安边等地，分头向甘肃省曲子镇、马岭及陕北定边等方向挺进。
红十五军团的前身是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1935年9月18日，在中央代表团（另一种说法是北方局代表团）的主持下，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在永坪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对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进行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全军团共7000多人，下辖三个师。进行整编后，红二十五军改为七十五师，师长张少东、政委赵凌波；红二十六军改编为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红二十七军改编为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大治。红十五军团的组建，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0月19日，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的封锁线，翻越六盘山，到达甘肃的环县后，挺进吴起镇。在这里进行了短期的休整后，于10月底东进，经保安到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为了统一陕北地区军事指挥，中共中央在11月3日决定组成新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是中央军委），毛泽东任主任，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任。同时，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合后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将一、三军团合编为红一军团，将红十五军团列入方面军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