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大镇院之宝中的一件，也是晚清时期出土的四大国宝中的一件，更是现存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一件。任何宝物能跻身这三个“一件”的其中之一便价值连城了，而毛公鼎却连享三个一件，足见其饮誉四海的声望完全名实相副，毫无虚饰。
追溯毛公鼎
先让我们打量一下这件国宝吧！
毛公鼎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口大腹圆，半球状深腹，口沿上有高大厚实的双耳。三足呈马蹄形，整个造型浑厚敦实，风格凝重典雅，饰文简洁有力。触目观览，给人一种庄重古朴之感。铭文铸在宝鼎的内壁，有32行，497个字，其内容是周宣王告诫、赏赐大臣毛公的册命。全文分五段，首段追述了周文王、周武王开国时政治清平的盛况，还对比了铸鼎时政局衰败的情形；次段记录了周宣王令毛公治理邦家内外的策命；再段显示了毛公拥有宣示王命的大权；第四段告诫毛公要为善从政，好好辅佐宣王；第五段则列出宣王赏赐毛公的车辆、兵士、命服，以及毛公对宣王的感谢和称颂，并勉励后世子孙铭记王恩，永葆永享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权地位。
这件成型于2800多年前的精美铜器，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对此宝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学家从中凭眺了周代由盛近衰的社会状况，经济学家从中体察出我国铸造业的成熟完臻，而文史学家仅从铭文上就读出了万千气象。用史的眼光看，郭沫若说它“抵得上一部《尚书》”；用文的眼光看，笔法遒劲，线条饱满，结构严谨，行文端庄，不知倾倒了多少书法名家！
毫不夸张地说，毛公鼎的确是一件稀世珍宝。
铸造
世界上的事总是扑朔迷离，让人难以捉摸。按说像毛公鼎这样的稀世珍宝诞生在太平盛世才顺理成章。然而，追根溯源却令人大失所望。
迄今为止，多数研究毛公鼎的学者都将其定位于周宣王时。周宣王虽然在位46年，可不是一个有作为的天子。如果将历史倒回去看，就会发现西周王朝再过一个周幽王就要灭亡了。周宣王虽然不算亡国之君，可那亡国的残阳下也有他种下的蒿草。他在任上屡征西戎，据说条戎、奔戎、姜戎都征伐过，结果他都败了，算得上个屡败屡战的先躯。为遏制这种状况，大夫杜伯进谏，宣王非但不听，还要诛杀他。大臣左儒赶紧劝他莫杀忠良，宣王仍然不听，一意孤行，当即杀了杜伯，气得左儒自缢身亡。这一切都隐藏在历史的缝隙里，如果不费点心思还真难查找得到。倘若非要找点周宣王声名远扬的事情，我看只有锁定呆若木鸡这个成语了。
《庄子·达生》中记载：纪氵省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纪氵省子经过四个十日的训练，为大王将一只骄气十足，争强好斗的雄鸡驯得呆若木鸡。可就是这样的木鸡，再敢斗的雄鸡见了它都仓惶而逃。
这个成语中的王就是周宣王。
周宣王好斗鸡自然无法将心思放在朝政上，便要委托个人代替自己主理事宜。他选中的人就是他的叔叔毛公。受此重用，毛公大喜过望，当然很想有些作为，不知那屡征西戎的战事是不是他的政绩？但从毛公鼎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好大喜功，不然决不会将宣王对自己的告诫、赏赐铸在鼎上，向世人炫耀。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毛公及周宣王都不是治世的能人高手，甚而还有些昏庸。昏庸的君臣造就了昏庸的时代，亡国的危机也就日渐临近。孰料，这昏庸的君臣竟铸造了毛公鼎，世人无法观望西周的时局，却可以从这尊古鼎上窥视当时的社会世事。
