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7年，圣德太子14岁时，用明天皇即圣德太子的父亲去世了。为了争权夺利，苏我氏、物部氏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物部氏企图拥立穴穗部皇子，结果被苏我氏打败并杀死。当时圣德太子以皇子的身份参加了苏我氏的队伍，并给苏我马子以很大支持。苏我马子独揽大权，成为敏达、用明、崇峻、推古四代天皇时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苏我马子竟然在592年暗杀了崇峻天皇，当时圣德太子只有19岁，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但苏我马子打破惯例，立敏达天皇的皇后炊屋子（马子的甥女）即位，历史上称为推古天皇。圣德太子虽然没有继承皇位，却也被苏我马子拥立为皇太子并任摄政。这样，圣德太子开始推行他的一系列变革。
603年，圣德太子参考中国和朝鲜的官制，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将官阶分为12个等级，以帽子的不同颜色作为区别的主要依据，并且规定官职不能传给子孙，打破了过去那种按血统划分等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削弱了世袭大氏姓贵族势力，把有能力、有见识的中小贵族提拔到中央来，进而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同时也开辟了一条录用人才的新途径。
圣德太子还吸收了当时中国传到日本的一些文明，主要有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儒家思想以及追求来世幸福、讲求忍耐顺从的佛教思想，并于604年制定颁布了《十七条宪法》。《十七条宪法》并不是法律条文，而是运用儒家关于君臣大义名分的政治思想，并吸收佛教和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所制定的各级官僚应该遵循的政治道德规范。其中心思想是明确君臣大义和礼法秩序，强调国家的统一和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如“国非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所任官司，皆是王臣（第十二条）”等。此外，《十七条宪法》也对选拔人才和行君臣之道作了规定。第七条中就写有：“人各有任掌，宜不滥。其贤哲任官，颂音则起；奸者有官，祸乱则繁”，“事无大小，得人必治。时无急缓，遇贤自宽”。《十七条宪法》的制定，为确立儒家思想在日本政治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革新政治，加强皇权打下了基础。
为了直接从中国吸收先进的文化，圣德太子推行了积极的外交政策。607年，他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并在致隋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隋炀帝打开一看，心里颇为不悦，暗想：你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有什么资格声称自己是太阳升起的国家？而将大隋称为日落之国。便淡淡地对小野妹子说：“你先回驿馆，过两天我再给你们的皇帝回复。”小野妹子走后，隋炀帝怒气未消，打算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后来在大臣们的极力劝说下，才改变了主意，第二天盛情款待了小野妹子。后来隋炀帝派裴世清去日本。608年，圣德太子又派小野妹子陪同隋使裴世清返隋。这次遣隋使还有随行的4名留学生和8名留学僧，他们的目的是来学习中国文化的。在此以后的很多年里，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十几批遣隋使、遣唐使，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宫廷礼仪、律令典章、官僚制度，少则数年，多则二三十年之久。他们学成回国后，在传播中国文化、改革日本政治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后来成为大化改新的骨干力量。圣德太子推行的大力学习中国文化的基本国策，一直为后来的日本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圣德太子还积极引进佛教，大力提倡佛教，修建寺院。他提倡佛教的目的，是将佛教作为统治手段之一，也是为了提高皇室的权威；修建寺院，是要将中央势力伸展到地方，都是为了确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由于圣德太子的大力支持和提倡，在624年，日本全国有寺院46所，僧尼1385人，佛教文化十分兴盛，建筑、雕刻、绘画艺术也广泛发展起来。圣德太子还曾向惠慈学习中国的天文、历史知识，并正式于604年使用历法，据说这是日本正式使用历法的开始。
圣德太子进行的一系列改革，目的无非想削弱大氏姓贵族的势力，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但当时豪强势力十分强大，尤其是苏我氏的特权无法削弱，圣德太子的理想无从实现。到了晚年，他已无意于国内政治改革，沉迷于佛教，加上长期以来积劳成疾，于622年病逝，终年49岁。
北印度的统一者——戒日王
