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了各地的叛乱，镇压了人民起义之后，为了缓和国内外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大流士采取了一系行政、军事改革，实行专制统治。
大流士宣称自己是“诸王之王”，亲自掌管军事、行政、财政、司法大权。他认为居鲁士和冈比西斯时代的宫廷缺乏礼仪，他制定了一整套宫廷规矩。在上朝时，大流士头戴金光闪闪的王冠，身穿绛红色的长袍，腰系金丝腰带，手握黄金“权杖”，高坐在金阶之上，身后则站着大群高擎羽扇和大伞的随从和侍卫。大臣要跪在地上朝见，在他和大臣之间，还要用帷幕隔开，因为大臣的呼吸会亵渎皇帝。他还建立一支1万2千人的卫队，称为“不死队”，因为他们的人数永远不变，随时有预备队可以补缺。
他建立军政分权制度，分全国为20个省，各省置总督1人，由波斯贵族或王室成员担任。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处理行政事务，直接对国王负责。另外设将军1人，统率各省驻军。总督和将军互不隶属，这样便于互相监督。将军只对大流士负责，任何人无权调动军队。
大流士还给总督设立“皇帝的秘书”，并派“耳目”，去监视地方的军政官员。对地方官员论功行赏，以确保他们效忠。
大流士规定各省的贡赋税额，或银，或金，或粮食；金币由国家统一制造，称“大流克”，重8．416克；行省可以铸造银币，名称“西克勒”，重5．6克；地方城市只准铸造铜币。如今，正面是大流士的头像，反面是弓箭手的“大流克”，成为古币收藏家的珍品。
为了便于调遣军队，密切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大流士在帝国境内修筑若干驿道，形成驿路网。最重要的一条驿路是“御路”，自都城苏萨至小亚都会萨迪斯，延伸到以弗所，全程共2000多公里。驿站110个，人马行程一天后，到达某个驿站，这个站必备有人和马匹换行。无论雨雪天气，还是酷暑季节，王家信使都要日夜兼程，赶完全程只需一周时间，而一般商队要走3个月。这样的驿路也有利于对王室的服务和商业的发展。比如大流士特别爱吃爱琴海产的鲜鱼，为了及时地把鲜鱼急送到王宫，驿站的信差们快马加鞭地把鲜鱼送到宫中。希腊人羡慕地说：“波斯王住在巴比伦，爱琴海鲜鱼进宫廷。”驿道也促进了对外贸易。这条“御路”是丝调之路的东段。由于交通发达便利，沿途又有士兵保护商旅行人的安全，波斯与印度以及地中海各国的贸易很快发展起来。据说水稻和孔雀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印度传入波斯的。不仅贸易的发展，文化、风俗、思想观念，也都加速了对外的交流。
波斯的水路交通，不如陆路交通那么发达。最初帝国没有自己的海军，如果一遇到水战，便只有借助于腓尼基人或希腊人的船队。大流士为了沟通波斯与地中海两大世界，曾修筑运河连接红海与尼罗河。运河的开凿非常艰苦，工人们得靠打井供应饮用水。运河开成后，加强了帝国对外水路联系。
大流士深知法律对于巩固帝国的重要性。他在《贝希斯顿铭文》中叙述他所征服建立的各个国家时，首先说：“在这些国土上，容易相处的人，我善待之，虚妄的人，我惩治之。赖阿胡里·马兹达的佑助，这些国土尊重我的法律；我所说的，他们遵办。”从这可以看出，他以高压的手段和严酷的立法，对待被征服国土的人民，借以维护帝国的统治。他以制定法律知名于当世，曾被柏拉图称道。他所制定的法典，直到公元前3世纪仍被视为权威之作。
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把上述大流士的做法称作“大流士改革”。大流士改革，成果斐然，他的治绩，曾被后世的罗马采用为典范。在他治理下，数十年间西亚获得了安定和繁荣。
然而，靠军事征服建立的波斯帝国，也仅仅依赖武力来维持帝国的统治和霸权。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移民城市爆发反抗波斯统治的起义，得到雅典等希腊城邦的支持。大流士知道，一旦这些希腊城市独立，对波斯的西亚霸权将形成很大的威胁。于是大流士西征，率大军镇压了起义。之后又入侵希腊，兵败马拉松，丧师归来，企图再攻希腊又没有成功，大流士不久病死，波斯帝国逐渐衰落了。
印度河文明的发现
欧洲历史学家们在假设文明发源于希腊的同时，他们一直相信，那时的印度是一个野蛮未开化人的温床，直到欧洲的雅利安人从里海沿岸带着一些艺术品与科学，移民来到那里定居下来，那里才被逐渐纳入文明历史的轨道。
然而，20世纪考古在印度摩亨佐·达罗的伟大发现，否定了历史学家们关于印度文明源于雅利安人的假说。
摩亨佐·达罗，逐渐从千年的沉睡中苏醒，拂去身上的尘沙，向世人展现它昨日的辉煌，向世人显示着它的地位、价值。这是一座标志着“印度河文明”的古城，是人类古老文明的化石。
摩亨佐·达罗位于今天印度的什么地方，她是怎么被发现的？她有什么丰富的内容？
在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南部，滚滚流淌的印度河右岸，有一座半圆形的佛塔废墟。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时代传来的。这里是信德沙漠的边缘，白日狂风挟着沙尘遮天蔽日，夜晚寒风习习，尽收眼底的只有一望无际的信德沙漠。多少年来，这里一片荒凉，满目疮痍，一直被当地人称为“死人之丘”。
