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邓拓、廖沫沙，是北京市委彭真手下的知识分子代表，“文革”策略是先外后内再中央，于是被称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的北京市委被从几个文人身上打开了缺……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写作过程所谓的“三家村反党集团”是林彪、江青等人在“文革”初期策划的第一个大冤案。“三家村”指的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名称取自于他们三人合撰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当时，邓拓任北京市市委书记，吴晗任副市长，廖沫沙任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林、江的目的是借批“三家村”之名，行打倒当时的北京市委之实，进而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要理清这桩冤案的前因后果，必须先了解惹出祸端的两本杂文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写作过程。
从1960年开始，由于“大跃进”、“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党中央决定着手纠正工作中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瞎指挥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同时号召全党认真总结经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他还说，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北京市委立即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克服“左倾”，多做实事，少说废话，依靠群众，渡过难关。
邓拓在会上谈了对报纸宣传工作的意见。他说现在工业下马，农业歉收，物资供应紧张；群众生活困难，情绪低落，许多事情不好报道。报纸应当提倡读书，帮助群众开阔眼界，增加知识，振奋精神，在困难时期保持一个好的精神状态。
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的精神在《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编辑部传达后，晚报编辑部觉得邓拓的意见很好，为晚报出了个好题目，就决定在报纸上开辟一个知识性杂文专栏，请邓拓本人来写。约稿的任务交给当时任副主编的顾行和《五色土》副刊编辑刘孟洪完成。经再三约请，邓拓答应了，并决定专栏起名为《燕山夜话》，笔名“马南邨”。他说：“燕山，是北京的一条大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马南邨取马兰村的谐音，这是我们办《晋察冀日报》所在的一个小村子，我对它一直很怀念。”此专栏从1961年3月19日开始，到1962年9月2日结束。邓拓在《燕山夜话》成书后的《奉告读者》中说：“写《燕山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这是事实。开始，邓拓自拟的题目居多，后来，因为读者反应热烈，大部分文章就应读者的要求而写。邓拓把回答读者的提问作为《燕山夜话》应尽的义务。内容主要是谈论思想品德修养、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方面的问题，也有一部分谈论了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老舍曾赞其为：“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
1961年夏，市委理论刊物《前线》杂志也请邓拓开杂文专栏。邓拓觉得一个人应付不过来，就约吴晗和廖沫沙二人合作。专栏定名为《三家村札记》，署名“吴南星”（吴即吴晗、南即邓拓的笔名马南邨、星即廖沫沙的笔名繁星）。《三家村札记》是个内容十分松散的专栏，除了对集体署名、专栏名称、文章格式有所规定外，三人各选题目，文责自负。这个专栏从1961年10月开始至1964，年7月停止，载文后来也结集出版。其中邓拓写了18篇，吴晗、廖沫沙各写了21篇。文章的格调是健康、积极的。其中有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对新人新事的赞颂，对文化艺术的鉴赏，也有小部分对当时“左倾”错误和不良风气的批评讽刺，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写作技巧也十分娴熟精湛。这两个专栏都不是市委决定的，也没有一篇送市委审查过。
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认真总结建国13年来党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议上号召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认真实行“三不主义”。此后，新闻界贯彻“双百”方针，报刊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改进，很多报纸办得生动活泼。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这两个专栏的短文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全国许多报刊都竞相仿效。如《人民日报》副刊开设了由夏衍、吴晗、廖沫沙、唐、孟超等负责撰写的《长短录》，山东《大众日报》设《历下漫话》，《云南日报》设《滇云漫潭》等等。杂文专栏风行一时。可见，《三家村札记》等的写作与毛泽东和党中央倡导民主精神和“三不主义”有着密切关系，没有这种倡导，就没有那些丰富多彩、议论活泼、风格独特的杂文。
林彪、江青在向“三家村”发难之前，曾派出人马多方打探，到处摸底，对于“三家村”的情况本是十分清楚的。当年姚文元本人还未发迹时，对《燕山夜话》也是推崇备至。1963年1月他特地给出版《燕山夜话》合集的北京出版社负责人写信，夸此书“是一朵北方难得的思想之花”，还希望他们能够像对《燕山夜话》那样，也出版一本他的杂文合集。直到1966年2月，姚文元还委托关锋为其代表，去面见邓拓，对他的才华表示“推重”，但时隔不久就翻云覆雨，向他伸出了毒手。
吴晗首先挨批厄运开始降临到邓拓等人头上，要追溯到吴晗的《海瑞罢官》挨批之时。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从1959年4月毛泽东倡导学海瑞开始写作的，1960年底完成。但从1962年起，党内在对“大跃进”错误的认识、对纠错、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江青、康生等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与彭德怀有关，要批判。毛泽东最终同意了他们的主张。
于是，江青跑到上海去请所谓“支持我们的人”帮助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作为攻击北京的一颗炸弹。1963年5月，她在张春桥等人的帮助下，炮制出一篇批判廖沫沙《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此后，她频繁往来于京沪之间。1965年11月10曰，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在沉闷空气下准备的”根据江青、张春桥的布置所写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称《海瑞罢官》与单干风等有关。该文发表前，除毛泽东以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都不知道。这篇文章后来成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文章出笼后，张春桥得意地说：“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大战。”江青也说：“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大堆啊！”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等谈话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海瑞。”这使《海瑞罢官》的问题具有了更加严重的政治陸质。而另一场锋芒直指北京市委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更大的政治暴风已在酝酿之中。
