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冤狱，钳制思想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雍正皇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雍正兴起文字狱与他要惩戒朋党有关，汪景祺与钱名世的案子就属于此类。他们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他一向依附雍亲王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妹妹是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的侧福晋（副王妃）。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汪景祺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清世宗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钱名世处罪在清世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三月。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钱名世字亮工，号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清世宗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禵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允禵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赐字题匾本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但不管怎样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文字狱”是雍正皇帝，以及清朝其他兴起文字狱皇帝对人民言论的钳制、思想禁锢，长时间、大规模的文字狱，不仅迫害了文人，对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致命的伤害。
皇室谜团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死因之谜
清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雍正皇帝在北京圆明园去世，据《清世宗实录》和《张廷玉年谱》记载：清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日，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偶感违和，仍照常听政，并召见臣工。二十一日，病情加重，照常理政。大学士张廷玉每日进见，未尝间断。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皇五子和亲王弘昼等，御榻之侧，朝夕奉侍。二十二日，病情恶化，太医抢救。二十三日子时，进药无效，龙驭上宾。前后三天，可算急症。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突然而死，官书不载原因。于是，关于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产生了多种猜测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被吕四娘杀死，稗官野史如《清宫十三朝》、《清宫遗闻》等书，都有雍正遇刺身亡之文。传说吕四娘是吕留良的女儿，也有说是吕留良的孙女。当年，吕留良因文字狱被死后戮尸，吕氏一门，或被处死，或被遣戍。但吕四娘携母及一仆逃出，隐姓埋名，潜藏民间。吕四娘拜师习武，勤学苦练，尤长剑术，技艺高超。后来，吕四娘乔装改扮，混入深宫，一日，乘机砍掉雍正脑袋。或说，吕四娘的师傅，原是雍正的剑客，后离去，培养了女徒吕四娘。这个民间传说，流传200多年。到1981年，曾发掘雍正泰陵地宫，未打开，即作罢。但民间传言雍正棺材已经打开，雍正的遗体有尸身而无尸首，想以此证明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之头是被吕四娘砍掉的。这些传说，都是无中生有，纯属野史逸闻。学者认为，吕留良之案，吕氏一门，男女老幼，俱已严禁，不能逃逸。就连吕留良父子坟墓，都加以监视，吕女不可能逃脱。所以，吕四娘行刺雍正说，实属子虚乌有，绝不可信。
第二种说法是雍正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的。据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来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找了一个差事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这是编造的故事，纯属无稽之谈。
第三种说法是雍正是被宫女缢死的。柴萼《梵天庐丛录》记载：传说清世宗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宫女伙同太监吴首义、霍成，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睡熟，用绳缢杀，气将绝，被救活。这个逸闻源自明世宗嘉靖皇帝的真实故事。明世宗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宫女杨金英等“伺帝熟睡，以组缢帝项，误为死结，得不绝”。同伙张宫女害怕，跑去报告方皇后。皇后赶到，解帛组，帝气绝，命召太医许绅急救。《明史·许绅传》记载：“绅急调峻药下之，辰时下药，未时忽作声，去紫血数升，遂能言，又数剂而愈。”事后将杨金英等磔死。显然，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与嘉靖帝的庙号都是“世宗”，这个清世宗雍正被宫女缢杀的故事，完全是明世宗嘉靖被宫女勒缢故事的翻版。所以，宫女缢勒雍正说，实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
第四种说法是，雍正是服丹药中毒而死的。雍正在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清世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在雍正大搞道教活动的同时，在圆明园内开始秘密升火炼丹。清宫《活计档》是专门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账本，里面披露了雍正炼丹的一些情况。最早的记载是在清世宗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其主要内容是：十一月十七，内务府总管海望和太医院院使刘胜芳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桑柴750公斤，白炭200公斤。
十二月初七，海望、刘胜芳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口径一尺八寸、高一尺五寸的铁火盆罩一件，红炉炭100公斤。十二月十五，海望、刘胜芳和四执事执事侍李进忠一同传令：往圆明园秀清村送去矿银十两、黑炭50公斤、好煤100公斤。十二月二十二，海望和李进忠又一同传令：圆明园秀清村正在炼银，要用白炭500公斤、渣煤500公斤。档案中提到的秀清村位于圆明园东南角，依山傍水，是一个进行秘事活动的好地方。根据档案记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往秀清村送的木柴、煤炭就有两千多公斤。清代皇家宫苑取暖做饭所用燃料都是定量供应，并有专门账本，从不记入《活记档》。同时，操办这件事情的海望是雍正心腹，刘胜芳则是雍正医疗保健的总管太医院院使。而档案中的“矿银”、“化银”等，是炼丹所用必需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雍正八年末，雍正就在圆明园秀清村开始炼丹了。专家从《活计档》中发现，从雍正八年到十三年这5年间，雍正先后157次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其中光为炼丹用的煤炭就有234吨，此外还有大量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矿产品，由此可以想见几年间秀清村炼丹的情景。当时在圆明园内为雍正炼丹的道士有好几个，其中最主要的是张太虚和王定乾。他们没有辜负雍正的期望，真的炼出一炉又一炉所谓的金丹大药。
雍正吃了道士炼制的丹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他不但自己吃丹药，还拿出一部分赏赐给亲信官员。清世宗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三四月间，雍正曾经两次赏发丹药，对此《活计档》里是这样记录的：第一次三月二十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四匣，按雍正旨意，分别赏给署理大将军查郎阿、副将张广泗、参赞穆登、提督樊廷等四位大臣。第二次是四月初一，内大臣海望交丹药一盒，按雍正的旨意，用盒装好赏赐给散秩大臣达奈。这两次赏赐旨意都是从圆明园来的帖子传发，又是内务府总管海望亲手交出。由此可知，这些御赐“丹药”，就是在圆明园的御用炼丹炉里炼制的。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
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随着雍正档案发掘和研究，雍正服丹致死说法越来越引起一些史学家的关注和认同。因为从清宫档案看，雍正确实长期服食丹药。那么，丹药的有毒成分在他体内长期积累，最终发作，导致了他的暴亡，这是极有可能的，不少专家都通过著作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推断。学者们还普遍注意到，雍正的儿子乾隆对炼丹道士的处理露出了许多破绽。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二天，刚刚即位的乾隆便下令驱逐炼丹道士张太虚、王定乾。如果不是他们惹下弥天大祸，在这种非常时刻乾隆哪至于大发肝火，还专门为两个小小的道士发一道上谕呢？乾隆在谕旨中还特别强调，雍正喜好“炉火修炼”是有的，但只是作为游戏，并没有吃用丹药。如果真的没有吃丹药又何必辩解呢？就在驱逐道士的同一天，乾隆还告诫宫内太监、宫女不许乱传“闲话”，免得让皇太后“心烦”。雍正刚死，究竟能有什么“闲话”？皇太后为什么听了“心烦”？所有这些，不能不让人推测雍正就是死于服用有毒的丹药，死于炼丹道士之手。
第五种说法是雍正是患中风而死的。不过，雍正“是中风死去的”，这个重要论断，需要史料证明。
总之，雍正皇帝的死因给后人留下了谜团，使得后人不断的猜测，究竟他是因为什么而死，或者是被谁杀害，但真相却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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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年，《古今图书集成》在中国完成，这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由铜活字排印的大型类书。
1729年，导体和绝缘体的区别被英国人格雷发现。
1729年~1781年，德国民族文学的奠基人、剧作家莱辛在世，他的代表作有《爱弥利亚·迦绿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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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5年，瑞典人林奈的《自然系统》出版，并在其中实现了植物与动物分类范畴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