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教（四清）运动本在农村轰轰烈烈，却引发高层极大震荡，刘少奇政治命运所剩时日屈指可数，是什么使毛、刘矛盾已完全不可调和？
社教运动的起源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风风雨雨十多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大体说来，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曾使毛泽东欣喜不已；
“大跃进”的挫折，使毛泽东刻骨铭心；调整时期，从上到下又发生了不少这样那样的分歧，使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由此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干部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要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怎么搞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搞？毛泽东没有系统地阐述。1963年他谈到的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要点，似可以看出他当时所想的一个大致的轮廓来。毛泽东说，社教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四清、五反、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他还说，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于我们没有进行教育，没有教材，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教材。由此判断，毛泽东要使干部群众懂得的社会主义及其搞法是：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各级干部要依靠贫下中农，走集体化道路；
要以“六十条”为原则，不能刮“五风”；为了防止脱离群众和熟悉生产，干部要参加劳动，要做到“四清”和“五反”。毛泽东的这一思路，一方面坚持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一方面又有了发展，所谓发展，就是更加强化阶级斗争，更“左”了。因此随着社教运动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体制越来越僵化，使阶级斗争从党外扩大到党内，从下层蔓延到上层，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著名的哲学论断，说是经过13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近三年以来的实践，才产生了这些思想，13年前绝不会产生。给人的感觉是，过去不知道社会主义怎么搞，没有经验，现在有了正确的办法。社会主义就是要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就是要“四清”，就是要使干部参加劳动，所以他预言“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然而历史的实践结果却与他的愿望相反。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有了这样的思想经验，用他的话说，他的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回顾以往中央和毛泽东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思想，其实由来已久。
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就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56年冬、1957年春，全国不少地区发生闹“退社”的风潮，中央即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一T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1959年庐山会议后，中央针对所谓“富裕中农”思想，再次提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有了“农业六十条”之后，1961年11月，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重点是纠正“五风”，改造所谓坏人当道的“三类队”。以上情况基本表明，中央和毛泽东每次提出社教问题，都是针对农民不愿走集体化道路或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而提出的，但区别是没有形成运动。
而这一次，最直接的起因，应该说是1962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声势比较浩大的有关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现象与呼声。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如今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在困惑面前，一些同志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走连赫鲁晓夫都不敢走的回头路。他认为，这是对公有制的动摇，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这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是敌我矛盾的反映。他在谈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认为是一些干部受地富影响，追求个人享受，不为集体打算，只为个人打算的结果。因这些呼声在党内甚高，他于是提出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62年给毛泽东刺激很大的还有在对外政策方面，有王稼祥提出的所谓“三和一少”，在统战工作方面，有李维汉提出的“五社一短”，在政治上，出现的“不分是非”全面平反的现象，1962年底1963年初东欧几国出现的反华浪潮等。这在毛泽东看来，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的倾向。觉得我们的不少干部面对国内外巨大的压力，忘记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