江青一伙从《海瑞罢官》开始，向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开火，企图从这里打开缺口，进而掀起“文化革命”的狂风恶浪。
邓拓早已感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空气。庐山会议后，他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观点及对中国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产生了不同看法，思想上采取了保留的态度，不再写这方面的文章。
1962年11月，《燕山夜话》合集出版。邓拓在前言中写道：“由于近来把业余活动的注意力转到其他方面，我已经不写《燕山夜话》了。”还说：“前一段时间写《燕山夜话》是被人拉上马的，现在下马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等将来确有一点心得、非写不可的时候，再写不迟。”其实原因并非如此简单。“文革”结束后，周扬在为《邓拓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说道：“1962年秋冬夜话的发表也是作者衷心拥护和积极贯彻党中央这些正确方针的表现，但他在表达自己正当的不满时，仍然力图采取委婉的方式；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指导思想重新抬头的时候，他就搁笔不写《夜话》这类杂文了。”这种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到1964年，《三家村札记》也因同样的原因难以维持了。
《二月提纲》的形成与撤销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始终对批判《海瑞罢官》持有不同意见。他们想对这种来势汹汹的批判加以适当控制。但在上海的张春桥等人却竭力把批判继续推向更“左”的方向。《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前线》、《人民日报》都试图仅在学术范围内批判《海瑞罢官》。
1965年12月27日，上述各报刊发表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未加按语，实际上有利于吴晗“过关”。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对《海瑞罢官》要放，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1966年2月3日，彭真又召集“文革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试图对运动中的极“左”思潮和做法加以约束。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后由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2月12日，《二月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被批转全国。《二月提纲》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开展的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认为要实事求是，对犯错误者要采取严肃和与人为善的态度。还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发向全国后，学术批判空气暂时占了上风。《二月提纲》是政治局常委通过，向毛泽东汇报后以中央名义发出的，张春桥不敢轻易动作，遂派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京“摸底”。杨永直通过电话试探性地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彭真让人不客气地回答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儿去了？”张春桥听了杨永直的汇报后说：“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江青据此报告毛泽东，对彭真等进行了政治攻击：“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毛泽东听了非常生气，决心“揭开彭真和北京市委的盖子”。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两次找康生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淡话，说《二月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还要彭真向上海市委道歉。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京开会，康生、陈伯达发言批判彭真。会议撤销并彻底批判了《二月提纲》，决定起草关于发动“文化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
冤案铸成当彭真在政治局挨批时，北京市委的处境已经极其困难。毛泽东在批《二月提纲》时已指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北京市委传达中央精神，要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4月16日，《北京日报》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通栏大标题下，发了一批材料，包括吴晗、廖沫沙、邓拓过去发表过的几篇文章和《（燕山夜话）究竟宣扬的是什么？》。同时配发该报和《前线》的编者按，虽然上了阶级斗争的纲，但仍局限于学术范围内。
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林杰的文章《揭波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说：“主将一声令下，三家村黑店在前线开张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孟超、夏衍等人，串通一气，结为一伙，在《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人民日报》副刊上，开辟专栏，称兄道弟，说长道短，散播了大量的反党反吐会主义的毒草，牛鬼蛇神纷纷出笼。”
同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当时毛泽东在外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所谓“彭、罗、陆、杨阴谋反党集团”问题；撤销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代表其主张的《二月提纲》，重设中央文革小组。通过了康生、陈伯达等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真，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5月8日，《解放军报》刊登江青支配的写作班子一手炮制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刊登何明（即关锋）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发起攻击，批判北京市委的一报一刊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搞“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同时，两报联合刊载这两本书的“材料摘编”，并加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具有极大煽动性的编者按。文章质问：“你们究竟是无产阶级的阵地，还是资产阶级的阵地？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宣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你们究竟要走到哪里去？”
高炬的文章诬陷邓拓“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的仇恨”，“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攻击北京市委：