1922年，几名印度勘察队员偶然来到这里，在佛塔的废墟里，找到几块刻有动物圆形和令人费解的文字石制印章。
此后的10年里，几个考古工作队相继来到这里，进行了整理和发掘，终于发现这里是一座重要的古代城市的废墟。这一考古发现，向世界证明了印度文明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一样古老而灿烂。
参与考古发掘的马歇尔博士向世界报道：“这些发掘物是在公元前3000年在孟买行政区最北的信德省与旁遮普省过着高度城市生活的建筑物。从多数房屋，水井与浴室，并有一套完备的排水系统来看，足见当时居民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最低限度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苏美尔地区所发现的相等，并超过了同一时代盛行于巴比伦与埃及等地的状况，……甚至在乌尔城所有的房屋在构造上来看，也决不能与摩亨佐·达罗的同日而语。”
马歇尔博士对年代的估计基本是正确的。
约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750年，印度河流域的最早居民“达罗毗荼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并用棉花织布的民族之一。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精密的衡量标准和文字体系，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城市经济，而且广泛地和其他各文明民族进行着贸易往来。
从发掘的成果看，城市周长在3英里以上，人口有三、四万人。街道大部分是东西向和南北向的直路，成平行排列，或直角相交。主要街道宽达10米，下面有排水道，用拱形砖砌成，形成一个独特的排水系统。
古城的建筑物一般都用火砖和晒砖砌成。住房一般为平房或二层楼房，其式样大致相同。几间大小不等的房子，形成一个正方形的院子。院墙是砖砌的，街门开在住宅正面。在这里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反映在住房上，既有很多房间的楼房，也有非常简陋的茅舍。比如，在遗址中就发现了一幢包括许多间大厅和一个储藏库的建筑物，很可能就是当时摩亨佐·达罗的国王或首领居住的地方。
另外，还有不少两层楼的房屋，下层是厨房、洗澡间，上层是卧室，这也显然是有钱有势人家的住宅。不过，到目前还没有发现，或者无法证明，哪一座建筑是宫殿或神庙。
令人叹奇的是，摩亨佐·达罗建设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型排水系统。住户从井里或供水道取水，脏水从阴沟排出。大街下是深30．48—60．96厘米、宽22．86—45．72厘米的主沟，每户有支沟与主沟相通。楼上的污水经垂直的水管通向地下沟道。雨水和污水通过沟道最后流进大河。为了防止垃圾淤塞沟道，支沟进入主沟处，每隔一定的距离也有水坑，人们可以检修沟道，清除污物。这样复杂的污物和污水处理系统，不仅在上古时代是无与伦比的，就是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城镇也望尘莫及。
除了有完善，先进的排水系统之外，还反映出当时人们很注意清洁卫生。城市里的中心建筑物不是寺庙之类的建筑，而是一个大浴池。浴池呈长方形，长39英尺，宽23英尺，深8英尺。浴池南北两端有阶梯，有一条一人高的排水沟可以把废水排出浴池。这里还有一口椭圆形的水井，大概是给浴池供水的。浴池的底部和四周的砖块都用石膏灰浆砌合，外面涂上一层沥青，然后再砌一层砖块，以防止漏水。浴池北面有一小串小浴室，每个浴室里有一个放置水罐的高平台，可能是作热水浴用的，另外还有作为其他用途的房间。
在这些地方还发现了大量的石制印章，大部分是雕刻的，并且刻印出一些无法了解的象形文字。遗憾的是，人们还没有认识这些文字从而去诠释它。另外还发现了彩色瓷器、石头的雕刻，其数量远远超过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除此之外还有铜制武器与器具以及铜制双轮车的模型，大量的金银手镯、耳环饰品，项圈以及很多精致的亮晶晶的珠宝饰物。
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外贸易发达。它可以控制通向西方的三条重要的商道：通向阿拉伯海的港口、俾路支南部的平原和波兰山口。他们向两河流域输出的主要商品有木材、棉花、棉织品、香料、象牙、珠宝装饰；从两河流域主要输入铜、锡、银、宝石、青金石、大麦、食油、羊毛纺品和服装。
古城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发现证明，古印度也和埃及、巴比伦、中国一样，是文明的摇篮。
但是，摩亨佐·达罗的文明为何突然消失？根据现有的资料，印度河文明约在公元前16世纪退出历史舞台，大概它是被外族征服的，洪水和其他天灾可能也是其衰落的原因。不管如何，摩亨佐·达罗城的发现，证明古印度无愧四大文明古国的称号。
印度建立种姓制度
