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动乱冲击军队，老元帅忧心如焚，徐向前、聂荣臻等连夜起草条令制止乱军狂潮，这条命令是如何报达林彪的，为什么林彪对此痛快地批复了呢？
1967年1月28日发布的《中央军委命令》，共八条，习惯上称军委《八条命令》。其基本思想是稳定军队，反对冲击军事机关，军队内部不允许任意抓人、抄家等。在当时的混乱局势下，《八条命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就《八条命令》的制定过程而言，它起于1月24日晚徐向前的“闯宫”，签发于28日，共4天时间。徐帅为什么要去“闯宫”？军委领导为什么在“八条”问题上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不能不考察一下《八条命令》产生的背景。
如果说，军队的高级领导人（林彪另当别论）
一开始对“文化大革命”还是努力去理解、去开展的话，那么，随着这场动乱的不断升级，尤其是动乱冲击到军队，出现了部分部队院校学生冲击国防部的严重事件后，老帅们越来越忧心如焚。国家不能乱！军队尤其不能乱！——这成了老帅们共同的主张。在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的两次工人体育场十会上，他们郑重表达了这一思想，向这场动乱作出最初抗争。面对着来京串连的全军院校10万名师生，陈毅激愤地表示：“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解放军打解放军，我是没有见过。”
叶剑英在大会上说：“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一小撮人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毛主席办公的地方猛冲、猛打，这行么？你们如果不改，就是废品……有人冲我们的国防部，这是个大错误，严格讲是反革命。”徐向前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陆、海、空军必须经常保持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做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一刻也不要忘记我们周围还存在着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经常保持高度的警惕，不容丝毫的松懈。”贺龙也讲了话。老帅们的思想很清楚，军队不能乱，军事机关不能冲击，一些“左”的错误应该纠正。但是，老帅们的讲话却受到江青一伙的攻击，他们叫嚣“军内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主持大会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撤职、揪斗，陈毅、叶剑英遭到“炮轰”。
跨人1967年，全国更加混乱，军队也越来越乱。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号召对“走资派”展开总攻击。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上海夺权成功。夺权之风迅速刮向全国。军队院校的“造反”组织也纷纷夺权，总部机关的战斗组织开始出现。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彻底揭穿军队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当天晚上，江青将这个报告送林彪。第二天，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1月14日，《解放军报》社论公开了这一口号。次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流传全国，军队的高级干部纷纷被揪斗、戴高帽、挂黑牌，甚至遭到打骂。
面对这混乱的局面，老帅们力挽狂澜于既倒。
月10日，江青派人给即将担任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送来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和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名单，征求意见。徐帅阅后提出三条：
1.新的全军文革小组未组成前，是否请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先与各派群众代表见面，交代一下政策。
2.要讲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军队搞“文化大革命”，不要党的领导不行。3.部队中哪些人是“牛鬼蛇神”，建议在适当范围内讲一讲。三条意见的基本思想，“就是部队的‘文化大革命’要有党的领导，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月11日，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一个关于稳定军队的专题发言，指出地方越乱，军队越要稳。不然，敌人乘虚而人怎么办？叶剑英以大量事实说明，稳定军队迫在眉睫。
1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然而，混乱仍在继续。老帅们为稳定军队也在继续努力。
1月19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围绕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与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争论起来。江青一伙认为军队不能搞特殊，应和地方上一样，开展“四大”。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两种意见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这时，叶群突然拿出发言稿，点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接着，江青、陈伯达也进行了一连串的攻击，说肖华“已经使我们的军队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军队”。还有几个人的发言也有发言稿。显然，这是江青、叶群等人预谋的，其目的是企图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以便从乱中夺取军权。当晚，肖华的家被抄。次日，江青、陈伯达、叶群继续纠缠肖华问题。盛怒之下，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了地下。叶剑英也气愤地拍了桌子，把手骨都拍伤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大闹京西宾馆”事件。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受到接见的军队领导人情绪激昂，在毛泽东讲话时纷纷插话，向毛泽东汇报挨整被斗的情况。毛泽东在讲话中，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不要吃老本”，“要有新贡献，在这场斗争中立新功”。同时，明确表示：“搞‘喷气式’，一斗四、五个钟头，侮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这是天津工人斗资本家的方式，这样不行。”“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许世友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不能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