怎样才能使人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指出：苏联产生修正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斯大林没有强调矛盾。他还认为生产力的首要部分是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和农民，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把人教育好。他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要讲阶级斗争的思想，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想法：要教育人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陸，存在着干部变质，党变修的危险前途。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毛泽东终于在1963年春主持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的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是以比较谨慎的态度开始的。原因是：他在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刘少奇怕因为搞阶级斗争再发生反右，提出不要把有关阶级斗争的讲话传达到县以下。毛泽东鉴于庐山会议的经验，同意了。所以当他提出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时，在全党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各地几乎没有动作。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转了湖南、河北关于进行社教和整风整社的报告，并号召在农村开展社教运动。但从后来的情况表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并不满意。原因是，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社教问题。为此采取了一个非常婉转、含蓄的办法，将湖南、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由此可以感到毛泽东的孤独和不满。
依当时的情况来看，二月会议已经布置了社教运动，但毛泽东还不满意些什么呢？据分析：关于城市的“五反”，二月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毛泽东很可能想对农村的社教也要通过一个指导性的文件，以便各地有所遵循。但毛泽东没有明说，他期待其他领导说，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反映，怎么办呢？5月，毛泽东亲自出马，在杭州找来大区书记，举行以大区书记为主包括部分政治局委员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关于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文件。事前，他打电话通知彭真来杭州，起草一个中央关于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批语。结果彭真的“答卷”未被通过。彭真坦言，自己的思路总的概念就是跟不上，一方面跟不上主席，一方面跟不上群众的先进经验。有的大区书记也有此想。他们建议毛泽东常常召刑、型会议，通通气什么的。
对于大家认识的滞后，毛泽东采取了耐心等待说服的办法，在杭州连续4次召集会议，说明自己的意见，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前十条”强调：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中央认为许多同志对于这些现象，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指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
“前十条”还部署，要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要依靠贫下中农，要组织阶级队伍，要进行“四清”，干部要参加劳动，要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估计，要在一年、两年、三年之内解决这么一个问题。他在会上说，“三自一包”是生长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干部不参加劳动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我们就是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和基础。很显然，在形势上毛泽东将阶级斗争估量得十分严重，在经济体制上反对“三自一包”，在干部问题上强调要参加劳动，最核心的问题是，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防止所谓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说，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全国的一次大革命运动，这不比土地改革简单。这说明一开始，毛泽东所说的社教运动，就决不仅仅是一般的教育运动，而是要开展一个声势比较浩大的为期2～3年的革命运动。
不过，这一时期毛泽东主张。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生产。所以他的特点是求稳怕乱，反复强调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要先搞试点，有的地方不信，就不要勉强搞。没有蚂蚁的地方不要硬找蚂蚁，要分期分批，要注意政策，处分的干部可能不到1%，强调各中央局一定要把好关，不要伤人等等。鉴于这种情况，中央下发“前十条”的通知规定，只限于在试点的县、社、大队传达，不能全体传达。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准备向人大常委会作的报告时，将报告中讲的关于介绍杭州会议情况的内容全部删除；7月，湖南提出要在全党传达社教文件，也被毛泽东制止了，强调不宜扩大范围。尽管如此，开展社教运动的本身就意味着突破了不要将阶级斗争问题传达到县以下的决定，只是毛泽东还没有下决心在全党大讲而已。
在毛泽东主持制定“前十条”时，刘少奇正在国外访问，待他回来看到了“前十条”未提反对意见，表示赞成。
阶级斗争被放在了第一位“前十条”于5月20日下发，9月，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时，根据彭真的反映，下面的“四清”运动出正作的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后十条”，“后十条”在充分肯定“前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注意划清一些容易混淆敌我矛盾的具体的政策界限，虽调社教运动要与生产相结合，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从“后十条”来看，显然有对社教运动担心的一面，担心社教运动搞乱了才宽松不久的人们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生产。毛泽东对制定“后十条”有着相当的不满，认为没有必要，但当时他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采取了积极参与的办法。
