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来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二十年之间，世界局势不断变化。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和台湾关系密切；朝鲜战争结束，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方兴未艾。那时，台湾并不处在两个阵容冲突的焦点，而且大陆内部风风雨雨，经历了许多起起伏伏的运动，一时顾不到台湾，于是台湾有了一段喘息的时间。台湾本身呢，蒋介石那一代人重返大陆的希望，后来逐渐成了遥不可及的美梦。于是，海峡两岸基本上处于一个对峙而不冲突的局面。我的盼望是：璧合之前须有珠联，镜圆之时还待金镶；其间必有一段过程，一段秉承善意和理性、彼此相处的过程。
台湾应对新时期的政治结构调整
台湾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逐渐进行内部调整，以适应在台久居的形势。二十年来，蒋介石自己和选他出来的民意代表、“国民大会”以及监督“行政院”的“立法委员”们都垂垂老去。原有的机制很难维持“法统”的长存，无穷的“国祚”不能依靠有限的人寿继续下去。
有关法律规定，地方各级的民意代表和县市长，也要经过民选产生。二十年来，在这一制度下，台湾人民已经熟悉如何遵守民主选举的规则，选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和地方首长。台湾经历这个过程，获得的经验是复杂的：一方面，台湾延续了长期以来地方豪强的影响力，以及族群彼此间的分野；选举因此往往不是凭借着政见，而是凭借着归属和认同，以及地方利益的划分，这一民主基础其实并不理想。另一方面，民众对选举程序已经很娴熟，新一代的民众已知道应该如何摆脱过去的习惯，用理念作为选举的诉求。而且，在这一段国民党一党执政的时期，还是有一些国民党以外的候选人，经过民选而踏入政治领域。例如，台北市的市长高玉树和国民党并无渊源，也能高票当选。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市政专家，今天台北市的很多建设，在他的时代已经有所规划和实现。
在民意代表方面，当局采取了一个过渡的办法：大陆时代选出的民意代表固然留任，以维持“法统”；台湾地区本身则按照人口比例，根据规定，定期选出应有的代表。这是所谓“增、补选”条款，逐渐调整原有的民意机构成分。台湾地区新当选的民意代表之中，国民党支持一些候选人，包括地方有名望人士，也包括国民党的党工。这些人挟国民党的优势和资源，当然有较多机会当选。还有一些是本省长期参与民主运动的地方领袖，也颇有人当选了。当时的民意代表，如，郭雨新（郭雨新（1908-1985）台湾宜兰人，党外运动元老之一，被称为“党外祖师爷”。）、许世贤（许世贤（1908-1983）出生于台湾省台南市，是台湾第一位女博士、女县市长，有“嘉义妈祖婆”美名，也是嘉义政坛“许家班”的开山始祖。）等，这些人当选为“立法委员”，在国民党心目中是大出意外；既然已成事实，这些人的影响逐渐增高。而且，他们的当选鼓励了台湾的有志之士，通过民主选举的渠道进入政治领域，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经过新陈代谢，经过增、补选举产生的当地代表，民意机构的成员比率，终于占议会的大多数，改变了原来“万年国会”的结构。
民主运动的兴起
日治时代，台湾的民主运动其实已经开始，林献堂等人，如上一讲所说，经过十余次的请愿，希望日本政府赋予台湾百姓民选代表的权利。他们的请愿没有成功，这批争取台湾民权的地方领袖，此时为争取民权，重新努力。不久，林献堂去了日本，不再回台湾。郭雨新、李万居等人还继续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因此，台湾民间已有一股蓄势待发的力量，经过不同的途径，为台湾人民争取民主的权利。
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党政权的结构逐渐改变。蒋介石老了，国民党的上一代人物也都老了。蒋经国随侍乃父，身在权力中心，成为蒋介石最信任的左右手。
他的职务由“政战首长”晋升为“国防部长”，然后又转往经建会（“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简称，台湾“行政院”辖属的政府机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专责机构，也是策划台湾地区发展走向的主要幕僚单位。），升任“行政院”副院长，辅佐严家淦（严家淦（1905-1993）江苏吴县（今苏州）人，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继任“总统”。1978年后，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的改变，也都必须从经济结构改变的角度，才能理解相应的关系。）。他已经掌握了军事和经济两方面的实权。1975年，蒋介石去世，严家淦接任，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握有行政大权。1978年，他接替严家淦，直到1988年去世，他主导台湾发展，因应内外变化，也有二十余年之久。在蒋经国任期的后半段，也就是他权力巅峰的时代，台湾内部最重要的改变，乃是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
