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每天早早起床为宝东准备早餐，当宝东走出家门的时候她总忘不了学某些外国电影里的夫妻那样，送上一个暂别的吻，这一吻令宝东觉得又好笑又温馨。每天离宝东回家还有一个小时的时候，她就开始拉开架势准备晚餐。她选好洗净宝东最爱吃的小萝卜菜，把生酱炸熟盛在一个小碟里，然后在玻璃罐前接上一杯宝东自己用蛇胆和鹿茸炮制的白酒。喝了这种酒的宝东上床后总会勇猛异常，崔喜一想到这些心里就直发抖，她说不清自己对此是向往还是恐惧。
这种体贴入微还不可避免地体现在床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之后，崔喜还是忍不住和宝东打了一架。起因很简单，崔喜从早市上买回了几只小鸡，把它们放在一只纸盒箱里养着。这几只小鸡整天叽叽喳喳地叫，尤其早晨叫得更欢。宝东常常被它们吵醒，为这他经常抱怨，叫崔喜赶紧把这几只小鸡处理掉。崔喜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固执，她给宝东讲养鸡的好处，说养鸡不但好玩，还能给房间带来活力和生气。鸡长大了能下蛋，家里就不用花钱买蛋了，就是鸡老了下不了蛋了，它的肉还能吃呢！宝东也拿她没辙。
之欢上。说心里话，崔喜偏爱的是那种很传统的姿势，可宝东却喜欢玩些花样，他毫无节制的要求曾令崔喜大为反感，但她还是忍了，她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觉得自己几乎是在卖身讨好。但她并不悲哀，她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值得的。当大春把她当作一个真正的城市女人来崇拜时，她的自豪感使一切的委屈和不快都化作了一团空气。
火气是偶然点起来的，有一天早晨宝东又被鸡给叫醒了，他揉着惺忪的睡眼去卫生间，刚走几步就踩到了一泡鸡屎，原来鸡们在半夜跳出纸盒箱，正满屋闲逛呢。宝东怒从心起，抓起一只小鸡就甩向了窗外，他们家是五楼，这只小鸡的命运可想而知。崔喜扒着窗台看着已摔扁的小鸡，胸中憋闷了好久的东西一下子都涌了出来。她失声大哭，边哭边骂宝东不是东西。
宝东应该算作一个很大度的男人，要在以往，崔喜骂他几句他并不会怎样。但此时他也正在气头上，崔喜骂他，他便寸步不让，他底气十足地嚷道，别把你乡下那一套搬这来，这是城市，不是农村。
农村怎么了，农村来的就要挨你的欺负吗？崔喜最忌讳别人说她是乡下人，此时她把刻意的顺从抛到一边，哭得更凶了。
宝东说这句话的确是有感而发，他早就听人讲过，乡下人和城市人的区别是根深蒂固的，是很难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比如某个乡下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城里工作生活了若干年，他的穿戴变了，皮肤变了，可你还是能从他的身上找到属于乡下的东西。宝东当时对此说不以为然，娶了崔喜后他才逐渐相信了这句话，他不仅从已经改变了面貌的崔喜身上毫不费力地找到了一些属于乡村的东西，还从许多细枝末节上看到了乡村的影子。比如，崔喜点煤气灶时用过的火柴从不扔掉，每一个易拉罐、饮料瓶她都要回收，所有的剩饭剩菜她都要留着下顿吃等。但崔喜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节俭，比如她每次出去买菜、买肉，她都会拎回几大兜子，这么多东西想尽办法几天之内也是吃不完的，最后都难免遭到被扔掉的结果。宝东把它归纳为农民似的节俭、农民似的浪费和农民似的贪心。
两个人在清晨大好的阳光中大吵了一架，宝东饭也没吃就去修理部了。崔喜带着儿子在家也没吃饭，她越想越气，就去婆婆那里告状。婆婆先是耐心地听她讲，待她痛痛快快讲完了，婆婆才不紧不慢地说，我会劝一劝宝东的，你毕竟是乡下来的，乡下的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丢掉的，一切都得慢慢来。
婆婆的话似乎令崔喜受到了更大的羞辱，她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天早晨，崔喜带着儿子来到婆婆家，她把儿子往婆婆的床上一撂，说，妈，我准备出去找工作，这孩子，就得由你来带了。
宝东他同意吗？婆婆问。
我出去找工作也是为了他呀，我能赚一点钱，他的负担就会轻一些。他没理由不同意呀！崔喜说。
婆婆想了想，也没想出什么反驳的理由，就点点头同意了。
从婆婆家出来时崔喜就像是丢下了一个包袱，浑身感到轻松了许多，她已经拿定主意，她必须参加工作，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一次她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没有选择服务行业，而是选择了一家雪糕厂。
崔喜到雪糕厂应聘，这是一家私营企业，招工启事上写着只招一名力工。崔喜闯进厂长室去见老板，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听她说明来意后老板说，我这里招的是男工，负责把雪糕箱子从车间搬出来，装上车，再送到各个销售点去。
崔喜挺着胸脯说，你招的应该是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不应该分什么男女。
老板被她倔强的样子逗笑了，笑过之后说，这活很累的，你能胜任吗？
崔喜说，我胜任不胜任，你看我干过就知道了。
