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讷于1940年8月3日生于延安，是江青所生。
江青不止一次地跟工作人员说过：“共产党员只有工作、工作，不应该生孩子，生孩子是党外人士的事。我生下李讷就是一个失误。我怀她的时候就不想要她，可是主席喜欢小孩子，我也只好生下她了。”
在战争环境中，生活环境很艰苦，居住地点不定，李讷六七岁还不能接受正规教育，只有保育员教她识字，到西柏坡才开始上小学。进了北京到万寿路育英小学校插班读四年级。李讷聪明伶俐，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53年，李讷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59年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60年国家困难时期，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大病一场，1961年休学一年，1965年大学毕业。
1965年，李讷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工作，当了一名编辑。1966年，李讷当上了解放军报社副总编，那时她才26岁。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解放军报》又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党报，政治舆论阵地，其地位十分重要。一个涉世不深，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人，担任如此重要的领导职务，不但工作繁忙，还要参加政治斗争，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应付江青的政治需要，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李讷精神和身体承受不了如此重大的压力，所以没多久，体质明显下降，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天睡觉前都要吃上大量的安眠药，仍然难以入睡。
我调到江青那里工作的时候，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李讷也住在那里。她的宿舍与我的办公室兼宿舍只有一墙之隔，我比她大两岁，她经常叫我“杨大哥”。她对我们工作人员比较尊重。有一次，她听到江青叫我“小杨”，她就当着她妈的面开玩笑地叫我“小杨”。江青批评她说：“肖力，我可以叫‘小杨’，但是，你不能叫‘小杨’，他比你还大两岁呢。”从此以后，她有时叫我“杨大哥”，有时叫我“银禄同志”，或叫我“老杨”、杨秘书。
李讷的身体非常虚弱，神经也非常衰弱，稍一活动就出虚汗，时而表现出烦躁不安的神态。
那时，通信工具很不发达，一栋偌大的楼房只有六部电话，江青办公室有两部（其中一部普通电话，一部保密电话），厨房一部，大门口一部，我的办公室兼宿舍两部（同江青的一样）。李讷的宿舍没有电话。她还在解放军报社挂着总编的职务，解放军报社有些重大的事情还要请示报告她，她认为重要的事情还要通知解放军报社。因此，她经常到我的屋里接、打电话。由于她的心情不好，有时，她在电话里就跟对方吵起来。她怕江青听到打电话的声音，每次到我的屋里接、打电话时都把门关上，一讲就是很长时间。江青睡觉以后，我抓紧时间整理文件资料，抓紧时间锁上门睡觉，经常是我刚刚躺下，李讷就按响电铃要到我的屋里打电话，我只好忙说：“请你等一下。”我赶紧全副武装（那时我是军人），穿好衣服，开门说：“请进。”她打电话少则十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有时一个晚上进来四五次打电话，闹得我也开始神经衰弱，吃安眠药了。一开始吃安定片，后来不吃速克眠就不能入睡。我嘴上不好意思说你少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可是心里烦极了。
后来，我勇敢地向汪东兴提出给李讷安一部电话，并把她的宿舍从一层搬到二层的请求，汪东兴痛快地答应了，并负责说服她搬到二层去住。
李讷同意搬家，我们要给她打扫房间，布置家具，安装电话。于是请她暂到中南海丰泽园居住。
李讷走后，我们在江青处的工作人员，利用江青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时间很快给李讷打扫干净了房间，布置了家具，搬了家。我派人到中南海把李讷新宿舍的钥匙交给她。也怪我工作想得不细致，应该给她安上电话以后再把钥匙交给她。