一提到印度自然会想到种姓制度，它存在于印度社会的漫漫长河中，延滞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它是印度阶级关系、阶级对立的一个缩影。
印度河曲折南流，每当夏季上游的高山积雪融化，河水泛滥，两岸土地肥沃，古老的居民“达罗毗荼人”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劳动着。约公元前2000年代中期，可能来自里海地区的波斯族的旁系“雅利安人”逐渐征服了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并逐步建立起一些奴隶制政权。
这些雅利安人具有强壮的体格，能吃能喝，残忍成性，好勇斗狠。在他们逐渐征服的过程中，内部进一步分化。贵族和平民的对立逐渐被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的对立所取代。“刹帝利”一词来源于“刹特拉”，意为权力、力量。“吠舍”一词来源于“维什”（氏族），原意为氏族成员。刹帝利是财产的再分配的主宰，控制着土地资源。吠舍家族成员和劳动力逐渐形成家庭经济单位，地位逐渐超过了氏族。
在刹帝利和吠舍形成对立的种姓时，婆罗门和首陀罗种姓也逐渐出现了。婆罗门是从早期修行的“仙人”和祭司演变而来的，以后逐渐包括了所有在祭司中司礼的人。“首陀罗”一词原来是一个非雅利安部落的名称，但是逐渐为脱离自己的部落，依附于刹帝利家族或吠舍家族的劳动者，包括手工业工匠和农业耕作者。
可见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在氏族向国家进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这不仅仅是阶级分化的结果，也是雅利安人在征服的过程中，对氏族制度作出的某些调整。
印度等级制度以其等级间界限森严，延续时间长而著称于世。主要内容是：
第一等级是婆罗门，是祭司贵族。他们主要掌握神权，占卜祸福，垄断文化，报道农村季节，社会地位最高。
第二等级是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包括国王和各级官吏，掌握国家的军事和行政大权。
第三等级是吠舍，由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商人所组成。向国家纳税，向神庙上供，供养一、二等级。
第四等级是首陀罗，包括被征服者，贫困破产失去土地的人们。他们几乎没有权利，受奴隶主阶级的剥削，从事低贱的职业。
种姓制度具有两大特征，各个种姓之间职业世袭；各个种姓实行内婚。这一制度试图从职业、血统上保证婆罗门、刹帝利这两个种姓之间世世代代垄断其地位。
四个种姓之间的地位高低是通过宗教概念中的纯净污秽来标志的。最接近神，掌握着与神交流手段的婆罗门当然是最纯净的。其次是在宗教仪式中，被婆罗门净化的刹帝利。再次是通过宗教仪式得到轮回再生的吠舍。而首陀罗则没有再生的权力，被排斥在雅利安人的文化之外。
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婆罗门宣扬“造物神梵天用自己的嘴创造出婆罗门，用手创造出刹帝利，用腿创造出吠舍，用脚创造出首陀罗”。因此，就有了尊卑高低之分。
婆罗门僧侣还宣传：凡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来世才能升为较高种姓，否则，就会降为较低种姓。因此，对广大劳动者和奴隶来说，应该逆来顺受、放弃斗争，尊从神的旨意，以免加重来生的苦难。
为了维护种姓制度，奴隶主阶级还制定了许多法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摩奴法典》。相传，摩奴是大神梵天的儿子，为了确定人间各种人在社会上的应有次序，确定婆罗门和其他种姓的义务，便制定了这部法典。法典确认婆罗门特殊的社会地位和首陀罗的悲惨地位；确认了用严刑峻法镇压吠舍、首陀罗的反抗的合理性；确认了四个种姓之间在法律上不平等的合理性。首陀罗不能有自己的私产，低种姓人如果身体的某一部分伤害了高级种姓的人，就要斩掉那部分肢体，刹帝利辱骂婆罗门只要罚款就行了，而首陀罗骂了婆罗门，就要被灌上滚烫的油。不同种姓之间不能待在一个房间，不能同桌吃饭，不能饮用同一口井里的水，更不要说互相通婚了。
在种姓制度下，首陀罗过着贫困的生活，然而，真正处于印度社会最底层的并不是首陀罗，而是旃荼罗。《摩奴法典》称他们是“人中最卑贱者”。旃荼罗又称贱民，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他们要佩戴特殊的标记，进城要敲打响声让人们回避。南印度曾经发生对旃荼罗的大规模迫害事件，施暴者说旃荼罗的影子污染了他们的水井，在印度杀死贱民不承担法律责任。
种姓制度实质上是一种阶级制度，婆罗门、刹帝利是统治阶级，吠舍、首陀罗、旃茶罗是被统治阶级。种族制度将复杂的阶级关系简单化，固定化、永恒化，严重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造成印度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佛祖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