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能发展的，最多只是地方性的交通和农产加工企业，如运输、仓库、碾米、磨粉等地方性的小企业。其他重要的企业；日本人都不让台湾人经营。在台北帝大，台湾籍教授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教授都是从日本聘请来的学者。因此，在学术上，台湾同胞并没有机会发展到足以领导台湾文化建设的地步，也不足以领导台湾的舆论。
台湾人争取平等的努力
台湾同胞力争身份和权利的平等，也曾经有过多次努力和抵抗。1913年罗福星（罗福星（1886-1914）祖籍广东嘉应镇平县，客家人。为中国同盟会会员，曾经参与黄花岗之役，亦为台湾日治时期著名的抗日志士。）领导的“苗栗事件”（罗福星事件、台南关帝庙事件、台中东势角事件、新竹事件、南投事件的合称，这五次事件相继发生于1912年、1913年间。日本人将这五次抗日事件镇压后，合并处理，称为苗栗事件。）,1915年余清芳（余清芳（1879-1915）台湾屏东市人，1915年西来庵事件领导人。行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因人告密而被捕，后被日军在台南监狱处以绞刑。）领导的“西来庵事件”（又称余清芳事件、噍吧哖事件或玉井事件，是发生于1915年的武力抗日事件，是台湾日治时期诸多起事之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同时也是台湾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抗日的重要事件，更是台湾汉人最后一次武装抗日。）都失败了。后者又称“噍吧哖”之战，日本正规军镇压游击队，实行了集体大屠杀。除了这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起义之外，1930年，原住民部落也有过“雾社事件”（指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在今南投）地区马赫坡、钵亚伦、荷戈、塔罗湾、罗多夫、斯库六个村社的高山族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在莫那·鲁道的领导下掀起的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战士消灭日本军警百余人，将雾社全区占领三天，后又转入深山继续战斗达两月之久。日本殖民当局调集驻台陆空军和大批武装警察残酷镇压，施放毒气，起义战士全部牺牲。），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毒气，压制没有现代武器的原住民。
台湾人民努力争取应有的权利，除了武装起义，还通过议会政策的途径和舆论的鼓吹，以求获得比较公平的待遇。台湾文化协会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想用请愿的方式，为台湾同胞取得参政的权利。他们也力图争取发行自己的报纸和刊物，甚至尝试组织政党，例如民众党，希望遵循现代各国民主运动的常规，争取参政的权利。20世纪20年代，台湾民权的请愿不下十五次，然而，这些努力都失败了。日本终究没有赋予台湾人民合理的平等地位。
1930年10月27日，台湾雾社高山族一千五百人举行抗日大起义，起义者砍死了包括日本县长在内的一百三十四名日本殖民统治者。
台湾人民和中国大陆的联系
1911年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了。大陆的革命运动，台湾同胞也曾经参与，如罗福星就曾经是孙中山革命党的党员，而且参与了广州起义。大陆的五四运动，也引起台湾的共鸣，像张我军（张我军（1902-1955）作家，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的导火线引燃者，被称为“高举五四火把回台的先觉者”。）就曾经在台湾推行台湾的新文化运动，用汉语的白话文创作。
台湾人民和大陆的联系，其实不绝如缕，常有来往。大陆的著名人物，如改革和革命的领袖梁启超和孙中山，都访问过台湾，受到地方人士的热烈欢迎。台湾的一些精英人士，很多人在海峡两岸都有产业，来往居住。板桥林家在厦门有住宅，即著名的菽庄花园；林尔嘉（林尔嘉（1875-1951）本是厦门抗英名将陈胜元五子陈宗美的嫡长子，六岁时才过继给台湾板桥林家，是民国期间在闽台两地颇负声望的人物之一。）在福建投资了许多事业，是闽南有名的企业家。
也有些人回到大陆发展事业，张我军、黄朝琴（黄朝琴（1897-1972）台湾政治人物，为台湾20世纪50年代“半山”派的政治人物代表。）、洪炎秋（洪炎秋（1899-1980）台湾早期作家。）等，不胜枚举。连横（连横（1878-1936）历史学家、诗人，台湾台南人。）则将独子连震东（连展东（1904-1986）台湾的政治人物，前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父亲。）送回大陆，托人照顾，要儿子还是中国人。回大陆的台湾人，其实为数不少，他们常以闽南或客家祖籍为籍贯在大陆工作，这些人在台湾光复后回到台湾，被称为“半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人称呼来自大陆的人为阿山，本地人为阿海。“半山”一词，则是指曾经居留大陆一段时间再返台的台湾人。就政治含义而言，所谓的半山必须是在中国大陆期间，在国民政府或国民党党部系统内任职，以及在行动上拥护国民政府的人士。）。
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控制，终于使得所有想要通过和平途径，争取台湾人政治平等权和文化自主权的努力，化为泡影。可是，当年争取台湾人权的运动，留下了种子。林献堂（林献堂（1881-1956）原籍福建龙溪，是台湾中部大地主后代。林献堂是台湾日治时期非暴力反日人士中右派代表人物，被称为“台湾议会之父”，后因“二二八事件”遭国民党所忌，避居日本。）、蒋渭水（蒋渭水（1891-1931）被视为最重要的日治时期反殖民运动领袖。）……他们一脉相承，坚持为台湾老百姓争取民主权利。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这一系列运动，和本土的运动合流。这个留待下一讲再讨论。
