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荷兰人已经在台湾的南端，即今天的安平到屏东之间建立了一个转口港。从巴达维亚（今日的雅加达，又名椰城，是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城市和首都，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世界著名海港。）过来的大船，绕过大员进入今天的安平，收购中国的商货，也转运南洋的商货和白银，交给中国沿海的海上活动集团。
西班牙人在吕宋也建立了庞大的转运基地，那个港口比大员大多了。在17世纪的时候，吕宋是西班牙的属地，有好几万中国移民居住。东南亚各地，马来西亚各港口，以至于马拉加、马六甲，处处都有中国海上集团载去的华人，他们在那里落户生根。由于活跃的海上活动，华侨方才广泛地分布于南洋。
据说从颜思齐时代开始，郑芝龙集团就在今天嘉义布袋地区开拓了一个聚落，从福建运去耕牛和壮丁，在那里生产粮食，也收罗当地的商货。荷兰人居住的大员，在17世纪中叶的时候，已经有数千华人。在台湾北部的基隆和淡水两个港口附近，西班牙人曾经建立基地，后又被荷兰人驱走。在这些基地，其实荷兰人口很少，反而有数以千计的华人，例如，鸡笼和沪尾（即今日的基隆和淡水）都有数千华人的聚落。17世纪时，福建人对台湾就已经非常熟悉了。
郑氏集团的船队飘扬着旗帜，纵横海洋。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必须与郑氏船队签订合约、预付货款，才能获得中国的商货，也才能将他们带来的商货运送到中国。这一海上势力，从郑芝龙时代开始，一直延伸到郑成功取得台湾，至少存续了半个世纪左右，俨然是东亚和南洋地区的海上帝国。清军入关，明室覆亡。郑芝龙拥立唐王延续明朝，其子郑成功被赐国姓，号为“朱成功”，南洋一带遂称郑氏为“国姓爷”。郑芝龙投降清军，郑成功却继续恢复明朝廷的努力。他以闽南为基地，曾大举以水军攻袭南京，不幸大败，闽南也逐渐不保，遂转向台湾发展。郑氏的强大船队趁潮进入安平，荷兰人投降，退回巴达维亚。郑氏在台湾建立政权，其统治地区是嘉义以南到屏东的西部，并没有延伸至山地；在北部，他的政权也只在今天的鹿港、淡水、基隆各有小片的地区，设立官府。郑氏政权号令所及，还是以台湾南部为主。
17世纪版画，郑成功与荷兰人在台湾海峡交战。“反清复明”失败后的郑成功转向台湾发展，他率领强大的船队，趁潮进入安平，与荷兰人展开激战。荷兰人投降，撤离台湾岛。
郑氏在台湾建立统治政权
郑氏带到台湾的官员、兵丁和眷属，总数大约不过十万人，加上原来在台湾居住的汉人人口，应当有将近二十万人，这是当时移居台湾的总人口数。不过他们和海外各处华侨社会有密切来往，“国姓爷”的船只，经常有千百艘穿梭往来于东南亚海上。郑氏集团在大陆的贸易机制，似乎依然存在，从浙江到广东，有金、木、水、火、土五个山商。所谓山商，就是陆地的商贩，他们是海商的代理行，在各地收购外销的商货，同时也分销海外运来的南洋和西洋商品。另有仁、义、礼、智、信五家商号，这些则是转运商货的船队。郑氏政权本身既是保护者，也是投资者。比如说，某个商队从郑氏政权的“户官”那儿领取经营资本，经营得利后，将利润保留一部分，本、利必须缴回户官。从这一方式可以瞻见，郑氏政权本身不仅是一个开拓台湾的行政系统，也是经营国际贸易的商业组织。
在台湾，郑氏的管理机制则类似于封建制度：各个军事单位分别驻屯在各处。今天台湾的左营、燕巢（援剿）、前金（前劲），都是分驻各地的军事单位。这些单位的统帅和兵士，就在当地开垦。农产的收获，就是他们的生活经费，剩余的部分，上缴户官。在这种军事屯垦之下，兵丁逐渐等同于佃农，而军官则是领主。郑氏也授予特权，让垦拓的集团深入原住民的地区开拓耕地。经过这些安排，原住民的聚落也逐渐转化为郑氏政权下面的地方单位。
从上面的描述可知，郑氏集团实际上延续了过去海上集团武力垄断贸易的性质。“国姓延平王”的称号，则是表达郑成功复兴明室的使命感。郑成功的事业，毋宁说是以台湾为基地，以海上贸易取得资源，致力于华夏文化的延续。