11月，“后十条”出台。在方法上，毛泽东提出两个大的步骤，这也是毛泽东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的表现。一是“前十条”提出社教运动分期分批进行，而在“后十条”中，毛泽东提出实行点面结合，用他的话说，不普遍刹一下风不行。二是一改过去比较谨慎的做法，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各个阶层，各个党派宣读两个十条，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标志着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在全国上下大讲阶级斗争，从此他不再担心因为抓阶级斗争而影响生产了。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是什么原因呢？尤其令人费解的是，不久，毛泽东的思想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出赫鲁晓夫怎么办？考察这一段国内外、党内外的情况，似也没有发生非常重大带有转折性的问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问题时，只是根据当时包产到户等现象作为问题提出的，还没有足够的实践检验，1963年2月来自湖南的报告印证阶级斗争非常激烈，但是毛泽东还是有点把握不大。他到了河北，问，到底有没有阶级斗争，河北说，有。毛泽东追问，真有，假有。回答真有。
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湖南、河北得到了证明，但还没有得到大多数省份的检验。所以在二月会议上，他采取了比较婉转的推广社教运动的方法。
1963年6月间，制定完“前十条”，在返回北京的路上，毛泽东又得到了一个对他决策十分重要的情况：湖北、河北反映，大约有1/3的队不是社会主义的。他由此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了。6月4日他同外宾谈话说，我们的农村经过几次整顿，总是整不好。现在找出原因了，一是过去土改不彻底，领导权并不真正在共产党人手里；二是有些共产党人起了变化，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不是了。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反映上来的社教情况，把阶级斗争介绍得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厉害。看上去似乎正在表明，在中国农村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使毛泽东非常担心。如果说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怕抓阶级斗争影响生产的话，那么1963年底，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似乎可以表明社教运动对生产的影响不大。毛泽东在同地方领导谈话时曾问，社教运动是有利于生产，还是影响了生产，得到的回答是促进了生产。
毛泽东因此要向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决心更大了。
应当指出的是，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对社教运动除表示赞成外，也是极端重视的。1963年11月他亲自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唐山的一个桃园大队蹲点。结果王光美同志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下边确实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而且王光美根据群众的反映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问题在下边，根子在上边。这一方面坚定了刘少奇要把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一方面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
在这之前毛泽东没有讲过根子在上边，他曾提到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但是指下边。如今刘少奇提出，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于是不行的。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
本来，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的意图，一方面在于教育基层要注意阶级斗争，防止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一方面也在于教育上层，周恩来在通过“前十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重新教育人，包含我们，都要重新教育。所以当刘少奇提出追根子的问题对。立刻得到了毛泽东的积极赞同。应该说，毛泽东时刻都在担心上层出问题。中央领导层“62年的右倾”给了他不小的震动，在他主持制定了自我比较满意的“前十条”不久，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不但不觉悟，还针对“前十条”又补充了一个“十条”，这在毛泽东看来很可能存在他们并没有真正受到教育的问题。他后来发牢骚说，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
这个时候的中苏论战正处在白热化阶段，反思内部也促使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的担心越来越大。他总结历史经验说，在国际形势和平发展的时期，必然出修正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出现了许多修正主义。我们现在又碰到这种情况。又处在国际上所谓和平时期。所以必须防止出修正主义。他还说，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苏联也很有可能出修正主义。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修正主义既然是和平时期、一定社会阶层的必然反映，那就难保中国不出修正主义。而中国经过一段时期的社教运动，已经证明，“党内不纯，部分组织已经被敌人占领了”。所以阶级斗争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而且实践证明，问题发生在下边，根子在上边，毛泽东的目光逐渐聚焦在党的领导权这个层面上了。
1964年1月他担忧地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2月29日，他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集中在一起，上升到修正主义的高度进行了尖锐地抨击。他说：1962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入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名”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
4月10日，毛泽东又说，这些人的理论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了修正主义，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了，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党的各个层面的机体里了。