过了两天，李讷打电话找我，她问我：“是不是你找汪叔叔叫我搬的家呀？”
我回答：“是我。”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讨厌我？叫我离你远一点？”李讷又问。
我解释说：“不是的，我为了你好。二层只有江青同志和你二人居住，比较安静，你身体不好，睡眠质量很差，楼下人多，影响你休息。”
李讷说：“我明白了，看来你的心还是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
我以为她真的理解了我的意思，就心平气和地说：“你最近几天能不能回来一下，请你来看看家具布置得合适不合适？电话安装在什么位置？”
这时，李讷火冒三丈地说：“你现在就给我安电话，我回去就用。”
我耐心地说：“新的房间的门钥匙在你手里，开不了门，怎么安装电话呢？要不我派人到你那里去取钥匙。”
她一听火气就更大了，她说：“钥匙我不给，门我不开，锁不能搞坏，你今天就得给我安上，这是我的命令。”
李讷随着“文化大革命”风云的变化，以及来自各种力量的压力，她的性格、对我们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不讲道理的话来。我毫不客气地说：“肖力同志，你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后代，你现在也是一位高级干部，怎么失态不讲道理了呢？咱们是同龄人，你怎么不尊重别人了呢？”
她停顿了一会儿说：“我不讲理了，你看怎么办？”
我说：“如果你再不讲道理的话，我就想办法报告主席。”
她一听说我要报主席，就赶紧说：“别，别报告我爸。”
我看她的态度软下来了，我就心平气和地说：“算了，算了，在你方便的时候请你来一下，好尽快把电话安上。”
她答应说：“那好吧。我刚才对你态度不好，请你不要生气，我是心情不好，对不起了。”
李讷这次对我的无理的行为我并不怪她。我理解她当时的处境。工作多，压力大，江青不但没有给她更多的母爱，还经常叫她这样做，那样做，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况且，她那时已经29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江青对她的婚姻关心不够。由于江青疑心较大，反复无常，谁敢给她的女儿介绍对象呢？人们对她都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敬而远之，李讷的苦恼是可想而知的。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母亲的江青不是关心女儿李讷的身体健康，而是更多地关心如何通过李讷控制更多的权力。在她的建议下，李讷前后担任过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中共北京市平谷县委书记、北京市委书记等职务。
1970年下半年，李讷神经衰弱得非常厉害，身体几乎垮了，经毛泽东和江青同意，李讷到了江西省进贤县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一面休息，一面适当参加劳动锻炼，以便起到松弛神经、促进睡眠、增加食欲、增强体质的目的。
中办五七学校的不少学员都认识李讷，对她很客气，很关心，连队的领导对她也很照顾。李讷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同大家一起劳动、吃饭、休息。干活不惜体力，泼泼辣辣，不怕脏，不怕累，经常是满脸汗水，浑身是泥，她与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系搞得很好，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几个月以后，李讷的神经衰弱大大减轻，睡觉好了，吃饭香了，体质明显增强。
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毛泽东和江青接到中办五七学校校长——毛远新的姐夫曹全夫（毛远志的丈夫）的来信，说李讷在五七学校一切都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在五七学校找了一个男朋友，是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服务员，也在五七学校劳动锻炼。该同志身体健康，精明能干，政治可靠，年龄比李讷小一些，其父是山海关车站的扳道工。他的出身没有任何问题，本人情况比较好，现在他们俩的感情很好，如果主席和江青同志同意的话，他们于近期就可以登记结婚。