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即日本化运动，指自甲午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改造朝鲜、琉球、台湾及中国东北居民以使其对天皇与日本国家保有高度忠诚心的强制教化政策。）
五十年的日本统治，在后半段发动了“皇民化运动”，愿意接受日本文化的台湾同胞，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只用日语。当局要求他们采用新的日本姓氏，放弃原来的中国姓名。“皇民”必须放弃中国祭祀祖先的仪式，皈依神社的神道教（日本固有的宗教，大致可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崇拜多神，号称“天地神祇八百万”，而以崇拜代表太阳神的“天照大神”为中心，并尊之为日本民族的祖神。公元4世纪时以大和朝廷为中心的、统一的奴隶制国家成立后，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自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皇统即神统。19世纪中叶明治维新后，建立了“神皇一致”、“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这种国家管理的神道体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始告解体。）。到太平洋战争时期，“皇民”家庭的人数，也不过是台湾人口的百分之七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需要台湾的人力支持，皇民化运动加速进行。1945年台湾光复，真正是“皇民”的台湾同胞人数，也不过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已。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之中，日本人不太敢用台湾人在大陆作战；如果用台湾兵，也只是分散在各个日本的作战单位之中。但在太平洋战场上，日本就大量征用台湾人参军，最初担任辅助战士的台湾军夫，还不能算真正的日本军人，后来兵源越来越不够了，才将参军的台湾人纳入日军编制。台湾军夫和军人在南洋的表现，居然和日本人基本一样。
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粮食不足，实行配给制度，台湾同胞能获得的配粮，只是在台日本人的一半，“皇民”可以得到介于日本人和台湾人之间的数量。这一粮食供应的差别，当然也使得许多台湾人愿意成为“皇民”，至少可以吃得饱一点。为了表现他们是“皇民”，他们往往比真正的日本人还要“日本人”。
“二战”中台湾人民的屈辱与苦难
许多台湾同胞，尤其是医生，被征调到中国的东北，为日本服务。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政权。在东北的台湾同胞，在地位上比日本人低，可是比东北人高。这些奇怪的现象，使台湾同胞自己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哪种人了。《亚细亚的孤儿》这本书，正是说明这种上不得、下不得的尴尬局面。日本人不拿台湾人当日本人，而大陆人却以为台湾人是日本人，台湾人究竟是谁？在吴浊流笔下，台湾人是亚细亚的孤儿。这种尴尬的局面，反映于台湾今天的文化归属和认同上，依旧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日本占领台湾之初，台湾同胞群集在庙宇的广场上，听讲中国的古事、观赏民间的歌仔戏，欣赏中国文化之中悲欢离合的故事。民间娱乐经由南管（通常指的是中国福建南音，即中国古代一个音乐种类。）、北管（为17世纪至20世纪，台湾与闽南地区流传广远的传统音乐、歌曲及戏剧表演。借用中国北方音乐戏剧元素与官话（就是京剧称为中原音韵、中州韵的湖广话）而得名的北管，与使用南方音乐元素的南管互为对应。），怀念原乡的生活。在日本的统治下，还有一些台湾读书人组织诗社，借吟哦古诗，尽量保持中国的文字和语言。中文的“书房”（中国古代私塾的另一种称呼。）是学习中国文化的地方。在日本推行普及教育之时，书房还是可以和学校教育互相补充的。这些努力都说明了，日本统治台湾五十年的前半段，台湾同胞还在尽力维持中国文化的命脉传承。可是，今天，台湾已经离开日本六十年了，台湾同胞的“哈日”却成为一时风气，历史的吊诡，的确常常令人感慨兴叹。
太平洋战争的后期，台湾同胞有一部分在南洋作战，埋骨异乡，永远不能回家。许多年轻人被征调到日本去，参加日本的国防生产工作。甚至十五六岁的青年也被征发到日本，在日本的飞机工厂做工，补充日本的劳力不足。战争期间，美军轰炸台湾，台湾的铁路、公路、港口及各种工厂设施，都遭受严重的损害。当时，日本食粮不足，台湾同胞最多只能吃日本人配给食粮的一半。今天许多台湾的耆老，还能记得当年半饥饿的生活——这些都是悲剧！台湾无辜地被拉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台湾人民蒙受的灾害，和日本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没有被“原爆”（指1945年发生在日本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的蕈状云笼罩以外，台湾人民在战时深受的苦难，全是为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拖累的。
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五十年中，从好的方面讲，是日本为台湾带来一些近代文明；从坏的方面讲，屈辱与苦难多于幸福。到了台湾回归中国以后，台湾人又面临一次身份的模糊和角色的混淆。这是下一讲的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