康熙年间，清朝在沿海又设海禁，以防堵郑氏卷土重来。然而，清政府其实不能真正有效地执行新的海禁令。施琅、黄梧这些降将的船队，也不能摆脱海上活动集团的特质，他们依旧利用非法与合法之间的模糊地带，进行有厚利可图的海上贸易。1683年，施琅的水师攻取台湾。郑氏政权灭亡，他们的船队，分散在各地，有些没有跟着郑氏投降清政府。其中一些归入了日本的九州岛诸藩，有些分散在海外各地，厚植了东南亚华侨的力量。究竟这分散各地的华侨人口是多少，我们无法统计。只是今天东南亚各港口的华人社区，在居民的家谱或口述传承中，还常常有人提起是“国姓爷”的部下，也有一些地方对郑和的郑成功部“潭州军饷”币
在台湾，郑氏的管理机制类似于封建制度。郑成功的事业，毋宁说是以台湾为基地，以海上贸易取得资源，致力于华夏文化的延续。“郑”与郑成功的“郑”混淆不清，称为“郑王”。
郑氏三代治台，在台湾岛内，逐渐发展了中国州县制度的行政系统；在康熙接收台湾以后，这一系统又并入福建遥领下的台湾。清领时代的情况，我们下一讲再谈。郑氏领台对大陆及台湾的深远影响。
综合地讲，郑成功进入台湾的历史事件，应当看作中国长期从大陆向海洋发展的高峰。这一发展，在整个明朝不仅没有经过官方的许可，还受到官方的压制和打击，但居然连续数百年，将陆地的中国延伸到海上。其情势和西方人在海上大量开拓，其实是类似的。不论西方的发展还是中国的发展，其最大动力，都是美洲新大陆的贵金属流入旧大陆，使后者经济领域的资金大量增加。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从新大陆的矿山，经过高桅船，再经过海上集团，流到中国东南和南方的商家和农户——从作坊取得瓷器和日用商品，从农户取得生丝和绸缎。中国东南沿海的财富累积，成为这一地区发展的基础，促进了当地市镇的涌现，亦即东南地区的城市化。这些现象，乃是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既有交错和重叠，也有抗拒和抵制。
这是经济全球化的重大转机，没有新大陆的贵金属，就不可能有这么活跃的太平洋贸易。台湾过去不在航道上，经过这一转变，忽然从一个不在航道上的岛屿，转化成航道的转运点。在上一讲中，我们曾经说过，台湾进入中国历史，其开端既是商业性的，也是国际性的。郑氏在台湾的帝国，也是这一现象的深化和成长。
郑成功集团带到台湾的，除了少数本属于浙江鲁王（即朱以海，崇祯十七年（1644）袭鲁王封爵。次年，清兵陷南京，张国维、钱肃乐等起兵浙东，拥其监国。同时，唐王在福建称帝，两政权互相倾轧。1646年，清兵攻取浙东，鲁王流亡海上，后病死台湾。）部下的东南忠义之士，其余绝大多数官员和军人，都是海上活动集团的成员。固然福建的泉州、福州文风昌盛，有“海滨邹鲁”之称，但那些海上集团的成员，却不在福建的高层文化圈内。郑氏政权的大臣，除了少数几人以外，都是惯于风涛的海上健儿，善于弄潮，而不习读书。郑氏在台湾立国，并没有将中国文化的精英与主流带到台湾。他们带去的一些文士曾经兴办书院，推广儒家教育，但是绩效不彰。
郑氏的部下，大部分比较娴熟于边缘社会的庶民文化。当然，中国庶民文化的基础，一向与精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一旦和精英文化脐带切断，庶民文化便不容易再有机会茁长为新的精英文化。所以郑氏统治的台湾，正如海外各地的华侨社会，其庶民特性非常强烈。庶民文化往往具有地方性的特色。在台湾生根的闽南文化，具有开拓社会常见的地区性和排他性。这一现象预伏在清领台湾的时期，更多移民陆续到达，就不免“分类”斗争。例如，泉漳、闽客之间的冲突。甚至，同一社群之内的小团体，为了争夺和维护利益，也不断地拼斗。
台湾作为中华民族汉人开拓的东南疆土，历史发展，其来有自，根源久远；开拓过程中出现的若干特性，也决定了台湾一岛作为汉人建立的新社会，与母国的主流社会和上层统治阶层，难免有亲疏远近，不进行调节，甚至有时还出现格格不入之窘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