毛主席在信上批示：孩子的婚姻由孩子自己决定，我们不宜干涉。
江青看了信以后，闭目不语，因为主席已经明确地表示了意见，即使是江青不同意，也不好表示相左的意见。此信在她的办公室放了好几天，迟迟不表态。
有一天，汪东兴给我打电话，问：“杨秘书，曹全夫同志写给主席和江青同志的信你给江青同志看了没有？江青同志批了没有？江西那里还等着意见呢。”
我说：“早就给江青同志看了，还没有批示。”
汪东兴说：“你在她精神好的时候提醒她批一下。”我说：“好，我马上就去提醒。”
我到了江青的办公室，她正在看文件。由于晚上的觉睡得不错，没有表现出烦躁不安的样子。于是，我就问：“江青同志，曹全夫同志的信你批了没有？汪东兴同志来电话说，李讷还等着回音呢。”
这时，江青用力将手中的文件摔在茶几上，生气地说：“这个李讷呀，对于婚姻大事如此轻率，找男朋友也不事先和我们商量，征求老人的意见，就自作主张，儿大不由爷呀！真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随她去吧。”说完，拿起笔来，就在她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
她放下笔，用力把信扔给我并问道：“小杨，你认识这个男孩子吗？他的情况怎样？你知道的话告诉我，如果知情不报，你就是犯了欺君之罪！你告诉我。”
我说：“我不认识他，我对他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曹全夫同志是中办五七学校的校长，他介绍的情况是代表组织的，应该相信他的话。”
“对，曹全夫同志既是校长，又是我们的亲戚，正因为我相信他的话，才觉得这个男孩子和李讷不般配，两个家庭的情况相差甚远，他们两个人的文化程度相差甚远，职务地位也相差甚远，我不相信他们俩有什么共同语言。能生活到白头偕老？你说呢？”江青问道。
我说：“只要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好。当然，江青同志的意见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要达到两全其美也是很难的。心想事成那只是一种愿望，在实际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
“不，不是有一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信，你等着瞧，不出问题才不正常呢。”江青不高兴地说。
我想：哪有当母亲的盼着孩子的婚姻出问题呢？
一周后，李讷和这个青年人高高兴兴地登记结婚了。结婚仪式非常简单，双方的家长也没参加。结婚那天，毛泽东派人给他们俩带去一套《马恩全集》作为结婚纪念品。婚礼仪式是曹全夫操办的，请食堂做了两桌便饭，有五七学校的几位领导参加助兴，吃了几粒糖，吸了几支烟，就算结婚了，非常简朴。
恩爱的小夫妻结婚后回北京度蜜月，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可能是从南方回到北京不能很快适应变化了的气候，加上尚不习惯婚后的夫妻生活，李讷经常感冒发烧，江青找茬说这个男孩子身体有毛病，不然为什么他和李讷一同床李讷就发烧，命令他到医院检查身体，检查的结果他的身体健康，没什么大毛病。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检查了身体没有发现什么大毛病，按理说，他们的婚姻不会再起什么波澜了，但是，李讷的婚姻并未向好的方向发展。
有一天，江青到中南海看望李讷和她的丈夫。李讷写有一笔好字，他也写有一笔好字。江青也听别人说过他的字写得不错，她就检查他的笔记本，看看他的字到底如何。看后，夸他字写得的确不错。但是，她发现他的笔记本上记有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几个电话号码（作为毛主席的女婿，为了联系方便记几个电话号码是很正常的），多疑的江青回到钓鱼台以后就开始大做起文章来了。
江青说：“刚才我到中南海看了李讷和她的丈夫，不少人说他的字写得好，我看了他写的字，的确不错。可是，我看他的笔记本上记了几个电话号码，他这是想干什么？我看他像一个特务，不然他写那么多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应该叫他立即离开中南海，也不准他到钓鱼台来，叫他离主席和我远远的，我不想再见到他。”