耐人寻味的是，他把这个问题没有在党内讲。而是提到了外国党面前。所以他又提出，不仅要搞“五反”、“四清”，还要抓理论，抓文艺，抓教育。也就是说，他开始自觉地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了一个全面地系统地反修防修工作。因此就有了1963年12月、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有了1964年春节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谈话，有了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谈话和批示，此后又有了对哲学、经济学的谈话等等，使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左”倾。
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量如此严重，各省自然闻风而动。但还是有些省份跟不上毛泽东的步伐，当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宣读两个“十条”时，就有个别地方对社教运动提出疑问，好像没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有的省提出当年搞完，还有的提出用一两年的时间将社教运动搞完。此外关于社教的标准，在北京也有些争论。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到基层宣读两个十条，结果下去的干部并不踊跃。对此，毛泽东感到了忧虑，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还是要进行，而且“必须进行到底”，要打“歼灭战”。
为了将社教运动进行到底，中央在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专门研究部署了社教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问题，提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各省要顶住的问题。毛泽东布置，社教运动要搞四五年，不要马马虎虎，要搞彻底，不要走过场。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会上没有抨击“三和一少”、“三自一包”是修正主义的问题，然而，他诉说了中国共产党历次路线斗争的情况，讲了建国后出现的高岗、彭德怀的情况，指出今后还要准备出这些人。显然是在严防着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本来毛泽东提出的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刘少奇又提出了将小“四清”变成大“四清”的问题，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这个观点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虽然没有成为主流，但随后刘少奇南下，对此进行了发挥，后被12月会议所接受。在两个主席的互相作用下，社教的范围不仅仅是农村，城市也统统称社教运动，社教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左”。
刘少奇视察大江南北，一路提出反右倾，社教运动再升温应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认为阶级斗争形势是十分严重的，都在探索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以毛泽东“左”的思想在党内没有受到任何抵制，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使社教运动再次向“左”倾斜。大概中央认为前段社教运动搞得还不够轰轰烈烈，因此有人建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中央书记处推举刘少奇挂帅，全力领导社教运动。6月末，刘少奇开始南下到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省考察部署社教运动，他一路上对毛泽东提出的不要马马虎虎，要搞彻底、要打歼灭战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贯彻和落实，并有着自己的创造和发挥。
第一，他在各地将阶级斗争的形势讲得比毛泽东还要严重。江苏南通专区表示，1/3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提法，不适合南通，刘少奇批评他们，你没有查，怎么晓得没有？山东提出主要是怕“左”，像信阳经验，好多人听到就头痛，提出来恐怕通不过。河南反映：河南对大搞群众运动有许多思想顾虑，过去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影响很深。有的说，平了反，反了平。刘少奇对这些意见不以为然，认为是右的思想作怪。他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完全可以，但你们也没有去查。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
我也希望没有1/3，问题是1/3打不住。有多少，搞多少。有这么多基层组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他有他的一套，他有理论、有文艺向我们进攻，这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于是，各地在刘少奇的督促下，认真贯彻毛泽东关于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指示，积极开展夺权斗争。不久，刘少奇又以中央名义批转了甘肃白银厂、天津小站夺权的经验，批转了李雪峰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来信，还提出谁反对“四清”、“五反”就是反革命的论断，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
第二，刘少奇阐述“四清”“五反”的意义说，苏联出个赫鲁晓夫，这是个很重要的经验，它的重要性同十月革命的重要性一样，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经验，苏联出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变质的经验。他还说，社会主义国家有出现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但没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出现修正主义的经验。我们现在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他说，“四清”“五反”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要下决心搞彻底。尽管如此，也不一定能够防止不出现，因为没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事，总要失败一两次。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刘少奇为毛泽东开展社教运动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第三，为了使各级干部蹲点，刘少奇强调光有民主革命的经验是不够的，还要取得社会主义教育的经验，没有后者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他的理论是：