莫非，毛公鼎就是周宣王及毛公的最大历史功绩？
出土
今人知道毛公鼎不是从历史书上读来的，是从毛公鼎出土开始的。
这是周宣王和毛公预料不到的。他们不会想到，当自己曾经显赫的肢体化为粉尘，世人再也无法亲睹他们的尊容时，毛公鼎却在湮没了数千年后赫然面世，不仅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还让那些目光透过岁月的风云看到了他们那遥远的举止。
毛公鼎的出土，真是一件大事。
这件大事的到来却很偶然。1851年的一天，或许那是个春天。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的麦地里，春苗勃发却无碍于田野的开阔。这时节最适宜农人春锄。那一天，董春生下田时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奢望，只想趁着春光多干点活儿。因而入土的锄头发出响声他没在意，以为和往常一样碰到了石块。锄地碰到石块是件常事，他毫不惊奇，也就没有准备挖出惊奇。但是，农田里忌讳石头，碰上了就应挖出来，扔出去，这样才不会妨碍禾苗的生长。董春生抡锄去挖，孰料他没有挖出石头，却挖出了满脸的惊奇——毛公鼎露出了容颜。
偌大一个铜鼎在自己的锄下刨出土层，董春生惊奇实属常理，可后来得知的考古学家以为大可不必惊奇。因为扶风、岐山一带就是历史上的周原，周人由此兴起，西周灭商之前的都城就在这里。西周亡故时贵族纷纷外逃，将宝物掩埋在地下实属常情。可是，农民董春生只知道土地会长庄稼，不知道也会掩埋住过往的记忆。所以他大为惊奇，而且，他的惊奇引来了左邻右舍的惊奇。
惊奇的人多了，消息便传开了，来看这铜鼎的人络绎不绝。村民看过，啧啧称赞着走了。古董商看过，却不走，喜喜地要买，开价就给300两白银。董春生不贪，300两就300两，这和天上掉下馅饼一样，够幸运了。当下，交银的交银，给货的给货，一桩买卖很快成交了。
如果事情这么顺遂，可能就不会有节外生枝一词了。马蹄沓沓，车轮吱吱，古董商拉着铜鼎走到村子外头，后面气喘吁吁追来了一个人。这人叫董治官，他的地和董春生的地连在一起。他刚看过挖出铜鼎的位置，正好在两家的田边。虽然，多半在春生家田里，可也有少半在自家这边。凭什么天上这馅饼就往你怀里掉，还平白无故伤了我家的些许禾苗？很显然，他气喘吁吁追赶古董商是要追索些银两，他不会知道他这不是追赶银两，而是追赶灾祸。要知道是灾祸，打死他也不会去追。很快古董商被拦在了村外，一个要钱，一个不给。董治官说得理直气壮，铜鼎是在两家地里挖出来的，凭什么给他银子不给我？不给的也有理，我是买东西，还管它是从哪儿出来的？银子已给了，凭什么再给？事情就这么僵住了，古董商没能拉走铜鼎。
古董商当然不愿就此罢手，明明是块转手就能赚钱的肥肉，为啥要轻易放弃？说来也怪，他不愿给农民加钱，却揣些银两进了县衙，给了知事。他划算的很通，即使加上这些破费转手后还能赚得可观的一笔。不过，他没有划算到知事也精于划算，铜鼎是被顺利弄出来了，而且一点儿银两也没破费，只是与古董商无缘了。知事讨宝的办法很简单，没有去要铜鼎，而是去抓人。抓人的罪名也很简单：私藏国宝。既是私藏国宝，一个乡村农民哪敢违法不交？董春生只得乖乖交出，可是经董治官这么一搅合，别说300两银子，他连1两也没得到。知事派人持枪荷弹迎归国宝，车载马拉，披红挂花，每过一村还要燃放鞭炮。毛公鼎风光体面极了！
毛公鼎风光体面时，董治官可就惨了。他被抓进县衙，打得皮开肉绽，时不时就吊上了房梁，放下来还砸上了脚镣。这样惩治他不光因为他拦宝不交，还因为他名字不当。什么名字叫不下，竟敢叫董治官。哼哼，一个草民不就是能治治田土庄稼么，你凭什么胆大妄为来治官。看看是官治你，还是你治官！当然，那天董治官要是不去追赶拦截古董商拉载毛公鼎的马车，他就是叫董治天也没人管他。一个月后，被县官惩治得死去活来的董治官总算回了家。不过，他不敢再叫董治官了，知事大人命他将名字改为董治策。