我为李讷的丈夫开脱说：“记几个电话号码不能说明什么，为了联系方便，不少人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如果你对他不放心的话，是不是通过组织跟他谈谈。可以告诉他，怕电话号码泄密，只要用心记，不要用笔记，叫他保密。李讷结婚不久，他们俩的感情不错，如果在这个时候把他们俩分开，恐怕不太合适。如果你认为他有问题的话，还是以教育为主，做做思想工作，动不动就采取组织措施，往往效果不好。”
那时，我认为江青十分爱她女儿，他是她的姑爷，我替他说说情，也就放过他了，如果他与江青没有这种关系，我绝对不敢多言。正因为他们有亲情关系，我才敢为他讲了一些开脱的话。
我没有料到，江青对我的话不但不参考，反而大发雷霆，她大声说道：“你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职员，你没有任何发言权。我对他怎样看，怎样处理，这完全是我们家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你认为他是个好人，有什么证据？我认为他不好，有坐探的嫌疑，我看到证据了，电话号码就是证据。你赶快把春桥同志叫到我这里来，我有事想和他商量，我想听听他的意见以后，再做决定，这里没有你发言的权力，更没有权力教训我。”
张春桥的动作很快，接到我的电话，十分钟左右就来到了钓鱼台10号楼，我把他引进大客厅，就退出来了。他们两位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很快就决定把李讷的丈夫送到石家庄铁路学院学习。
从表面上看，他们这种决定无可非议，送他去学习深造是一件好事。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李讷和她的丈夫分居两地，淡化他们之间的感情，为他们俩离婚做准备，这就不可思议了。
李讷与其丈夫是新婚燕尔，要把他从李讷身边弄走，李讷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李讷是一位倔强的人，宁可忍痛割爱，也不再央求她的母亲。从此，他们俩就永远地分开了。
可怜的李讷发现自己已经怀孕。由于精神的折磨和身体的不适，神经衰弱症就更加严重了，情绪非常不稳定。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整天待在屋里不出门，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安眠药增加。同时，对她母亲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来对母亲惧怕、尊重、不敢多言，转变成对母亲不理不睬，对她做的事看不惯，对她的话不想听，有时见面还吵几句。
给我印象最深的有这样几件事：
在1972年初开展的批林整风期间，江青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开刀（也有整汪东兴之意），这股风来得很猛。有一天深夜，江青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参观的名义，约了六名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八一厂以后已是午夜时分，演职员们都已休息。江青命令，把他们从被窝里叫起来，召开全体演职员大会。她不讲电影艺术，专讲批林整风的意义。主题是讲，中央办公厅出了一个大坏蛋，他就是王良恩，是周恩来的大秘书（王良恩不是周恩来的秘书，而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权力大得很，九届二中全会六号简报出笼的责任，他是有份的（这是江青强加给王良恩的），等等。
王良恩受不了这种政治上的高强压力，含冤自杀身亡。
这天早晨，汪东兴同志给我打电话，难过地说：“真糟糕，王良恩同志受不了压力，自杀了。江青同志起床以后，你报告她一下。”
我报告江青以后，她高兴地说：“好哇！这就更说明了王良恩这个人有问题，这叫畏罪自杀，死有余辜！”
从此以后，批判王良恩的声音就更多了，批王简报一期接着一期。有一天，江青叫我把六期批王简报送到中南海给李讷看看。我遵照江青的指示，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李讷的住处，看见她烦躁地在屋里踱步。她看到我以后不耐烦地问：“你又奉江青什么命令到我这里来。我没有那么大谱，敢麻烦你杨大秘书一趟。”
我说：“你这是客气呀，还是讽刺我呀？”