社会主义教育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过去参加过阶级斗争，现在已经不够了。要取得新的经验，取得现在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五反”的经验，如果自己不去熟悉，不去做，自己就没有经验。没有经验，你们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取得经验的方法是蹲点。在刘少奇不蹲点不能做领导工作的严厉督促下，各级干部纷纷走出机关，到基层蹲点。
第四，提出对基层干部依靠又不依靠，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的思想。他说，第二个十条强调发动群众不够，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因为强调团结两个95%，于是基层干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就拿两个95%来反对“四清”。他们搞反革命两面政权，现在我们在这一点上，落后于我们的敌人。有些地方四不清干部对付工作队的办法是喂、顶、拖、混，要想办法摆脱他们。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95%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所谓依靠基层，应该是又依靠，又有些事情不能依靠。
第五，提出了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实行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数千人上万人搞一个县，县以下都由工作队领导的运动方法。走向了打击面过宽的方向。
第六，强调挖根子。他几乎是走到哪里，关于挖根子的问题就谈到哪里。
刘少奇的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很有成效，全党的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到社教运动上来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矛盾和分歧刘少奇大刀阔斧的工作，改变了过去在毛泽东看来总是马马虎虎，不能深入进行的局面，与此同时也引起了毛刘之间的一些矛盾和分歧，使这个运动曲折复杂起来。
首先，在运动的方法和部署上，两人产生了不同意见。刘少奇主抓社教运动之后，他认为一个县搞一个区、一个社搞不好，去年一年作战不力，力量分的过散，这与部署有关，与中央、省委的领导也有关，如放手发动群众不明确，蹲点也没有很好地去蹲。所以他在1964年8月16日从广州来信提出集中数千人上万人搞一个县，由工作队统一领导的意见。18日，毛泽东即回信表示同意。20日，毛泽东同华北同志交换意见时，结果华北表示了不同看法，尤其山西提出按少奇同志的作法，有十大缺点。毛当场与邓小平通话，让邓通知办公厅他的信不要发了，并通知刘少奇回京，立即召开大区书记会议就社教运动如何进行的问题再议一议。毛泽东还对李雪峰说，你带两个炮手（陶鲁笳、刘子厚）去，准备南北打一仗。华北明显地意识到毛泽东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26日，刘少奇从南方回到北京。27日，即找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谈话。据陶鲁笳回忆，少奇同志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如毛泽东所说南北打一仗的情况并没有出现。
还有一件事值得指出的是，田家英参与修改“后十条”，曾请教毛泽东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到一点。田家英向刘少奇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但刘少奇没有采纳。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仍强调要搞大兵团作战，实行工作队领导，对基层干部采取依靠又不依靠的办法等。8月的大区书记会议顺利地通过了“后十条”，毛泽东没再提出不同意见。
9月初，毛泽东到了湖北，却问王任重，大区会议的精神是什么？这就很有些耐人寻味！11月，毛泽东在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介绍广东的两个老贫农提出不要对干部进攻得太猛，那样社员会有意见，会影响生产，强调工作队进村，先要讲生产，在讲生产的基础上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再逐步深人。号召干部自动坦白，这样才可以收到社教效果的材料上批示：“这两个贫农同志是我们全党的老师”。婉转地对刘少奇把基层政权说成是两面政权、不依靠基层干部，搞秘密扎根串连提出了批评。但刘少奇似未意识到什么，仍在坚持着自己的主张。
第二，刘少奇提出毛主席调查研究的办法过时了。刘大概受桃园经验的影响，再联想他1961年回家乡调查研究时被赶的情况，他提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过去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比如说，你（指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七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同时他还说：没有料到王光美的报告那样受欢迎。当然，她有实际经验，一报告就是六个半钟头。我现在本来没有资格发言，我就是听了她这一点。刘少奇的这个话，联想他一路南下，走一路王光美报告一路，刘少奇几乎也是一路指出各地没有完整的经验，只有河北的经验（桃园经验），还比较完整的情况，不免会给人一种印象，党内似乎也只是王光美有资格发言了，别人都没有发言的资格了，这其中包括刘少奇。毛泽东是不是有呢？毛泽东将徐子荣的报告批转了全党，但徐子荣那不能叫蹲点，因而徐的报告是不扎实的，毛泽东的批语也是批在了一份不该批转的报告上了，看来毛泽东的领导也受到了挑战。当年12月毛泽东过生日时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他还说，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此种提法很有意见。开调查会是毛泽东一直偏爱并在党内大力推广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刘少奇突然宣布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了，这对毛泽东来讲恐怕是很难接受的。后来毛泽东批评刘少奇有了一点成绩就翘尾巴，与他此举，似不能说没有关系。待刘少奇受批判时，这成了一条罪状。在年底起草二十三条时，专门加了一句“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