“你们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放了那么多毒，搞得乌烟瘴气，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仅仅一点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够用吗？在吴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你们竟然还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既为吴晗开脱，又保护邓拓过关。时至今日，你们还在继续玩弄花样，顽强抵抗。这难道是‘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阶级斗争’吗？不！你们并没有喪失守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副标题为：《〈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该文毫无根据地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把这两本书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宣称：“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部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践踏它们。”还写道：“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入《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说邓拓“同三家村的伙计们一起，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邓拓等人的“政治目的”是“大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组织力量”；“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准备精神条件”；“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道德，以图从社会关系上恢复剥削阶级统治”。
总之，是要“全面地、彻头彻尾地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姚文元在文中精心地安排了“三家村”的角色：吴晗是“开路”的“先锋”，廖沫沙是“执鞭”的“兄弟”，邓拓是领导的“主将”。还暗示“将上有帅”，要揪出所谓黑后台，把矛头直指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
5月1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第7期登载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文中竟污蔑邓拓是伪装积极、混进党内的叛徒。更用一连串的“谁”来暗指北京市委，强加上“十大罪状”，污蔑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是“反党集团”、“独立王国”，北京市许多部门是“三家村”的“桥头堡”、“黑据点”。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声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江青一伙的“批判”文章更是无中生有、生拉硬套、栽赃诬陷，给邓拓等人加上种种骇人听闻的罪名；还旧事重提，又端出“花边文学”公案，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30年代黑线人物”挨了批；只许攻之者说有，不许辩之者说无，完全剥夺了受诬陷者的申辩权利。
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讲话，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谎言。
此会后，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掌握了“文革”指挥权，对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加温，手段更加疯狂。他们造谣说有人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邓拓、吴晗、廖沫沙被说成是“一伙面目狰狞、满口黑话、专搞阴谋的反革命黑帮”；《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被诬为政变阴谋的组成部分。案案就此铸成。
三家村“分号”遍布全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文革”前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却因一手制造了“三家村反党集团”的重大政治事件，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他们在这个冤案中所作的野蛮疯狂的尝试，为其以后的肆虐横行壮了胆，开了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因写作而惨遭灭顶之灾，是林彪、江青大兴现代文字狱的开端。1966年5月17日深夜，邓拓给市委写了一封长篇申诉信为己辩诬，给妻子丁一岚留下几行字后服安眠药自杀身亡。吴晗夫妇也因遭迫害，含冤而死，女儿精神失常，于“四人帮”倒台前夕自杀。唯一的幸存者廖沫沙，长或丧失人身自由，身心遭受极大摧残。同时，此案大开株连之风。从此，“笔杆子杀人”的冤狱在全国范围内层出不穷。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解放十六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连续不断的斗争，直到这次大大小小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被揭露，就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此后，凡是有成就有影响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者，都一批批被打倒，作品作为毒草示众。江青等人大搞层层揪，层层抓，追后台，上追到周恩来及其他革命老干部，下追到普通干部群众。北京市大批干部群众被打成“三家村黑帮分子”、“马前卒”。“小三家村”、“黑店伙计”等。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通栏正题为《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副题为《“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佩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说“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来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是“三家村黑店的分号”。此言一出，“三家村”刹那间遍布全国。《云南日报》的《滇云漫潭》、《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谈》等专栏，都相继被作为当地的“三家村分店”而挨批。进而武汉揪出了“武汉大学的三家村”，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则共同刊载《打倒“三家村”的学者李平心》的整版文章，批判李平心。
江青等在各省、市、自治区抓“三家村”、“四家店”黑线人物，致使这个冤案祸及全国各地的大批作家文人。连给三家刊物写过稿的人，甚至家中有一本《前线》杂志的人，都抓起来审查批斗。某地一位喜欢《燕山夜话》的读者，托在北京的亲戚代订一份《北京晚报》，也被逼迫跪下来交待同“三家村”的关系。批判也不再局限于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工厂、农村的各级组织，都在揪各自单位的“三家村”。“三家村”悲剧仅是十年浩劫的开始。从此，祸国殃民的“文革”持续了十年之久。
1979年，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审查后确认，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是一个大冤案，并正式决定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彻底平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