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水灾发生最频繁、最集中的是洪泽湖附近地区。自宋朝决口改道后，黄河经常流徙不定，后逐渐经淮河下游入海。黄河自身携带的大量泥沙堵塞淮河下游，使淮水滞积成洪泽湖，并改道南去，辗转入长江。淮水出洪泽湖后与黄河、大运河交汇于今江苏省淮阴市杨村地区。淮河流经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洪泽湖以上支流有七十二条，每至夏季，入淮之水咸集洪泽湖中，下游不畅则上游壅塞，湖水泛滥四出，甚至冲毁黄河与运河大堤。“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施工之勤，糜帑之巨，人民田庐之频岁受灾，未有甚于此者。”清世祖康熙朝水利专家靳辅等沿用明潘季驯创立的“束水攻沙”之法，利用出洪泽湖之清水冲刷黄河河淤，取得一时效果。但问题是淮水强可冲河淤，过大又会冲垮运河大堤，淮水弱运河因之水少，黄河又有倒灌之害。至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即位，仍有问题，所以再次从治淤、济运出发，对黄、淮、运河进行综合治理。
清高宗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新任江南河道总督高斌为解决河南永城、江苏萧县一带水患，提出举行毛城铺引河工程。清圣祖康熙年间，河督靳辅曾在黄河南岸砀山县毛城铺地方修建了一座减水坝，又凿洪沟、巴河两河。每当黄河水盛，可开闸放水，但年代久远，河道早已淤塞。高斌等“因毛城铺以下河身淤阻，量加挑浚，使水有所归”。分洪之水经洪沟、巴河两河，辗转入洪泽湖，可以助清刷黄，这项工程可谓一举两得。然而，挑挖河道难免占用部分农田，淮、扬一带地主豪绅纷纷反对，他们鼓动在北京做御史的夏之芳上疏阻挠，说什么“毛城铺引河一开，则高堰危，淮、扬运道民生可虑”。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被闷在鼓里，不明真相，屡次批评高斌，叫他不要固执己见。清高宗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三月，高斌亲自入京，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因此召集王大臣加上夏之芳一起讨论。高斌指出，毛城铺减下之水“纡回曲折六百余里，经徐、萧、睢、宿、灵、虹诸州县，有杨疃等五湖为之停蓄。入湖时即已澄清，无挟沙入湖之患，亦无湖不能容之虑”。高斌的话证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妨害运道民生的问题。夏之芳本来是受淮扬地主豪绅指使，本人没有亲临现场，因此在辩论中闪烁其词，毫无定见。这时，御史甄之璜、钟衡又站出来说，“毛城铺开河，淮、扬百万之众，忧虑惶恐”，致使直隶雨泽愆期等无稽之谈，企图阻止工程动工。至此，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识别了夏之芳等人的真实用心。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一针见血地指出：甄之璜、钟衡既不懂水利工程，又非淮、扬本籍之人，“明系受人指使，为先入之言，挟党营私”，况且直隶缺雨，千里之外淮、扬地方有何关系。对此等卑鄙小人，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当然不会客气，他将钟衡与甄之璜革职，夏之芳交部察议。高斌的建议被采纳之后，仅用一年时间，引河工程就完成了。
由于淮水弱不敌黄，致使黄水入运，大量泥沙沉入河底，淮安至扬州段运河，自清口（指洪泽湖水入运河处）至瓜洲三百里，泥沙淤塞。清高宗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冬，清政府发动该地民夫数十万，疏浚淮扬运河。雇佣人工夫役多系灾民，而挑挖河道，不得行船，为保证物资供应，使工程顺利进展，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特命淮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唐英“将淮安大关并沿河口岸经过之客贩食米豆麦杂粮，以及烧炭苇柴等物，悉免稽查，不必纳税”。以此办法鼓励商人赴工地贩卖物资。为使广大民夫吃饱饭，运来大批粮食，低于市价出售，后来又“格外施恩”，命令每升米由原价钱七文减为五文，每石仅以六钱银出售，并将扬州仓存十二万石粮食全部运往治河工地。在这种情况下，民夫加紧施工，仅两个多月挑挖完成。
淮水七十二条支流汇集洪泽湖，为保护下游的下河地区。清代在洪泽湖东面筑成高堰石堤，十分坚固，然黄淮盛涨之时，为保护洪泽湖大坝，不得不开坝放水。清高宗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高斌提出疏通淮水入江之道以减水势，“开濬石羊沟旧河直达于江，筑滚坝四十丈，并开通芒稻闸下之董家油房、白塔河之孔家涵三处河流，增建滚坝，使淮水畅流无阻”。是年六月伏汛之时，总河高斌、副总河完颜伟报告说，“洪泽湖水势平缓，黄河安流顺轨，南北两岸工程巩固”。黄、淮、运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金沙江指云南到四川一段长江，江水湍急，险滩密布，自古不通舟楫。云南的铜产量在清高宗乾隆初已达每年八九百万斤，全凭陆路运输。清高宗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鄂尔泰首倡开凿金沙江水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因铜运困难，表示赞成，“期于一劳永逸，降旨交办，令勿畏难中阻”。批准大量经费，用重金招募工匠，铁、木、石匠每天给银一钱二分，小工一钱，另外每天给粮一升，工匠每人月饷计银三两六钱。清朝绿营骑兵每月俸饷才发银二两，步兵仅一两五钱。如此优厚的待遇保证了工匠们的积极性。为保证安全起见，施工一般只能在春天枯水季节进行，施工过程所遇艰难困苦，超出人们的想象。凡遇最险之滩，采取筑坝逼水办法，将滩石用火焚烧后，用铁锤凿碎，然后撤坝为航路，以逐中流之险；次险之滩则将水面和水底阻碍行船巨石凿去。又自清高宗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起，在两岸绝壁上开凿纤路，工匠们在悬崖峭壁的石头缝中插木搭架，然后用藤条缠在腰上，把自己悬在空中铲凿，稍有不慎，就会粉身碎骨。两岸共凿出纤路一万多丈，不知有多少人因此丧生。在云南总督张允随的主持下，历时二年多，耗银十余万，云南至四川一千三百余里航路凿通。清高宗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告成，张允随奏报：“现在川省商船赴金沙江贸易者约三百多号，即雇募此项船只，装运京铜，除经过上游之滥田坝、小溜简及下游之沙河、象鼻、大汉漕等滩，分半盘剥，余皆原载直行，毫无阻滞。”得旨：“所奏俱悉，亦赖卿担任实心，而且条理井然，故得成功也。”。金沙江通航后，水路运铜可省费十分之三，四川粮米和食盐等物资溯流而上，密切了两地的经济交流。