崔喜说罢推门就走了出去，老板跟着她走出来，看她将一箱雪糕抱在胸前大踏步地走，连衣服都没换。几个来回下来，并没有气喘吁吁干不动的样子。老板被她不怕累不怕脏的精神所感动，他来到崔喜身边说，你不用试了，我看得出你是个吃苦耐劳的人，你留下吧。崔喜的脸上就露出一份自豪的笑。
时间不长司机就来了，这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伙子，他走到跟前时崔喜一下子就愣住了，她怎么也没想到他竟会是大春。
崔喜领了一套工作服，她躲到工人的休息室将衣服换上，出屋后就投入了工作。第一次装车，司机并没有在场，崔喜一个人将雪糕塞满了车厢，然后她一边用毛巾擦汗一边等着司机到来。送雪糕的车是一辆小型冷冻车，崔喜总觉得它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坐在这样的车上能有安全感吗？崔喜觉得自己的这种想法很古怪也很滑稽。
怎么会是你？两个人几乎同时发出这样的惊呼。
大春笑了笑，没有立即回答。崔喜则说，我是出来打工的。大春说我也是，装车应该是我们俩的活，你怎么不等我一下就把车装满了。崔喜说谁装不是装呢，车满了就上路呗。大春有些不好意思地摇摇头，上车了，崔喜也上了车，她坐的是副驾驶的位置。
车开起来后大春才告诉崔喜，他到雪糕厂也才有一个多星期，他本想继续留在修理部学手艺，可不知为什么，宝东突然不爱搭理他了，一些小活本应该归他干，可宝东不是自己亲自干，就是叫小锁干。宝东把大春闲置起来了，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大春终于闲不下去了。他对宝东说想出来干，宝东没有挽留他，他就背着自己的东西出来了。他一个人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走，他不想就这样回乡下去，可是不回乡下他又能干些什么呢？路过雪糕厂门口时，他无意间看见了贴在大门上的招工广告，于是就走了进去。
大春就是这样当了送货的司机。
我不怪师傅，真的。大春手扶着方向盘说，我这开车技术是跟师傅学的，我的驾照也是师傅帮我办下的。不然我怎么能开车呢！
要不，我回去跟宝东说说，让他叫你再回去干。崔喜说。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千万别这么做。大春说，我现在已经很适应这份工作了，我倒觉得人不应该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换一换环境也许真就海阔天空了。对了，你那辆童车还好用吗？
好用。崔喜心不在焉地说。
车子停在一家餐饮店门口，崔喜跳下去搬雪糕箱子，刚搬了一箱，大春就把她拦住了。大春夺过她手里的箱子说，崔喜姐，以后和我出来送货不用你动，这箱子我一个人包了。
那怎么行，我才是搬运工呀！崔喜说。
在厂里你搬你的，在这外面就由我来搬吧，干这种活是我们男人的事。大春说。
大春的态度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强硬，他一箱一箱地往下搬，并不多看崔喜。崔喜闲在一旁望着他，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乡下男人在女人面前特有的霸气，这种霸气给崔喜一种暖乎乎的感觉，但这暖乎乎中却掺杂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她同时注意到大春称呼她时没有叫嫂子，这种称呼的改变说明了什么呢？她为此想了许多。
这显然只是一个开端，在以后漫长的送货日子里，大春一如既往地照顾着她，除了装车时是两个人一起干外，只要车子一开出厂，外面的活计几乎全由大春承包了。行动是比言语要结实得多的板子，它轻而易举地搭起了心与心之间的桥梁。从这座桥梁上走过，别扭和忌讳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消散的。
崔喜进城后的一段愉快时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到来了。送货路上，在飘忽不定的驾驶室里，她和大春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了热聊。起初他们聊的都是身边的事，城市里的事，聊着聊着话题就不自觉地拐向了乡村。崔喜和城市人交谈，总是对别人嘴里的乡村话题或者带有乡村字眼的话特别敏感，她总以为别人在有意嘲讽她，而她自己一讲话又免不了要提乡村，用乡村的一切作为参照来评价城市。但和大春交谈她显然就没有这些负担了，他们想说城市就说城市，想说乡村就说乡村。他们聊城市时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得平淡如水，可聊到乡村时两个人的眼睛就都亮了。乡村的话题像火红的高粱穗一样映出一片热情的天地，而一些具体的细节则像一首首民谣，听起来总能令人百感交集，它们是山间的小溪、田间的蛙鸣、肥绿的玉米叶子和一只瓜熟蒂落的果子，平静而又温馨。
你对乡村还是蛮有感情的。崔喜说。
当然了。大春说，没来城市时对城市充满了幻想，后来在城市里碰壁碰得多了，就自然而然地又想到了乡村。
我这一段时间老做与乡村有关的梦。崔喜说，比如梦见我养的鸡下蛋了，我把手伸进鸡窝去捡蛋，可无论我怎么用力，就是够不着那蛋。还有一次是我钻进柿子地里摘柿子，那柿子一脱手就莫名其妙地飘到了天上，再摘还是这样，最后我摘下的柿子都飘到了天上。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梦见了蝗灾，那些蝗虫铺天盖地地飞过来，把地里的庄稼啃光后就飞向了城市。飞到城市后它们就变成了密密麻麻的行人……