她用疲倦红肿的眼睛瞅了我一眼，说：“我是讽刺她，不是讽刺你。开个玩笑，何必当真。”
我笑着说：“别开玩笑了，你妈叫我送给你几分简报看看。”
她接过简报，粗略看了一下题目，就非常生气地大声说：“叫我看这些干什么？”一下就把一叠简报从窗户里扔到院子里，散落了一地。
我忙说：“李讷，你不看也别扔到院子里，万一丢几份我可不好交代呀！”
“告诉她，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看，我早就烦透了。”李讷说。
大约是3月底4月初的一天，凌晨3时，李讷来到钓鱼台江青居住的10号楼。那时，江青刚刚睡觉，她要求见江青。大门口值班的同志说：“江青同志刚睡下，你现在见她不是时候。”李讷不听劝阻，硬是往里走。值班同志无奈，把我和警卫员匆忙叫到大门厅。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植物神经紊乱，睡眠不好，你是知道的。现在打扰她，今天她就不可能再睡了，她要是怪罪下来，我们吃不消。请你现在回去，等她起床后，我报告她就说你晚上来这里找过她，她如果同意你来，我打电话请你再来，谢谢你与我们合作。否则，我们就为难了。”
李讷说：“你怕她睡不好觉，就是不怕我睡不好觉。你叫护士给我几粒安眠药，我立即就走，不给你们找麻烦。”
按说，李讷不能入睡，给她几粒安眠药并不为过。但是，江青曾经下过死命令：“李讷服用安眠药量太大，她现在又在怀孕期，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再给她安眠药，如果不通过我，私自给了她安眠药，军法从事。”
对于江青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于是，我对李讷说：“江青同志交代过，没有她的指示，我们不敢给你，安眠药一粒也不敢给，请你委屈一下，江青同志起床后我去请示，请你现在先回去，请你理解我们。”
李讷不满地说：“你说来说去还不是怕担责任吗？我不用你们担什么责任，我自己进她的卧室，亲自去求她。”说着就往江青卧室走廊里闯。值班员挡住她的去路，她用力一扒拉：“滚开！叫我进去！”李讷怒斥道。
我看今晚李讷见不到江青是不会罢休的。于是，我就拦住她说：“请你消消气，等一等，我叫护士先进去，把江青同志叫醒。”这时，李讷喘着粗气，坐在沙发上，很不耐烦地等候。
大约过了两分钟的时间，护士从江青的卧室出来，说：“把江青同志叫醒了，同意李讷进去。”
这时，李讷听到叫她进去，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大步流星地进去了，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
李讷进入江青的卧室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江青就急匆匆地打铃，叫秘书，叫警卫员，叫护士，我们都不知道江青的卧室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赶紧跑了进去。看见江青穿着睡袍，坐在床上，李讷坐在地毯上，两个人都喘着粗气。江青大声吼道：“看你这个样子，哪像主席和我的女儿，简直就像一个泼妇，你给我滚出去！”
李讷也气得大声说：“你哪像一个做妈妈的，你的心也太狠了，你对你的女儿都不知道心疼，你还心疼谁呀。向你讨几片安眠药都不给呀，你知道睡不着觉有多么痛苦，你只知道关心你自己！”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母女俩反目吵架。
这时，江青当着我们的面，觉得失去了一个做母亲的体面，更觉得失去了“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伟大旗手的尊严，于是，就对李讷又吼道：“你给我从这里滚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那时，李讷已经怀孕七八个月了，大腹便便坐在地毯上，大喘着粗气，嘴里还不停地小声说着什么。
江青高声地对我们喊叫：“你们还看什么，是不是在看我们家的热闹，这有什么热闹好看的，还不赶快把她给我弄出去。”
我对李讷耐心地说：“肖力同志，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好吗？”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做她的思想工作，她才勉强上汽车走了。