讨论台湾
60年代以后，台湾已经有一批人士投入民主活动。他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大陆来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从大陆时代开始，就深信人民参政的权利是民权的一部分。在大陆，他们也已经对国民党威权体制有深切的不满。另一类，就是在台湾成长，延续日治时代民主运动的人士，也可说是本土民主运动的第二代。这两股力量本来是各走各的路。前者——大陆来台的知识分子，如上讲已经说过，以雷震和殷海光（殷海光（1919-1969）湖北黄冈人，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先后任金陵大学副教授和《中央日报》主笔。1949年去台湾，任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兼《自由中国》杂志编委。他深受罗素思想影响，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科学、自由、民主。20世纪60年代初发动文化保守主义的批评，掀起一股自由主义的思潮。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的展望》、《思想与文化》、《自由的伦理基础》等。）等人办的《自由中国》为最重要的舆论园地。后来政府压制，封了杂志，雷震入狱，但这些民主的诉求并没因此死亡，在新闻界和学术界，民主诉求的声音仍旧不断出现。这批人基本上都是大陆来台人士，或台湾成长的青年学生。台湾本土民主运动的推动者，在“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时期以后，还没有立刻冒出头来，只在群众之间默默地活动。可是，新一代的政治活动者已经在成长了。
到了60年代晚期、70年代初期，这两股力量，也就是大陆来台的青年人和本地成长的民主运动者逐渐合流。大学师生合力办的一些杂志，《台大青年》、《大学杂志》、《文星》等在各处流传。台湾经济开始成长，有了市场需要，两家民营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成长为主要的新闻媒体，并逐渐发展为公众舆论的论坛。海外和台湾的学者们在这些报刊上时时发表论文。
1957年，台湾《自由中国》半月刊出版的“祝寿专号”，所载文章直言进谏，直指蒋介石政府。
1952年11月，台湾《自由中国》创刊三周年纪念并欢迎胡适餐会。
1969年，康宁祥（康宁祥（1938-）历任台北市议会议员、台湾“立法院”增额“立法委员”，先后创办《台湾政论》、《八十年代》、《亚洲人》、《暖流》等杂志。）当选为台北市议员；1972年，再由台北市议员当选为“立法委员”。这应当是新一波民主运动的初试啼声。有许多不在国民党之内的政治活动人物逐渐结合，被称为“党外”，俨然是一个不具名的政治团体。当时，大陆来台的外省青年人大多在言论方面，努力鼓吹民主化；本地成长的运动者，则有不少投身实际的地方政治活动。在这一基础上，孕育了十几年后，才出现了民进党。台湾的政治结构是在默默之中逐渐转变的。
蒋经国开启民主政治革新之旅
20世纪70年代，台湾的国际地位陡然变化。二十余年来，台湾仍能保持联合国的席位。1972年，因为基辛格的工作，大陆取代台湾，获得了联合国的代表权。同时，钓鱼岛的主权问题引发了海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海外华侨尤其是知识分子，转变了认同方向，承认大陆代表中国。这些转变对台湾的存在，的确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台湾的执政当局不能再依靠联合国席位或“法统”的延续，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蒋经国清楚地认识到，台湾的存在和发展，必须建立在人民的拥护上，发展自身，自求多福。
本省人争取民主，要求“当家做主”的意愿已不是国民党可以压制的了。大陆来台的学者和青年们，绝大多数也投入了为台湾争取民主的活动中。于是，国民党政府必须致力于疏散民怨——逐步开放选举，就是一种疏散民怨的方式。这一态度和政策的转变，为台湾换得二十年的渐进蜕变，也正是在疏散压力的过程中，台湾在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可以和缓地有所作为。
在政权的基本性质方面，蒋经国着力之处，是改变军队的归属。台湾现代的军队，不仅装备上，更重要的是在组织上得到美国的援助，得以不断改进。数十年的内战，将领拥兵自重。在蒋经国执掌军权的时代，军队逐渐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台湾地方政府手中。又实行普遍征兵制，征来的青年经过军训，组成军队的基层，将领不能再拥有军队。蒋经国也重组情治单位，将情治单位统一，成为安全系统下面的调查局和军调局。通过这些努力，一方面是蒋经国利用这些渠道，掌握了主导权；另一方面，军队和情治机关正常化，归属当局，而不再属于领袖或政党。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任何执政者都不能再倚仗枪杆和警棒紧握政权。
“十大建设”引领经济腾飞