第三，刘少奇在谈到过去一年的社教工作时，肯定的较少，否定的较多。他说，过去一年的缺点、毛病就是消灭敌人很少，有的把敌人击溃了，没有消灭，有的没有接火，有的走了过场，问题没有发现，被敌人骗了。他还说，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孰知去年一年的社教运动是毛泽东主抓的，而且，在毛泽东看来社教工作真正认真抓是1963年冬和1964年春。这样就不免给人一种感觉，尽管毛泽东认真抓了，但还是打了败仗。所以刘少奇的大胆判断恐怕也是毛泽东很难接受的。1966年10月刘少奇在检讨“错误”时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第四，1964年10月，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同江渭清发生争论，在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中，批评江把“前十条”和毛主席的著作当成教条，提出对毛泽东思想要领会其精神实质。
在毛泽东本来已经睁大眼睛寻找中国式的赫鲁晓夫的时候，在毛泽东眼里刘少奇已经存在了1962年的“右”的时候，两人并已产生感情上的裂痕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新的分歧和不快，势必将影响整个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毛泽东和刘少奇：从分歧到冲突随着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挂帅指挥，以及修正后的“后十条”的下发，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在一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在不少地区推行开来，接着是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西北的报告说，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县市，如果把以前夺权的数字也算上，占50%；湖南反映，据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69个大队的材料说明，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要多于1/3；浙江的报告说，从浙江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已经不止是1/3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是很难找到有多少单位的领导权还在我们手里；山西的报告说，工作队进村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各地的报告按着中央的精神还表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对敌情估计不足。
这年下半年，除了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注意将下面的问题同上面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强调挖上面的根子。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中央的同志介绍说，甘肃白银厂一开始之所以搞不出问题来，原因是根子在上层，后来把上边的问题解决了，下边的问题才得到解决。刘少奇一再强调：要追根子。他说甚至牵涉到中央，都要追，越上边有问题越危险，越需要追出来，越大越好。他还说，是不是中国也会出个大赫鲁晓夫？现在很难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往山上跑。也就在这期间，反映有些国家机关官僚主义作风的材料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国家计委的工作令他不满，三线建设的拖拉使他不快，刘少奇挂帅指挥的社教，也未能完全按照他的意图进行，产生了打击面过宽过重的情况，引起了他的警觉和不满。
9月，毛泽东针对全国计划工作对湖南同志说，你们为什么对中央不批评？中央的人也是一分为二，有比较好的，有比较不好的，越到中央，超脱离实际，越没有知识。我估计不是1/3，而是一半以上。这里的一半以上，显然不是指一般意义的脱离实际，因为他是同“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判断联系在一起讲的。由此可以看出，他的目光瞄上了中央这一层。
正在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忧心忡忡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下台。这对毛泽东又是一个很大的震撼。苏共上层接连不稳，而且事前没有任何迹象，赫鲁晓夫本人更是毫无察觉，这不能不使人担忧。
如果说1964年上半年毛泽东提出“三和一少”和“三自一包”是我国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和国内纲领，并提醒大家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表示了某种担心的话，那么到11月26日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对书记处和政治局则表示了相当的不满，他说，整个文化系统不在我们手里；计委15年了，还没有个章程；书记处也搞一个章程嘛！同政治局、同常委是什么关系？政治局好久没有开会了，我总不放心。大事一定要通过政治局。究竟是什么大事没有通过政治局，还待考证，但有一点可以指出的是，半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产生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论断。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分析沈阳冶炼厂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根子和来自上边的影响也不无关系的报告处批注：“不是不无关系，而是主要根源。”
在这里，运动的主要对象就很明确了。修正主义的根子，既来自下层地富方面，也来自我们党内的上层，这个上层，而且是主要根源。毛泽东的思想已经非常明确，开展社教的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而复辟的危险主要是1/3的领导权或者1/2不在我们手里，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手里，这些官僚主义者都是当权派，而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应该说，到了这时，毛泽东关于社教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已经完全形成。