上了汽车以后，她觉得从中南海跑来向她妈要几片安眠药也没有达到目的，回到中南海就更睡不着觉了，不行，还得想办法要几片。当汽车走出一百多米的拐弯处时，李讷又从车上跳了下来，坐在马路边上不走了，司机贾德祥同志无论怎么劝说也不走了。小贾没办法，又跑回10号楼把我们叫去。
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凌晨时分，又显得格外寒冷，一个孕妇坐在冰凉的马路边上，谁见了都会心疼，何况她又是毛主席喜欢的孩子呢。
李讷看到我们去了，便说：“她心狠，不给我安眠药，你们也不给，你们还真行，真够坚持原则的。今天不给我药我就不走了。”
我对她说：“你现在怀孕，安眠药吃多了对孩子不好，请你回去，等江青同志起床以后，我们再向她请示，她给我们下了死命令，不准我们给你安眠药，对于她的命令我们不敢违抗，请你理解我们的难处。”
李讷说：“你讲得对，我理解你们。可是谁能理解我呢？不给药我就不走了。”
我们实在没招了，我就跑回10号楼，鼓足勇气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同志打电话，说明情况，请示怎么办。
张耀祠为难地说：“江青同志与李讷同志的关系发展到这种地步是咱们都没有想到的。如果现在我同意给她几粒安眠药，江青同志知道了，怪罪下来，我如何解释呢？如果李讷服了咱们给她的安眠药万一出了问题就砸了。我不敢批准给她，请你劝她回中南海，等天亮了再说。”
我听他这么一说就急了，就说：“你不同意给她，她就不走，她在马路上坐久了出了问题就更不好交代了，给她几粒安眠药多好呀，把她打发回去我看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江青同志追问责任的话，我和你共同承担。不给她怎么办呢？我是没有招了。”
张耀祠为难而又不情愿地说：“那就给她几粒吧。”
我说：“谢谢张主任，你已经睡觉了，我还打扰你，真难为情。”
张耀祠说：“不客气嘛，你们不是也没睡觉嘛。”
张耀祠同意了，我马上叫护士给了李讷三粒安眠药，她很快就走了。
李讷走了以后，江青又呼呼地睡了一大觉。她起床以后，和往常一样，洗漱完毕，吃了早餐，到办公室看文件，打铃叫我进去，并没有问李讷是怎么走的。她训斥道：“我告诉你们，我睡觉很困难，睡下以后只有主席有事可以叫醒我，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打扰我，你还记得吗？”
“记得。”我回答。
“李讷来了，你为什么还把我叫醒，昨天晚上你犯了一个大错误，竟然叫一个毛孩子到我的卧室大吵大闹，你怎样解释吧？”
我解释说：“李讷睡不着觉，是来向你要安眠药的，根据你的指示我们不敢给她，她就往你的卧室里闯，我们用了好大劲儿才把她拦住，她万一闯进去了，还不把你吓一跳吗？我实在动员不走她，才让护士把你叫醒的，你批评就批评我吧，我是这里的负责人，和其他同志没有关系。”
江青摇头晃脑地说：“算了，算了，谅你是初犯，今后不准再犯。传达我的命令：从今天起，李讷不准进入钓鱼台，更不准进我住的楼，我不想再见到她。谁把她放进来我就唯谁是问，谁敢违抗我的命令，我就狠狠地处分谁。”
我把江青的命令报告汪东兴同志，请他通过警卫局通知钓鱼台各个大门。
汪东兴同志听了以后，笑着说：“江青的命令能行得通吗？李讷是主席和她的孩子，她硬往钓鱼台闯谁能拦得住啊？我看行不通。江青的命令我可以传达，行不行得通再说吧，我看主席也不会同意江青这样对付他们的孩子的。”
江青的命令传达到钓鱼台各个大门，哨兵和警卫值班室执行得都很认真。但是，李讷真的来到大门口，谁都拦不住。
有一天，李讷还真的来到了钓鱼台东大门，哨兵不让进，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她说：“我是江青的女儿，我们还没有脱离母女关系，我是来看我的母亲的，谁敢挡我？你们的上级是谁？我去找她！”
哨兵没有办法，就把实话告诉她：“这是江青同志的命令，现在不叫你进钓鱼台，我们不敢违抗首长的命令，请你理解。”
李讷生气地说：“理解，谁能理解我呀！我看你们谁敢挡我，谁挡我我就跟谁拼！”说着就往里走，谁敢拉她一把呢？
江青和李讷见一次面吵一次架。江青不止一次地质问我们：“谁把李讷放进钓鱼台的？”
我是实话实说：“拦不住呀，哨兵又不能动武。”
江青听后，只是无可奈何地直叹气，出虚汗。
1972年5月，李讷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她既不问大人小孩是不是健康，也不说去看看大人小孩，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我故意说：“李讷有了孩子，江青同志当了姥姥了，高兴吧？”
