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毛泽东要撇开政治局、中共中央，而另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又以什么理由信任江青，使其成为“文革”旗手，“中央文革小组”机构的历史审视。
“文化大革命”前期，有这么一个机构，它的名字经常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有时还单独发号施令。它就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
它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如何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力的呢？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这篇文章，捕风捉影地把历史学家吴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彭德怀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该剧是“一株毒草”。江青、张春桥组织写作这篇文章，怀有重大的政治目的，是精心选择的打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从而由此揭开了延续十年、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对这篇文章，社会上反应不一。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普遍的意见是认为该文文风不正，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以势压人，试图用政治帽子把人一下子打翻在地。这种批评方法，将窒息学术研究与学术讨论的生命。
但是，善良的人们怎会知道，姚文元的文章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学术讨论，而是江青、张春桥等人策划于密室的阴谋产物。
姚文元的文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这些中央常委事前均不知情。作为“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的彭真也不知情。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份成立的（一说是6月份。据康生1966年5月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法，是1964年7月4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一渡河大队培养接班人的消息上写了批语之后成立的）。成员包括：组长彭真（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副组长陆定一（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中央文教小组组长），组员康生（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兼理论小组组长）、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冷西（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成立这个组织，主要是为了领导正在展开的学术批判。初期，小组对学术批判曾作过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等规定，具体活动则开展不多。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彭真作为领导学术批判的负责人，不能没有个态度。在不知这篇文章内情的情况下，他指示首都报刊暂不转载。直拖到11月29日，《北京日报》才予以转载，并根据彭真意见加了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的编者按语。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五版“学术讨论”专栏也予以转载，并根据周思来、彭真的意见写了这样的按语：“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显然，这些话的意图是力图把事态控制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内，不同意无限上纲搞政治批判。
但是，江青、张春桥等人仍在上海继续组织政治批判文章。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了“五人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会者除了“五人小组”成员外，还有中宣部、《红旗》杂志、北京市委等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姚溱、胡绳、范若愚、王力、刘仁、郑天翔等。彭真在会上强调，这场讨论和斗争，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要谨慎，二要层层把关。凡是点名的，都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决不能自行其是。
对吴晗的问题。彭真说，是学术问题，经查明，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
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彭真还特别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的引导。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我们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的活动，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陆定一在会上也发了言。他除了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见外，还特别提到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认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会议最后决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组成，以许立群为主任，由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会议结束后，根据彭真的指示，许立群、姚溱连夜工作，把会上的意见和建议整理成文，经彭真修改后，以《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名义打印出来，分送给所有参加2月3日会议的人，康生自然也得到了这份文件。
2月5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在京政治局常委开会听取了彭真、许立群的汇报，刘少奇、邓小平对《汇报提纲》表示赞成。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此前该提纲的初稿、修改稿都曾送给在北京的康生看过，他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没有表示不同意，只是说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又问了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说吴晗经过批判后仍然可以当副市长等。
鉴于此，彭真即在武汉代拟了一个中央批语，传到北京，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后，于2月12日下发全党。
彭真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如下：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这个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的文件，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中，强调“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评者做出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第二部分“方针”中强调“放”，“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第四部分“左派要相互帮助”中提出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阔的道路。”
但是，过后不久，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3月底在杭州听了康生关于《二月提纲》形成过程的歪曲汇报后，表示：“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
在这几天的谈话中，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他说，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4月15日，“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全体成员集中到上海锦江饭店南楼，起草文件。这些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刘志坚，组员王力、关锋、成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他们的任务是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陈伯达和王力自北京来上海前，已起草出了一个初稿。以此为底本，经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商量修改后，报毛泽东审定。从4月14日至4月底，毛泽东对此《通知》进行了七次修改。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撤销《二月提纲》、撤销“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的问题。4月22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提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上通过了《通知》的草稿。至此，文件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在杭州的领导同志陆续回京，毛泽东继续留在南方。
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也飞赴北京，准备列席即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