642年12月，印度半岛曲女城，来往的行人如车水马龙，有的泛舟，有的乘象，有的骑马，有的步行，熙熙攘攘，鼓乐齐鸣，一片沸腾。
原来这里正在举行印度历史上盛况空前的佛教辩论会。到会的有印度半岛18国国王、佛教高僧3000多人、娑罗门教和其他教徒2000多人，还有从各地赶来的不计其数的老百姓。
坐在主席台上的主论高僧，特别引人注目。他稳稳地坐在主论位上，就辩论的主题展开滔滔不绝、有理有据的辩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论文悬挂在会场门口，声明：如果有人能据理驳倒其中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但是5天过去了，仍无人前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了18天，大家都为他的精辟议论所折服。辩论会结束那天，主持会议的国王恳请他乘坐一头用精美的华幢装饰的大象绕场一周，以表示对这位高僧的敬重。
这位高僧就是中国唐朝的玄奘大法师，主持辩论会的就是印度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了北印度的本地人国王戒日王。
戒日王是印度历史上的著名国王、剧作家兼诗人，他统治的时期是印度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时代。
590年，戒日王出生在萨他泥湿伐罗城（今旁遮普东部），是伐弹那王国的二王子。戒日王的父亲光增王逐渐吞并周边的小国，使伐弹那王国开始强大起来。
戒日王继位之前，北印度处于群雄割据的局面，其中以莫利克王国、后笈多王国以及设赏迦王国最为强大，几个王国为争夺北印度的霸权相互角逐，不断进行战争。606年，光增王病死，后笈多王国乘机袭击与伐弹那王国联姻的莫利克王国，杀死戒日王的妹夫、莫利克王国的摄铠王，并将戒日王的妹妹、莫利克王国的王圣、王后囚禁在监狱中。伐弹那王国的大王子王增为替妹妹报仇，领兵打败了后笈多王国，但却不幸丧命于与后笈多王国秘密结盟的设赏迦王之手。年仅16岁的戒日王，发誓要为死去的哥哥报仇，率领大军，东征西讨。经过6年的战争，他不但恢复了莫利克王国及后笈多王国的领地，而且征服了的恒河流域的其他一些小王国，从而确立了在北印度的霸主地位。
尽管如此，戒日王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他的庞大帝国只是个依靠武力结成的松散联盟。许多王国都是暂时屈服于戒日王的武力，承认他的霸主地位，向他称臣纳贡。
为了增强对外扩张的实力，为了维系靠武力征服的国家的统一，戒日王即位后，首先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建立了象、车、马、步4支军队。
象军以大象为主要作战武器。大象以象牙和象鼻作为武器攻击敌人，每头大象身上都披挂着坚硬的铠甲，这样，铠甲既可防护象身，军官骑在大象身上又显得格外威武。另外，每只大象还配备两名步卒，以便驾驭大象和保卫军官。戒日王特别重视象军的建设，他初继位时象军只有5000人。到612年，将象军扩大了12倍，一跃而为6万人。这是因为象军的来源及其使用更适合于印度古代多森林的地理环境。
车军以4匹马为一组，拉1辆马车。每辆车上有军官一人，负责驾驶方向，另有士兵若干人，手持长柄武器，便于在较远距离内杀敌。一辆一辆的马车都是分散作战的，这样易于追逐逃散的敌人。马军就是骑兵，步军就是步兵，这是两支最基本的军队，他们都是由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组成。他们最基本的武器是长戟、刀剑和盾牌，他们以英勇善战而著称。
戒日王依靠这四支部队，东征西战，建立了一个从印度半岛西部山地直到东南部海滨的大帝国，史称阁多王朝。
王朝下辖30多个诸侯国，各级大臣都有自己的封地。百姓安居乐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经济繁荣。戒日王统治时期，加强对外贸易，国家富强。
戒日王本人信仰印度教，但容许其境内各种宗教派别自由发展，并且特别尊重在当时拥有大批信徒的佛教，他后期接受了佛教的信仰。为了加强封建统治，戒日王大力宣传佛教、扶植佛教，以佛教统一思想。他下令营造佛塔，兴建佛寺，雕塑佛像，仅在首都曲女城，就建有100多所佛教寺院。他封赏僧人土地、村庄，布施寺院。著名的那烂陀寺就是在他的扶植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成为印度的佛教最高学府。主持戒贤法师是印度的佛学权威，唐代高僧玄奘法师就拜在戒贤门下，成为当时印度知名的第一流佛教学者。
戒日王文武双全，不但会领兵打仗，而且擅长赋诗作剧，流传下来的剧本有三部：《钟情记》、《璎珞记》和《龙喜记》。在《璎珞记》中，戒日王祝愿众神联合，与世共存，造福人类，表达了他希望众王国联合、国家统一的强烈意愿；在《龙喜记》中，戒日王将佛尊为首要的神，不仅表现出希望宗教团结的愿望，而且反映了印度教与佛教融合的时代倾向。
647年，戒日王病死，没有留下子嗣。靠武力维持的庞大帝国于是解体，北印度再度回到群雄割据的局面。
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转折点——大化改新
645年6月12日，日本皇宫太极殿，皇极天皇正在接见朝鲜半岛的三国使臣，突然，只听“哎呀”一声，众大臣大惊失色，中大兄皇子一剑刺杀了专横跋扈、独揽大权的大贵族苏我入鹿，苏我氏身首异处，鲜血在大堂之上汩汩地流淌，原来这是中大兄皇子联合中臣镰足等人为改革而发动的政变。
政变成功后，中大兄皇子废黜苏我氏拥立的皇极天皇，另立其舅父轻王子继位，称孝德天皇。自己则以皇太子的身份参与政治，推动革新。