江青面无表情地说：“生孩子有什么可高兴的，共产党员生孩子是很俗气的，孩子应该让别人去生，生儿育女是非党员的事。党员生一个孩子就等于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了一条锁链，生得越多锁链越多，党员生孩子不是喜而是忧。我们家的女儿生了孩子不让他叫我姥姥，叫我姥姥多难听，姥姥就是‘老’了，也不叫外婆，叫我叫奶奶，对主席不叫姥爷，而是叫爷爷。”
李讷生了孩子，精神上有了寄托，高兴得很，好像换了一个人。刚刚过了满月，她就到钓鱼台看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了不少喜糖，有水果糖、奶油糖、巧克力糖，还有夹心糖。她把糖包打开，倒在门厅值班室的桌子上，热情地招呼大家吃糖，她说：“我生了一个儿子，这些是喜糖，请同志们吃喜糖，快来吃。”并开玩笑地说：“不吃白不吃，白吃还不吃。”大家知道李讷生了孩子，母子健康，都围绕过来向她表示祝贺。她十分高兴地对我说：“老杨，你有儿子，我也会生儿子，看你生了儿子那个神气劲儿，我也可以神气神气了。你带几块糖给任秀芬，告诉她我也生了儿子。”
我说：“祝贺你生了个大胖小子，你们母子平安，我们都很高兴。我们还没有去看你呢，你先来看我们，对不起，不好意思。”
李讷对我们没有去看她很理解，她说：“你们没有她（指她的母亲）的命令谁敢去看我呢？谁看谁都一样，你们也够难的。”
李讷跟我们高高兴兴地聊了一会儿，才去看她的母亲，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她们两个一起出来，都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当时，我们对江青很难理解，自己的亲生女儿生了孩子，本是一件喜事，值得庆贺的事，为什么不高兴呢？
李讷由于缺少母爱，又没有丈夫体贴，加之孩子的拖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维持多久就又垮了。这一次垮得更厉害。不用说照管孩子了，连她自己的生活都几乎不能自理。她的儿子很小就送到了幼儿园，由警卫战士接送。接回来以后和警卫战士吃睡在一起，孩子长得很漂亮，聪明，很会说话。
有一次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个小孩儿穿着一双小皮鞋，拿着冰棍吃，就仰着小脸对解放军叔叔说：“叔叔，我不吃冰棍，省了钱我也买皮鞋。”他是想吃冰棍又想穿皮鞋呀。
这位警卫战士用自己的五分钱（新战士每月只有六元津贴）给他买了一根冰棍，小家伙赶紧接过去，说：“谢谢叔叔。”他舍不得咬着吃，而是用舌头舔着吃，真够可怜的。
李讷病得不能照管孩子，江青是知道的，对于她外孙的情况，她不闻不问，更不管理，小外孙从生下来到长大成人没有得到她任何关怀。小的时候都没有抱过一次。
李讷的儿子王效芝和我的二儿子杨杰同是1972年生。我的儿子比她的儿子大两个月，他们俩16岁时同时考进了北京市外事服务职业高中，是同班同学。他们俩是一对儿好同学、好朋友。她们家与我们家相距只有200米左右，她的儿子经常到我家玩儿、做作业，我的儿子也经常到她家去玩儿、做作业。通过他们的交往，也增加了我和李讷的交往。我们见面时经常夸夸对方的儿子。她说我的儿子懂礼貌，会画画，是白马王子；我说她的儿子聪明，好学习，是英俊的小伙子。他们俩都长到一米八以上的标准个子，都比较潇洒干练。
李讷有一次认真地对我说：“我的儿子脑子蛮聪明的，可惜他小的时候没有受到很好的家庭系统教育，可以使我欣慰的是他比较自觉，努力学习，自理能力强，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我没有更多的精力管教他，全靠他自己了，这孩子还不错。”
后来，我被调到北京西郊的万寿路甲15号当处长，不久，李讷的家也搬到我们负责管理、服务的那个大院子。她的生活不太好过，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在食品上对她有所照顾，看病用车给她尽可能地提供方便，她对此很感激。她知道我的心脏不太好，有一次，她关心地问我：“现在你的心脏病比以前好些了吧？”我说：“我在钓鱼台工作的时候，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太大，休息不好，都是你妈给闹的，你也是如此。”她听后，对于我的话没有表示同意与否，只是笑了笑。
现在李讷有一个幸福的家，她的丈夫叫王景清，他身体健壮，忠厚老实，性格憨厚，勤于操持家务。李讷身体不太好，他对李讷很体贴，很关心，夫妻二人恩恩爱爱，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