都不用，这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过，犯了应该改要允许工作，不能过头了，不能搞逼供信“毛泽东提出一大批当时挨斗的干部要保，说：江渭清、潭启龙、江华、韦国清、刘俊秀、张体学、张平化、李丰平要保。”杨勇还是要保。“毛泽东还特别指出，朱德”这个人不保不行，我要保他，他在国际国内有影响。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月23日，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全体军队干部，向毛泽东、林彪写出“请示报告”，就军以上（不含军）领导机关的“文化大革命”，提出六条建设，内容如下：
一、大军区、省军区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要同地方文化大革命错开。何时开始，要经中央军委批准。目前，尚未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军区、省军区，宣传、文化、报社等重点部门的文化大革命，一律暂停，将来同机关其他部门一块搞。
二、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坚持文斗，不用武斗。一定要遵照主席指示的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不许抓人，不许动手打人，不许戴高帽，不许游街，不许抄家。
三、军队不准夺权。如确有需要改组的，要经中央军委批准，按中央军委指示进行。罢官问题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
四、在外地串连的院校师生和文艺团体的革命群众，一律于1967年春节回到本单位，搞本单位的斗批改。
五、运动一定要坚持党委领导的原则。如个别单位或个别成员问题严重，需要改组或撤换的，群众可以提出意见，但必须按照组织手续审批。
“六、除坚决贯彻中央1967年1月14日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外，军队院校、文艺单位、医院、工厂、科研单位的革命群众，一律不许冲击和占领领导机关，以保证战备、指挥和日常工作的正常进行。”
不难看出，六条“建议”的基本思想是稳定军队，并且提出了坚持党委领导、军队不准夺权等有重要意义的意见。如果把六条“建议”和几天后的《八条命令》比较一下，可以说，“六条”和“八条”的基本思想完全一致，是“八条”的雏形。
《八条命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把军队领导人稳定军队的指导思想变成具体的军委命令和规定，以求约束全军，这个动议首先是由徐向前提出的。
前已指出，徐向前准备提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时，就提出要稳定军队。但是，面对当时军队领导干部被乱揪乱斗、军事机关被冲击的混乱状况，作为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和军委秘书长叶剑英都难以扭转局势。全军文革小组成立时，林彪曾规定：
全军文革属军委和中央文革双重领导，主要是中央文革领导，有事要先请示中央文革，然后报告他。
可全军文革向中央请示问题，常常是泥牛人海，有去无回。“林彪更鬼，躲在家里观察动静，极少出面答复问题”。而离开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军委对重大问题不能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徐向前在几次打电话但林彪都不见之后，决定“闯宫”。
月24日晚7时，徐向前直接趋车前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反映出席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军队高级干部的心情和愿望，提出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组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听了，表示军队不能乱，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林彪还当即讲了一些意见，其内容既有徐向前的意见，也有前一天参加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人员的建议，经秘书记录、整理，形成九条。接着，根据先期到达的陈伯达的建议，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到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需要发出新的稳定军队的指示，并对“九条”共同斟酌，反复念了几遍，形成了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的下列九条规定：
一、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
二、一概不采取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游街、抄家和无命令自由抓人。
三、军以上机关（司、政、后、科委）的文化大革命，一概不能成立战斗小组，已经成立的一概取消。
四、院校、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军事工厂的同志，各回本单位进行文化革命，不得到领导机关进行串连，以免中断军事行政工作、作战指挥和影响利学研究。
五、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应按全军文革规划，分批分期开展。凡要自行开展者，需报全军文革，由全军文革酌情处理。
六、军队必须坚决支持地方闹革命的真正左派，而不能支持右派。
七、军队凡非文化革命的一切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流散，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经过清理后当众销毁。
八、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工团、体工队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单位进行文化革命，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九、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概采取正面教育。”