快要进入70年代，台湾的经济固然已经有所好转（如上讲所述，耕者有其田和轻工业的发展，让台湾已经有将内销市场转变为外销的可能），但是力量还是相当薄弱。当时居民收入不过几千美金而已，政府仰赖外援，自己的库存并不丰厚。传闻说，蒋介石从大陆带来几吨黄金，几吨黄金的总值也就不过数亿美金。这一数字如果属实，早就在1950年开始的五六年中，在别无其他财源时便已花费殆尽。1957年，我将要赴美留学的时候，陈诚曾经对留学生有坦白的讲演，他告诉我们：“政府手上只有三千两沙金。”用今天的价码来换算，也就几十万美金而已。台湾必须要寻求出路，打破困境，培养自己的实力。
70年代初期，蒋经国开始直接主持经建会。从他任经建会的主委开始，一直到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时代，他都致力于台湾的基础建设。也许因为蒋经国长期和政府中的技术官僚接触，如农复会、电力公司等机构的工作人员，他逐渐了解到，这些人的做法，和传统的党官僚、军人及情治人员完全不同。技术官僚是理性的、务实的，善于多方考虑和处理问题。于是，他用了一批从大陆带来的技术官僚，包括孙运璿（孙运璿（1913-2006）台湾高层技术官僚、知名政治家，被许多人认为是台湾科技产业的主要莫基者，堪称“台湾经济的推手”。）、费骅（费骅（1912-1984）台湾政治人物，是台湾“国家公园”的催生者之一。）、陶声洋（陶声洋（1919-1969）江西人，早年留学德国，为战后台湾的技术官僚之一。）、李国鼎（李国鼎（1910-2001）政治家兼经济学家，曾任台湾“经济部”及“财政部”部长，在任时推动许多经济建设，被誉为台湾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蒋彦士（蒋彦士（1915-1998）浙江杭州人，曾任台湾“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人。严家淦是他的上司，本身就是一个很能干的技术官僚。这批人共同创造了台湾经济发展的业绩。
1974年9月，台湾“行政院院长”蒋经国与内阁阁员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并接受立法委员的质询。其主要阁员为：“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内政部长”林金山、“外交部长”沈昌焕以及“财政部长”李国鼎。
70年代初期，蒋经国的注意力在于经济发展。第一步，次第推行“十大建设”（指台湾当局于20世纪70年代在台湾推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当时，台湾当局鉴于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尚处于匮乏欠缺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缓解由于“出口扩张”而日益凸显的新矛盾，开始规划进行十项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由蒋经国提出，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共动用新台币3000余亿元。），作为经济发展的配套措施，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铁路电气化，改进港口和机场，增加新的能源，如水电、核能等，作为未来开展工业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准备。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80年代，台湾的经济发展遵循几个阶段，逐步进行。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以产业结构而论，从农产品加工过渡到日用品的外销，然后从日用品的外销进入一般电器器材的外销。70年代，台湾开始注重大规模的纺织工业建设，成立了“纺拓会”（1975年根据台湾产业发展政策及纺织业的需求，在相关单位的辅助与纺织业的捐助下成立。旨在为市场拓展、产业发展、商情搜集、配额运用、提升设计、改善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等方面提供服务，促进当局与纺织品设限国进行谈判咨商。），作为民间业者和政府的联络单位。纺织工业的推广，也连带推广了石化、塑料业。这一发展，造就了一大群能干的企业家，建构了许多新企业。为了推广石化工业，政府实施鼓励民间企业发展的措施，如五年免税，又如给予优先权利去划定工业区等。王永庆（王永庆（1917-2008）台北人，祖籍福建安溪，台湾著名的企业家、台塑集团创办人，被誉为台湾的“经营之神”、“台湾的松下幸之助”。）的台塑利用这些措施，取得极大的发展优势。运输和交通事业方面，公营的招商局和华航都转变为民营。相应的，民间的长荣企业集团在海运和航空方面，也都迅速地发展。这些项目的开展，使台湾的对外贸易获得了一定的优势。
从石化工业升级到信息业，同样的，相关部门也成立了资策会，推动台湾的信息工业，帮助民间企业从海外取得专利，标下订单，取得原料，并提供种种相关的服务。为了和新起的工业配套，成立了新竹园区和其他比较小的园区。在园区之内，高科技的工厂可以得到很多方便。这一切产业升级措施和配套措施，使台湾终于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很快就在塑料业和信息业上，成绩亮丽，占了国际市场上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