他叫什么无关紧要，要紧的是知事大人时来运转了。拉送铜鼎的马车为他换回了不少的银元。他也不贪，把这些银元送给了上司。很快知事升官了，管辖范围更大了。权利，权利，有权就有利，权大了，利当然也就水涨船高。毛公鼎的出土问世给了知事升官发财的机遇，这可能是董春生、董治官，甚至包括那位古董商也不会想到的。
知遇
我不关心知事升官发财，急于知道的是毛公鼎被知事的上司卖到了何处？查考得知卖到了陕西省的古董商苏亿年、苏万年兄弟那里。
毛公鼎到了苏氏兄弟那里，其实是它辗转流浪的开始。
苏氏兄弟是古董商，不是收藏家，更不是学问家。古董商看重的是金钱，追求的是利益。他们到处睃巡合适的买主，最后将目光锁定在陈介祺先生身上，并且很快成交。跨越历史的烟云回眸此事，苏氏兄弟选定陈介祺先生作为毛公鼎的买主真是慧眼独具。他们既得到了丰厚的酬金，又为毛公鼎找了一个栖身的最佳场所。我这样评判绝不是哗众取宠，就连郭沫若先生也认为陈介祺是收藏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宗师。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论收藏，莫过于潍县的陈介祺”。
陈介祺这位大收藏家，还是清代晚期着名的金石文字学家。他天资聪慧，19岁即以诗文名扬天下。1835年，即道光十五年中举人，两年后中进士，曾经在朝中担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是个有名的文化人、学问家，而且在金石学领域造诣极深，鉴赏陶器、青铜器、古钱币、石刻造像更是技高一筹。这样的人当然也就对收藏兴趣极大。古往今来，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精力的投入去向大多取决于自身的兴趣，有限的精力只能做有限的事情。陈介祺亦然，往学问、收藏上投放的精力多了，或多或少便疏淡了官场。久而久之，对官场上的事情渐生厌倦，因而他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诗句：热闹场中良友少，巧机关内祸根蟠。”看得出他对热闹场中的巧机关已经厌倦了，对寂静场里的古旧物倒是兴趣日浓。尤其是目睹朝廷的腐败误国，更是痛心疾首。1854年，陈介祺母亲去世，他借回家奔丧走出了热闹场，也走出了巧机关，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与官场绝缘了。回到山东潍县后，他醉心于文物收藏，一心研究古物，每得一器一物，都查根问源，解疑释难。
正由于这样，苏氏兄弟向陈介祺投书推荐毛公鼎，我才认为那可真是找对了人。不过，苏氏兄弟弄不透毛公鼎的历史作用，也就估不透其价值，书信中的介绍也就难以到位。陈介祺只是把这古物当作青铜器中的一件来对待，就这也给了白银100两，言明货款50两，运费50两。苏氏兄弟算来赚头不小，便将宝鼎送了过去。
毛公鼎千里迢迢运到陈介祺面前时，双方都出现了罕见的惊喜。陈介祺惊喜，是因为得到了从来没有得到的宝物。苏氏兄弟惊喜是陈介祺一惊喜又赏给了他们1000两银子。且不说1000两白银是先前付款的10倍，最让他们惊喜的是从来也没有遇见过货物到手还要加价的买主。像陈介祺这样有良知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见，可偏偏让苏氏兄弟碰见了，怎么能不惊喜？事情就是这么偶然，苏氏兄弟碰上了陈介祺偶然，陈介祺得到毛公鼎更是偶然。这偶然似乎在说明，毛公鼎到了陈介祺这样的人手上才是世间的惟一正道。