旋即，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苦着“九条”到中央文革小组征求意见。为了增加支持的力量，徐向前还打电话请来了军委副主席陈毅。参加讨论的除中央文革成员外，有周恩来、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杨成武。经过激烈的争论，在“九条”的基础上“写出七条规定”，拟以真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发出。“七条”的内容是：
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夹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不允许变相体罚。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要退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一切院校师生、文工团、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一切个人和团体，都不准冲击军事机关和保密系统。
六、军队内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七条”和“九条”相比，主要是删去了“九条”中“军以上机关……一概不能成立战斗小组”的内容，一些内容作了合并和调整。“九条”的基本内容得以保留。
讨论结束，已是深夜3时。徐向前本准备立即向林彪报告，以期尽快发出，因听说林彪已睡，故未前往。25日上午10时，徐向前给林彪一信，再次重申：“总之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柱……必须要稳当点，才好办事。否则军队不易控制，指挥失灵，副作用即会更大多了。”
徐向前在信中还指出：“全军文革工作，或直由中央文革领导进行，由你直接挂帅抓总。层次不宜多设为好。否则甚易误事。我只能作一点具体工作，免吃老本。”显然，这是对林彪占据高位，而又很“鬼”的一种比较含蓄的抗议。同时，叶剑英、杨成武也分别向林彪报告了讨论情况，催促尽快发出“七条”命令。同日，林彪将“七条”呈送毛泽东审阅，并给毛泽东一信，报告了“七条”产生的过程。
毛泽东对林彪的信和“七条”十分重视，审阅得十分认真，在林彪的信上多处划了着重号。林彪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同时附有五个附件。这些附件同样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附件一是1月25日上午10时全军文革办公室一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是：“乌鲁木齐第二造反司令部、军区步校造反团、新疆军区参加五大的代表共五六百人，1月23日到司令部大楼，要开大会，罢官夺权。”
附件二是1月25日上午，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及其秘书的电话记录。9时，许世友的电话内容是：“现在军区很乱。全国三军院校各造反团体，都在南京闹。军区3个常委被罚了跪，政治部正副主任都罚了跪，后勤部正副政委被拳打脚踢。司令部把张才干副司令抓走了，现在下落不明。”10时，许世友秘书报告了“昨天下午，军区首长被罚跪、撕掉帽徽、领章”的具体人员名单。这个电话记录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关注，多处都划了杠杠。
附件三是1月25日下午1时40分南京军区王必成副司令员的电话记录，内容有二：一、许司令来电话说，可调一个营的部队，保护军区机关，如果有坏人来搞，可以自卫。二、如果有人来搞我们军区的指挥所，如何处理。
附件四是邱会作给林彪、叶群的信和邱会作老婆胡敏的电话记录，反映了邱会作被总后造反派揪斗的情况。
附件五是前述徐向前于25日上午10时给林彪的信。
无疑，部队反映的情况是严重的，发布“七条”命令是军队高级领导人的一致意见，这和两天前军委碰头会扩大会上军队领导干部的情绪、思想是一致的。为了使部队能保持一种战备的状态，也为了使“文化大革命”能比较稳定地进行，毛泽东对“七条”采取了支持的态度。1月26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并在林彪的信上作了旁批：“附件都已看过。”同时毛泽东还以“又及”的形式作了补充：“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来北京开会的同志，停一周后再回去。”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在京的军队领导干部的认真讨论，“七条”很快修改成“八条”。新增加的第八条的内容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争取做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同时，第五条修改为：“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
1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了修改稿。在修改稿上，毛泽东又将第五条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修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同时，将打印稿上的“所定七条，很好，照发”的“七”字改成“八”字，变成“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原落款的“一月二十六日”的“六”字，改为“八”字，变成“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天，军委《八条命令》发出。军委办公厅在通知中要求广为张贴，并要印成材料，做到每个指战员人手一份。
上述考察说明，《八条命令》是徐向前首先提出的，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杨成武等军队领导人共同讨论的，是得到毛泽东、周恩来支持的。这是历史事实。同时，林彪也是参与制定《八条命令》的。这也是历史事实。林彪为什么能参与制定《八条命令》？怎样评价林彪的这一行动？这是我们在研究《八条命令》产生时不能回避的问题。
首先应该看到，《八条命令》的基本思想——
稳定军队——并不是林彪的一贯思想。早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伊始，林彪就在军队的一次“文化大革命”汇报会上，提出要“大闹”，“大升一批，大罢一批”。当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和全军文革小组为稳定军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时，林彪却于10月5日发出《紧急指示》，搞踢开党委闹革命，在军队系统以至全国造成极大的混乱，影响十分恶劣。就在徐向前“闯宫”的前一天，即1月23日，林彪还在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讲话一开始，他就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不拿枪的全国性的大内战”，认为这是“大快人心”。