12月，全国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很可能是毛泽东提出利用这个机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一下社教问题的。会前，刘少奇似乎并没有察觉在运动的方法与部署方面他与毛泽东存在着分歧，还指示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取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会上他一再介绍运动的方法与步骤要由工作队领导，要搞秘密活动，要搞扎根串连，毛泽东不断打断刘少奇的讲话，显得很不耐烦。12月20日在会议讨论运动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时，毛刘之间在党的高级干部面前终于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其性质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毛泽东则强调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其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7日，毛泽东严肃的提出，党内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刘少奇在运动的方法上在毛看来是“左”了，但最后落实到具有实质性的问题时，刘少奇却提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交叉，这在毛泽东看来，刘在政治上显然是成问题的，作为社教运动的指挥者、作为他的接班人居然弄不清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联想1962年北戴河会议，刘对包产到户的支持，毛泽东担心刘会走到斜路上去。如果这之前，毛泽东还强调对刘可以进行教育，但现在的刘在毛泽东看来，他已经是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了，而且也不接受他人的意见，这个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就是说，望刘少奇“改过”是有些难度了。
不过毛泽东对刘少奇大力倡导干部蹲点，把干部赶到基层同人民群众实行三同的行动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只是讨公了一点。对他全面推动了农村的社教运动也是赞成的，尽管刘少奇在运动中发生了扩大化的问题，但毛泽东还是不愿意泼冷水，怕影响了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十七条，仅就社教运动的性质，简简单单地几句话针对刘少奇提出了相反的意见，就耐心听人讲话问题加了一条“工作态度”问题，应该说，这是与毛泽东感觉刘少奇不让人讲话有关的。至于其他，基本还是按刘少奇的办法进行的。也就是说，在28日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还没有决定对刘少奇展开批评，对刘少奇关于运动的方法进行彻底地纠正。
待会议结束不久，大概是毛泽东又听到一些不满意刘少奇有关运动方法的意见，感觉按照刘少奇的方式，运动将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尤其是他觉得有关运动的性质没有从理论上说透，特别是他的思想没有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也没有全面清楚地反映到文件里，于是几天之后，他又下令把与会者召回北京继续开会。1965年1月3日、5日的会上，毛泽东对王光美领导的河北保定新城县社教运动进行了激烈地批评，说28万人的一个小县，派一万多工作队，是搞人海战术，一个多月不进村，打不开局面，是烦琐哲学。在批评的同时，他将十七条主持改为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较十七条相比，纠正了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以及只依靠工作队的作法，强调工作队、干部、群众三结合，强调了“四清”要落脚到建设方面。这有着积极纠“左”的一面，但他首先讲了形势，就运动的性质从理论上对刘少奇的主张进行了批评，说“四清”和四不清的观点是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即“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断言忘记了这些就会走到斜路上去。运动的重点应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面对毛泽东的强烈批评，刘少奇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1月15日，刘召开会议进行自我批评。随后，各地按照毛泽东的意图，重新部署城乡的社教运动。工作队改变了过去包办一切、神秘主义等错误，一进村，就讲明党的政策，宣布是整党、整干部队伍。
对村干部贪污几十、百把块的，只要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群众批准，不退了！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只要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继续当干部。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注意抓分配，抓生产等等，这样一来，使前一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差得到某种程度的纠正，大批基层干部得到解脱，农村的形势很快又有所好转。但是，由于二十三条在理论上、在指导思想上发展了“左”的错误，人们的目光全部聚焦在走资派身上。顺着这一思路，毛泽东对基层社教运动的兴趣渐渐淡化，虽然提出要进行到底，但到了1966年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期三年的社教运动不了了之。
对社教运动的评价社教运动是毛泽东主持发起的，它在加强干部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消除腐化现象方面是有很大积极作用的。但它的负面影响也是相当之大的。
首先基本终断了对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探索，僵化了人们的思想。
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突破苏联模式，进行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探索，探索中既有成功也有更多的失败和挫折。
因为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毛泽东把在探索中的不同意见，当成两条路线的斗争，他对“三和一少”的批评，使人们在对外政策上不能再探索，对“三自一包”的批评，使人们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到1965年，在河南、新疆等十个省出现了没收自留地等现象，在经济建设上不再提按经济规律办事，强调政治挂帅，思想越来越“左”。
第二，引导人们的思想，使其思维模式转化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定式。社教运动中的一系列文件，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出台的，当时采取的措施又是在全国范围大大张旗鼓的宣传，派工作队进厂进村进行系统的解说和实践。毛泽东说，宣读的过程，一个是宣传群众，一个是教育自己。教育的结果，人们几乎都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果有分歧的话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第三，使党内的不同意见，演变成原则分歧以至冲突。薄一波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
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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