从此，毛公鼎在陈家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不，应该说毛公鼎给陈介祺带来了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可以设想，陈先生伏案劳作每有困倦，便移步于毛公鼎前，或于和煦的春温中把玩，或于高朗的秋色里赏鉴，无论肢体多么劳累，但心魂中迸溅的喜悦都会使之释然。时光因为毛公鼎的出现变得美好怡人，毛公鼎成了陈先生朝夕相伴、须臾难离的情侣。他舍内收藏的古物颇丰，皆编目成册公诸于世，惟有这毛公鼎秘不示人，待之甚过自己疼爱的妻妾。是呀，妻妾尚可有几房，毛公鼎可是自己的惟一啊！为了永享这珍宝带来的快乐，他悄悄仿制了一个以假乱真，防治贼偷匪抢。陈介祺对毛公鼎的那份痴情算得上忠贞不贰呀！
如果时光就这么延续下去，毛公鼎就不会再行流转，也就少了后来的故事。少了故事不怕，可怕的是少了它对世人无言的告诫。陈介祺在毛公鼎的相伴下，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他满意地辞别了这个世界，他不会想到随着他的去世，毛公鼎就要在凄风苦雨中漂泊了。
豪夺
豪夺毛公鼎的是端方。
端方算得上个晚清时期的名人。他1882年考取举人，胸腹还算有点文墨。后来当员外郎就与文墨没关系了，那是花银子捐来的。花银子就能买高官，高官就可以有厚禄，那就大可不必在文墨上下功夫。端方后来将心思花在哪里？可想而知。他的心思没有白费，历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1900年，八国联军践踏京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兔子般出逃，一下逃过黄河到了端方的辖地。国家不幸，端方大幸。他成天拱卫在太后左右，鞍前马后，忙碌不迭。这种劳作收益比别的更快，转年太后和皇帝归京，端方立即黄袍加身成了湖北巡抚。继而，官运亨通：湖广总督——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后来竟升任直隶总督，还兼任通商事务大臣，成了权倾朝野的大红人了。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大红人竟会支持戊戌变法，还会鼓励青年留洋求学，一度还被认为是个开明人士。世上这人怎么就这么复杂？不必为此费心了，我们还是将目光盯住这个大红人，看看他在毛公鼎上的举止吧！
端方红就红吧，从数千年前那热闹场中走出来的毛公鼎才不稀罕你这时下的热闹呢！毛公鼎不稀罕热闹，偏偏热闹中的端方却稀罕毛公鼎。在陕西任上时，他闻知了毛公鼎，几经周折终于打听到了它的下落。此时，陈介祺已去世20余年了。梁柱即倾，屋舍损毁在所难免，陈家的光景每况愈下。日子再为艰涩，陈家后人也不敢将父亲心爱的珍宝换成稻粮裹腹啊！可是此时，衣食优裕的端方痴迷上了收藏，决计要将毛公鼎据为己有了。
端方豪夺毛公鼎势在必行了。与豪夺组成的词语是巧取，端方深谙这其中的道理。豪夺的端方使用的手法便是巧取。巧取以障眼，豪夺是实质。急于豪夺的端方正费尽心机地寻找巧取的办法，法子就不期而至。这一年恰值光绪皇帝五十岁生日，端方便堂而皇之向陈家索要毛公鼎，说是要给皇上敬献寿礼。理由是：嘉庆皇帝五十大寿时，两江总督阿林保敬献的寿礼就是青铜珍品散氏盘。当然，他要也不白要，还要给陈家2000两白银。陈家即是不为白银所动，也不敢不给呀！要知道端方这是给皇上送礼，你不给就犯了欺君之罪，那是要满门遭斩，株连九族的。就这么毛公鼎轻而易举进了端府。按说，端方应该将毛公鼎献给皇上，否则便有欺君之罪。事情就是这样怪，拥有权力的人可以将布衣草民的鸡鸣狗盗都治成欺君之罪，可是布衣草民明明看到权倾朝野的端方公然欺君却一点奈何也没有呀！
陈家无可奈何，只能忍气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