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令人奇怪的是，会议情况却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汇报、请示。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关于全面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如前所述，我们知道，这个文件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形成的。在文件起草过程中，毛泽东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意见。这些意见，概括地讲，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彭真、中宣部，指责他们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因而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二是提出要由左派组织学术文化队伍，开展“文化大革命”。
会议的前三天，主要是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发言。康生在会上讲了八个钟头的话。他传达了毛泽东自1962年9月以来的一系列谈话，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的起草经过，强调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运动的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张春桥的发言，重点放在1965年11月姚文元文章发表以后北京方面的反映。他指责彭真封锁姚文元的文章，不让其进京，是谁向谁专政？
陈伯达则主要“揭露”所谓彭真历史上的问题。
三个人发言后，会议转入小组讨论，讨论对《通知》草案的意见。大多数与会者都已经了解了这个文件的起草过程，特别是了解了毛泽东在文件起草过程中的作用，虽然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义、真实意图不甚了了，也只能先表示同意。所谓讨论，不过是表一个赞成的态罢了。有个别人提了几点不关痛痒的修改意见，用词不妥或标点不准确之类。
然而连这样的意见，康生、陈伯达也不接受。
面对如此蛮横霸道的作风，会议主持人刘少奇是不满意的，但已无能为力，只好解释几句：
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结果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能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
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吧。
会场内专横跋扈，会议进行期间，首都几家主要报刊也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猛批邓拓等人，其矛头直指彭真。
5月8日，高炬（江青写作班子的化名）在《解放军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中充满了杀气腾腾的语言：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
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拼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文章还对《北京日报》4月16日的三版文章进行了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
《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北京各大报刊随后转载）。这篇文章针对的仍是4月16日《北京日报》的所谓“假批判”。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集断章取义、穿凿附会、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之大成，把被批判文章中从来不存在的所谓“微言大义”阐发得淋漓尽致，似乎真有其事，试图从政治上把批判对象一棍子打倒在地。
除了点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外，姚文元在文中还别有深意地埋下了伏笔。他说：自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人们揭露了这个戏的反动本质，揭露了它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目的，也揭露了吴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丑恶历史。但是，只有从整个‘三家村’
的活动来看《海瑞罢官》，弄清整个‘三家村’在这几年剧烈的阶级斗争中扮演的角色，那么，才能挖掉它最深的根子，才能够连根拔掉这丛大毒草，并且摧毁这个大黑店。
除了上面列举的两篇文章外，其他比较重要的还有5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等。与舆论攻击几乎同时，江青等一伙在组织上也采取了措施。5月11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黄志刚奉命带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实际上接替了市委的领导权。在其他方面，军队和公安系统也做了布置。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文件前，有关领导人特意征求了彭真的意见，因为文件里点了他的名。
彭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一个检查，一个改。当进一步问他对《通知》是赞成还是反对的时候，彭真以沉默作答。
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一开始就说：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就从组织上否定了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而即将成立的新的机构直属政治局常委，地位有明显上升。
《通知》给《汇报提纲》下了这样的结论：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通知》说：“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友釗全党。”
《通知》概括总结了《汇报提纲》的十条罪状，即：
一、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二、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
三、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
四、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
五、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
六、提纲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这样说）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的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
九、提纲强调斗争中要“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画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
十、提纲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这是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
《通知》要求全党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通知》在最后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和警告：“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今天，这些话的含义已是人所共知了，但在当时，绝大多数人决不会想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一语的真正指向。
既然不能信用“修正主义分子”领导文化革命，就要组织一个“无产阶级左派”组成的领导班子。
为此，中央要求中央各党、政、军机关和各中央局提出适当人选。中央机关提出的人选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光明日报）、尹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南局推荐了王任重，华东局推荐了张春桥、姚文元，军队系统推荐了刘志坚、谢镗忠。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报新组成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后来华北局推荐的郭影秋、东北局推荐的郑季翘、西北局推荐的杨植霖、西南局推荐的刘文珍也陆续到京，但时间不长即回原单位了。）这个名单显然是以文件起草小组为基础增减形成的。
这样，后来简称为“中央文革”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十四号楼。
8月2日，中央又发出补充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央文革”顾问，排名在康生之前。
8月30日，因陈伯达患肺炎住院，中央又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江青的天下。
虽然通知中说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但对它的功能与地位并无规定，这个遗留问题，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得到了解决。《决定》第九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中规定：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它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农村。”
这是非常关键的几条规定。有了这个规定，“文革”组织就由办事机构上升为权力机构，由临时机构上升为常设机构，由“光杆司令部”成为触角延及学校、机关、企业、街道和农村的庞大体系。至此，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组织系统可以说建立起来了。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有较大变动。尹达、王任重、陶铸、刘志坚、谢镗忠、穆欣先后因“保皇”或其他罪名受到迫害，离开了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在大红大紫了一段时间后，也盛极而衰，因鼓吹毛泽东也不能容忍的极左思潮受到处理。到中共九大召开时，中央文革只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五人了。这五个人在九大上全部进入了中央政治局，陈伯达、康生还进入了政治局常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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