孝德天皇即位后，建年号“大化”，迁都难波（今大阪）。第二年，在一批留唐学生的谋划下，孝德天皇颁布革新诏书，效法中国唐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面的改革，史称“大化改新”。
5世纪，大和统一日本后，部民制迅速发展起来，许多自由农民变成部民，遭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引起广大人民的极端不满和反抗，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
在统治阶级内部，王室和中央贵族占据全国最多最好的土地，引起地方豪族的不满，为了争夺私地和私民，地方贵族和中央贵族争战不已，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安定，造成最严重的社会危机。
6—7世纪，东亚大陆形势的发展对大和的统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新罗的崛起，隋唐帝国的繁荣，不只给日本振兴树立了榜样，还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此以前，日本统治阶级一贯把从朝鲜获得的先进技术和劳动力（奴隶）作为国内统治的有力支柱。朝鲜的强盛，不仅使大和朝廷和贵族失去从朝鲜获取先进技术和劳动力的条件，而且造成政治威信的降低，财政经济的困难，为人民的反抗和地方贵族的叛乱造成有利的时机。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造成的统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感到，只有实行必要的改革，才能维持和巩固他们的统治。
6世纪末，大贵族苏我氏排除异己，控制了中央政权，苏我氏拥立本族的皇女为推古天皇，以圣德太子充任摄政。摄政期间，圣德太子实施一系列变革措施，制定官位，颁布宪法，强调“国非二君，民无二主”，努力提高王权。在对外政策上，致力与中国修好，向隋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但却成为日后大化改新的先声。
圣德太子时期派遣到中国的留学生，直接学习中国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为大化改新作了思想和力量准备。632年，从中国留学回日的学问僧，就曾向推古天皇上奏，说唐朝是法律完备的国家，应建立经常的来往关系，并建议把已经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召回，让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发挥作用。著名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人，返日时带回了大量的唐朝文化典籍，并把它运用于日本，对大化改新产生了积极作用。南渊请安在唐留学长达20余年，亲身体验到先进的唐帝国与尚处落后的部民制阶段的日本之间的巨大反差，热切要求学习唐帝国的先进文化和制度，改造日本的社会现实。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南渊请安先生，高向玄理等则直接参与革新活动。学习中国，终于使日本找到了摆脱部民制危机的根本出路。
孝德天皇，仿效隋唐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政治上，改革官制，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各级官吏由国家任免，废除世袭制。中央政府设神祗官和太政官分管祭祀和总理全国政务，下置八省（部）管理相关事务，设弹正台，专管监察事宜，地方设国、郡、里等行政组织，分别由国司、郡司和里长治理，国司和郡司由中央任命，里长由当地有势力的族长充任。
经济上，废除王室和一切贵族对土地和部民的所有权，土地属于国家，部民和自由民一样成为国家的“公民”。取法隋唐的均田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国家每6年按人口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不得买卖，死后归还。赋税仿效唐代的“租庸调制”：租为田租，交纳稻米；庸为徭役，每人每年10天，也可以纳绢或布代替；调为贡物，交纳各种土特产品，一般是交纳绢布，每户1丈3尺。国家也按贵族的身份和官职，分给他们一部分土地。
文化上，广泛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丰富日本文化的内涵。日本最初没有自己的文字，5世纪时，日本人开始学会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到6世纪中叶，日本多次派遣唐使，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僧。吉备真备在中国留学17年，精通唐朝文化，回国后不仅在太学教授三史、五经、算术、音韵、书法等科目，他还利用汉字的偏旁创造了日本楷书字母——片假名。后来留学僧空海又模仿汉字草体创造了草书字母——平假名。
大化改新后，中大兄皇子主持朝政，他多次率兵镇压保守派的反改革叛乱，巩固了自己独掌朝政的地位，因此他与天皇之间的矛盾加剧。653年，中大兄皇子请天皇下令将国都从难波迁回大和，孝德天皇没有同意。中大兄皇子不顾天皇反对，率文武百官、皇祖母、皇后，撇下天皇，迁回大和行宫，孝德天皇从此大权旁落，第二年，他在郁郁不乐中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