你这个城市人也爱做乡村的梦呀？大春说。
崔喜愣怔了一下，没有吭声。
崔喜从车间里往外搬雪糕箱子的时候，老板叫住了她。
过了一会儿，两个人都笑了。一种温暖、柔软、舒缓的东西像绸布一样披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显然谁也不想拒绝这种感觉，他们合力将这种氛围保持下去。
老板说，搬运应该是男工的活，这些日子真是难为你了。
崔喜不无幽默地笑着说，有不少人花钱去健身房减肥呀，我这可是一边赚钱一边减肥呢！
老板也笑了，说，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去车间里干活，我呢，再招一个男工干搬运。
可我干这活已经非常习惯了，我不想调换。崔喜有些着急了。
车间里的活要轻一些。老板说。
我不怕累的，真的，我一身都是劲。崔喜说。
可是……可是……老板迟疑了一下，说，招工时标明的薪水是按男工给的，你是女工，只能按女工的标准给你。
可我干的活是力工呀。崔喜瞪大了眼睛。
你如果不想干搬运，也可以进车间嘛。老板说。
崔喜不说话了，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突然没有了反抗的勇气。老板离开后她才发现自己出了一身的汗，此时她才发现自己是如此怕换掉这个工作，为什么呢？是自己真的爱做搬运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她其实心里知道，她怕换掉的是和大春的搭档关系。
再次坐到驾驶室里的时候，崔喜就有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感觉。她扭过头去看身边的大春，突然觉得身边这个小伙子很出色，他的皮肤、瞳仁、气息，皆有一种能令她心动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宝东身上是找不到的，崔喜这样一想脸就刷地一下红了。
为了摆脱窘迫，她说起了老板要降她工资的事，大春一听就恼了，他先是把汽车喇叭按得山响，然后气呼呼说，他总是想方设法地降低职工的收入，尤其对我这样的乡下工，他更是能少给就少给。我们不要怕他，原则问题绝不能让步。
可是，不让步他要辞退你呢？崔喜说。
辞退就辞退，只要有力气有手艺，还愁找不到活干吗？大春说。
大春的这句话多少令崔喜有些失望，但她又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她叹了口气，不吭声了。
这一车货送完的时候，崔喜向大春提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有些意想不到的请求，她说你把车开到一个有绿地的地方吧，我想下车去坐一会儿。大春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心领神会，他一打方向盘，车子就拐向了护城河。
车子停在河边的一块草地旁，草地的一边是一抹银杏树，太阳把他们的影子投在绿地上，恰到好处地遮出了一片阴凉。崔喜下车就奔那片阴凉去了，她一屁股坐下去，感到下面毛茸茸的十分柔软，比沙发或者床都舒服。
大春跟着她走过来，递给她一根雪糕，她愣了一下，很惊奇地问，货不是都送完了吗？
是送完了，可这是我有意留下的，是给你留的。大春说。
崔喜的心一下子就热了，她接过雪糕的时候，一种异样的感觉像一条蛇一样盘上了她的身体，她有些抖，她一边吃着雪糕一边觉得心里愈加地热。大春也坐到了她的身边，他的呼吸声重重的，他的两只大手交叉在一起不停地搓着，它们粗糙、有力、富于沧桑感，崔喜的眼睛盯在这双手上，至少在这一瞬间，她渴望这只手伸过来，抓住她，稳住她，让她的身体不要抖。她被自己的这种渴望惊呆了。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职业是什么吗？大春问道。
崔喜摇了摇头。
是农民。大春说，农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田地里干活，用不着听谁的指挥，真的是很随心所欲。
那你怎么不留在乡下当农民，跑到城里学什么手艺呀？崔喜问。
还不是为了能多赚些钱嘛！大春说，乡下虽好，可我还是向往城市，向往城市里的人。
城市人有什么好呀？崔喜说。
你和那些乡下女孩比一比，你就会知道自己好在哪儿了。大春说。
太盲目了吧？崔喜说。
盲目吗？大春问。
崔喜答不出来，其实她也在问自己，她知道，她对城市的渴望是胜过一切的，可城市是什么呢？城市给了她什么？城市对她不过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丈夫、家庭、舒适的生活等都不过是这幕精神戏剧中的一个道具，它远没有男女之间的这种微妙感受来得真实。可是，她知道自己离不开城市了。她低下头去，积郁在心中的许多东西突然以泪水的形式夺眶而出。
你怎么哭了？大春惊讶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了。崔喜说。
宝东再次发现崔喜变了，变得乐观大度了。宝东不知道崔喜因何而变，但这种变化对他生活造成的影响却是积极的，令他愉悦的。首先崔喜不再到他的修理部监视他了，其次崔喜的情绪一扫以往的低迷，变得乐观、健谈甚至诙谐幽默了。崔喜的变化导致了家庭生活氛围的变化，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也似乎融洽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