浙江沿海地区，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淹没大片农田。唐、宋以来筑有土塘，清圣祖康熙时海宁一带土塘常被海潮冲溃，清世宗雍正时改土塘为石塘，但监修官员偷工减料，工程窳败。清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九月，杭州副都统隆升报告，海塘绵亘百余里，除大学士朱轼所修五百丈至今稳固外，“其他坍卸之处水落石出，始见以前石料狭薄碎小桩木违式，通塘比比皆然”。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因“浙江海塘工程，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郡生民之保障”，特命大学士嵇曾筠专门负责修筑海塘。嵇曾筠请于仁和、海宁等处建鱼鳞大石塘六千余丈，从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建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余丈。其修筑方法是“密签长桩，平铺巨石，以米汁灰浆扣以铁钉铁锅”，工程质量极其坚固。嵇曾筠去世后，浙江巡抚卢焯、常安督修。清高宗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海宁县鱼鳞石塘告成。自清世宗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动工至是年工竣，共用银二百三十万两。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继位时，各省地方水利设施大多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倍，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著各管理水利河务及滨河州县，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各省督抚遵照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旨意，闻风而动，筹款修堤筑坝，于兴修水利颇为用力。
钳制思想，出巡无度，宠幸贪官清圣祖康熙年间时，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被当局认为有“政治问题”，遭到严惩，主犯戴名世被杀头，株连亲戚朋友几百人。五十多年以后，再次旧事重提，利用“南山集案”大兴冤狱，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
事情的起因并不离奇。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出版以后，被邀功的小人揭发，说是其中有“怨望讪谤”之词。那么所谓“怨望讪谤”之词是什么呢？说来可笑，不过是蔡显引用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
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原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
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皇帝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
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海成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清圣祖、清世宗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爱新觉罗·玄烨、爱新觉罗·胤禛、爱新觉罗·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禁书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
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当时留下来的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
——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
——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
尽管如此辩解，既然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清高宗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到清高宗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清高宗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禁书、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禁书、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
政治上也越来越腐败。尤其是晚年重用大奸臣、“贪官之王”——和砷，使清朝国库逐渐虚空，百姓生活贫苦，清仁宗清仁宗爱新觉罗·甬琰元年（公元1796年），发生白莲教民变。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和七世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有一个同样的爱好：那就是喜好去繁华似锦的江南游玩。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的南巡集团声势浩大，每次都在万人以上，所到之处极尽奢侈糜费，地方供给极尽华丽壮观，百姓的财富经历巨大的浩劫。江苏学政（教育厅长）尹会一曾上奏章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大为光火：“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被乾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为“满清第一才子”的皇家教师纪晓岚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怒不可遏：“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南巡的花费超过他的祖父百倍以上。如今天的影视剧津津乐道乾隆下江南时“微服私访”的“美政”，何其可笑，将观众们愚弄于股掌之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从不“微服私访”，即使有，也是出于“猎奇”和“嫖妓”的用心，绝不是因为了解民生疾苦。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第二次下江南时，就因为“微服出巡”，去秦淮河上嫖妓彻夜不归，皇后在伤透了心的情况下把万缕青丝一刀剪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截发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