林彪还鼓吹说：“文化大革命”“有各种各样的对家，有各种各样的程度，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斗争方式。有的关起来，有的戴高帽子，有的抄家，有的贴大字报，有的一般的开会批评。取消这一种方式，只要那一种方式，就不能适应各种各样的情况。”有些方式，如搞‘喷气式’……对有些人。
就得用这个办法。如对彭、罗、陆、杨就很需要，用了大家叫好。“有时动一下手，打一打威风，用了一下也可以。”林彪还强调：军队有特点，但主要是革命的共同性。“军队文化大革命要有新姿态，要坚决站在群众一边，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机关要彻底搞。主要一条是革命，把革命摆在第一位。”对老干部有的要烧，不但烧，有的丕要烧焦。“就在这个讲话中，林彪还批评说：旧的全军文革小组没有搞好，刘志坚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标榜自己如何“争取了一些主动，如不让院校串连，我来个大串连。他们规宅院校和部队一样搞正面教育，10月5日发了个紧急指示。冲国防部，扣不扣学生，我说不扣。机关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大开展，要开展，不怕。”显然，林彪的这些思想和第二天九条规定的基调臣格格不入的。
《八条命令》下达以后，林彪在3月的军级干部会议上又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认为，不臣怕乱。”他还批评说，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几个熟人挨了一下斗，就觉得天下整个都黑了，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误观念。其实，那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属于很末尾的现象，很次要的现象。”紧接着，4月初，由林彪口授，秘书记录整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于4月6日发出军委《十条命令》。《十条翁令》“从表面看来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它有正确的方面，但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对军委八条的否定”。
所以，从《八条命令》前后的情况来看，林彪时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想是“不要怕乱”，甚至不惜乱。其目的，一是标榜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紧跟”姿态，实际上是把党的领袖的错误推到极端；二是以此打倒一些人，遏制反对力量，以夺取更大的权力。
那么，林彪又为什么能参与军委《八条命令》的制定呢？胡长水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林彪不白乱，不惜乱，但是又不敢使军队大乱。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曾分析说，林彪“是国防部长，主寺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账，对他不利嘛！”此其一。其二，军队大乱，也难保不会乱到他头上，说不定有一天也打倒他林彪，危及到他的“权威”。因此，林彪既要乱，又不要乱到否定自己“权威”的地步。乱也是有节制的。正如徐帅所言，林彪很“鬼”。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是阴谋家的共同伎俩。
第二，林彪也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治”，来“保护”一些人，拉拢一些人，以此结成反革命政治集团。林彪在讲到“大罢一批”时，总是要讲“大升一批”。就在1月23日军委碰头会扩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在讲到对老干部有的“要烧焦”时，又说：
“有的烧，有的保，有的放火，有的灭火。”打和拉，是林彪手中交替使用的两张牌，什么时候打出哪一张，完全取决于他的政治需要。这是一种反革命的两手。因此，面对着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纷纷被揪斗，林彪就不能不考虑要刹一下车，“保”一些人了。前已提及，1月25日，林彪给毛泽东信的附件四是邱会作的信和胡敏的电话记录。1月23日、24日，胡敏数次打电话到“林办”，报告邱会作挨斗的情况，请求“救他一命”。1月24日，邱会作又“含着热泪”给林彪、叶群写信，述说在总后被斗的情况，表示：“今后如同过去一样，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决跟着毛主席、林副主席走。”“总之，求救！”信是写给林彪和叶群的，说“跟着毛主席走”是虚，“跟着林副主席走”则是实。显然，这不仅是一封“求救”信，也是一封投靠信。这封信是引起林彪重视的。果然，几天后，叶群亲赴总后，把邱会作“保”了出来。此后邱会作成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第三，徐向前直接“闯宫”，慷慨陈言，是促成林彪同意制定《八条命令》的直接原因。前已指出，1月23日，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全体军队干部向毛泽东、林彪提出六条建议，1月24日晚7时，徐向前去见林彪。因此，徐向前此去既是反映他作为全军文革组长、一个解放军元帅的意见，也是反映了军队众多高级将领的意见。这一点林彪是清楚的。而且，徐向前是在几次联系，林彪都不见的情况下，“先斩后奏”，直接闯进林彪住地的。可见是非常之举，事关重大。且徐向前敢于直言的品格，林彪也是清楚的。所以林彪尽管不悦，也仍以元帅对元帅的礼貌接待了徐向前。可见林彪对徐向前此行是重视的。徐向前见到林彪后，对军队被冲击、干部被揪斗的情况作了充分的反映。这一点，从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中也可看出。所以，当徐向前激愤地说到军队许多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打倒时，林彪也生气地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可见林彪对当时部队的混乱程度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对林彪来说，按照徐向前的意见，发出一个新的命令，作出几条规定，既是众意难违，众怒难犯，也是保护自己和一些人的需要。
林彪是一个颇有心机，很善于窥测方向的人，对这一点不会不清楚的。
总之，我们既应该看到林彪参与制定军委《八条命令》的事实，更应该看到林彪在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的一贯态度，看到林彪隐藏在背后的真实原因，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林彪和其他军队老帅们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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