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
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无论适合与不适合，都不抱以成见，只依照礼义来行事。
在孔子的思想哲学体系中，义是仅次于仁的道德观念。
“义之与比”是孔学对君子要求的基本点之一。有高尚人格的君子为人公正、友善、处世严肃灵活，不会厚此薄彼，表现了崇高的品质。
并且，孔子认为，人的行为必须以义来规范。
讲到仁的用世，一个大政治家处理国家的事情，没有自己固执的成见。“无适也”是说并不希望自己一定要发多大的财，做多大的官。虽然这样没有成见，也不是样样都可以。“无莫也”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应该走哪一条路呢？“义之与比”，义就是仁的用，只问应不应该做，为道德应该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就不做，以义作比对。推之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一样的道理，这是讲仁的修养条件。
君子心中所存有的只有一个本性，那就是道德，因为他要教化天下，所以他还要考虑用什么法度去实行道德教化。他的以身作则，就决定着他重德而怀刑，合乎法则礼度。小人的本性，也决定着他只能关怀自己的土地和私利，他所能够追求的就是多得到一点恩惠。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在于一个胸怀的宽广与否。君子的身份决定了他必须心怀天下，所以会不计私利；小人眼前只有私利与乡土，所以不能够四海为家，胸怀天下。
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一定的主张非要怎样不可，也没有一定反对的事情，一切行事只求合于义。
义是君子对于一切天下事物的行事衡量标准，而且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而是会改变的。知道了义之后，还不能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是我害怕忧虑的啊。知道了义之后便修正自己的言行，以求合于义。一切行事以求利为目标的话，容易招致他人的怨恨。见利思义，利益当前必须要想到义，也就是“义然后取”。
公叔文子对于合于义的东西才拿取，所以别人不觉得他真的有拿取。孔子说：这样吗？真是这样吗？言下之意为孔子不太相信公叔文子已经真的做到此一境界了。
经由不义而来的富贵对我而言只像是天边的浮云一般。意为看看就算了，怎么也不可能会想要去拥有它的。所以，君子了解义，行事也以义为标准。小人了解利，所以行事易追逐利益。君子固然也有穷困之时，但不至于像小人一样，一旦穷了就放滥横行。意为君子重义，不像小人一般因穷困便无所不取。孔子把义与利的关系讲得很透。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夏问为政之道，孔子说不要只注意小利，只追逐小利就难成大事。意为不因取小利而失大事能带来的大利，这是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天下有道，就应该表现自己的才能（是义）；天下无道，就应该隐藏起来（是义）。在有道的国家里，贫穷且地位低下是一种耻辱（也是义）；但是在无道的国家里，大富大贵也是耻辱的啊（还是义）。君子应该要能掌握义的原则来决定个人的进退，而非一味地追逐富贵及利益。但孔子并未指出隐之后要做什么，至少他自己就不是单纯地隐居起来，因此这里也还隐藏了一个义。
孔子论述义的着力点主要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并把个人和社会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来谈，就是内圣外王。有以义为上为质的君子居于高位，他使民以义，社会正义就可以得以实现。那么君子就可以行义以达其道。
君子应该义以为质为上，把义植根于自己的道德修养之中，然后才能入仕行其义也。义是靠君子者流去感悟、体认，并把它展现出来。
从《论语》中的这些记叙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主要把义范畴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在孔子那里，君子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完美体现，介于圣人和小人之间。圣人生而知之，是虚悬的一格。小人是道德修养不够好的现实中的芸芸众生。需要通过学而时习之的途径以达成君子人格，君子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和标准就是义。因此，孔子对义的基本解释仍然是：义者，宜也。
孔子还开启了长达两千多年的义利之辩。辩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义和利的不同阐释，这是辩论最根本的文字学基础。孔子最初是怎样阐释义和利的呢？孔子在论义时是与利相对待的，把义和利作为两种不同道德人格的追求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