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们平时常说，我们中国人一向隐忍、勤劳；法国人浪漫、多情；德国人理智，善于抽象思维；犹太人会做生意；美国人自由、奔放……这些我们在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王朔笔下的李慧芳等等，都是典型的隐忍、勤劳的中国人；而日本人的恶劣好斗本性在二战中已暴露无遗；而法国人的浪漫多情，我们则已从法国人本身、法国的小说和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以其细致缠绵的笔触描绘了一种异常深刻的爱情，这种爱情看上去是非常现实，但实质上它有一种更为深入、更有力量的浪漫精神，这种切入骨髓的、异乎寻常的浪漫精神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而美国人的自由、奔放，我们更是有目共睹的，像黛米·摩尔，她银幕上的形象正是她生活中的实际形象，《人鬼情未了》中那自由中见深情、奔放中见温柔的女性形象，曾使许许多多对美国尚不了解或有误解的人对美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而走红全球的《泰坦尼克号》里面的男主角迪卡普里奥，他的自由精神、他的奔放性格，不但吸引了贵族少女温丝凯特，也吸引了无数少男少女。而这种自由、这种奔放，在一个落后、专制的非洲君主国里的苦难百姓身上，是很难看到的。那些在剥削者统治下的非洲人民，他们身上的特殊气质表现的是沉静、坚强、百折不回，从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身上，我们便可以看到这样的典型气质。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成员，往往具备一种同一集团成员都具备的共性的气质特征。
这也说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他们的气质是有所不同的。
这正应了那句古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这种不同是怎么形成的呢？
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生命之源，都有其自己的历史源头，在人类诞生之初，自然环境就给他们提供了许多带有严格周期性和强烈对比性的事物和现象，四季的交替、月亮的盈亏、鱼类产卵、鸟类迁涉等等。
人类自身的体质特征也显示出种种不同，比如，年龄的不同、性别的不同、体质的强弱、容貌的美丑、血缘关系结构的不同等等。
动物与动物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凶残与柔弱、勇敢与怯懦，丰富的想象与思维的迟钝，诸多的区别都在人类等级、阶层、阶级形成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在诸如神诋、皇室、贱民等等的概念形成过程中得到发展。
就是在这些简单而普通的线索的引导下，人类使自己进入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结构中。
在这种结构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被形式化和意义化了。人不再是作为一个动物而活着，不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生命而活着，而是作为一个概念的现实化身、一个群体的个体显现而活着。
在这种结构中，人也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而是一个分子，一个原子，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一个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原子、组成部分，这个大生物体就是人类。
而大生物体又由许许多多小生物体组成。这一个个的小生物体，就是各种各样的阶层、集团、阶级、民族、国家……人既是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也是小生物体的一个分子。
作为大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他和其他的人没什么不同；而作为一个小生物体的一个分子，他和其他小生物体的分子，则有不同。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文化结构。在选择线索、突出重点、强调人类潜力的各个方面都会有所侧重，因而不相同。
如果一种文化使用了隐忍为作为民族发展的主线的话，这个民族的成员就会对羞辱所带来的损害与折磨习以为常。
还正是典型的集团性气质体现。
而如果一个民族选择了勇敢、不妥协作为发展导向的话，那么这个民族和前一个民族是截然不同的。
这种不同始于最初人类对某些气质的钟爱与对另一些气质的放弃。
人类在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儿童一样，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而后来，则走上了各自不同的道路。随着岁月的游移、经历的增多，人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少，这样，人类最初显现出来的特性也就越来越固定化，最终使人类分化成不同的种类，分化成不同的集团、民族、国家。
而最终从属于哪一类人，取决于他的最初的选择。
最初偏爱柔弱的人，最终成为了一个柔弱的人；最初偏爱刚强的人，最终成为了一个刚强的人。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有不同的具体情况。但大致上，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这种最初的选择对以后的发展道路的影响，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不谋而合。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就是说一个民族成员所作所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支撑点，这个源头与支撑点，就是这个民族最初时候形成、然后慢慢进入这个民族成员血液里和意识深处的东西。
每一个民族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创造着与其它民族不同的某种社会网络，人类在这种网络中能够安全、明智地保护自己，能够各自重新编织或摈弃与其它民族共有的历史传统中的某些网络。
这是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害怕孤独、向往认同的一种天性。
人不都是害怕孤独的吗？人类不是像蚂蚁、蜜峰这些瘦小的动物那样，是群居动物吗？
所以，人在其所出生、成长的地方，和周围的人一起形成一个固定的集体，是不足为奇的。
而这个集体一旦形成，它和个体的发展就是相铺相成的了。个体依赖集体而存在、发展，集体同样依赖个体而存在、发展。
共性一旦产生，便有了其独立的轨迹。因而，一旦一个个体组成了民族、国家等集体，这个民族或国家也就有了自己独立的轨迹。
而这独立的轨迹，反过来在从属于它的个体身上烙下鲜明的烙印。
很简单，举个例子：A和B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需要合作办一件事，为了办成这件事，他们两个人共同组建了一个公司。
自然，这个公司作为两个人的合作产物，在公司的组成、公司的方向、公司的决策等等各个方面，都有A、B两个人鲜明的个人印记，都可以从中看出A或者B的个性。
后来，为了公司有一个正规的发展，他们就必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这个规章制度在制定之初，也留下了A、B两个鲜明的个性。
比如，由于这两个人都爱睡懒觉，所以，在何时上班这一问题上，两人达成共识，规定他们公司上班的时间是上午10点。这样，他们干了一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后来，随着时间推移，责任心的增长，A的工作干劲大为提高，而且生活规律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他已经能够早上8点就起床了。而B则老习惯没变。这个时候，A和B在作息时间这一点上就有了分歧。有了分歧怎么办？为了工作，必须协调。
这样，他们进行了磋商，最后认为，已经制定了的规章制度是不能轻易改的，因为这一条一改，其它的也就可以随便改了，这样就失去了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所以，A只好服从规章制度，仍然10点上班。这样日子一长，他为了适应制度，也就逐渐地回到了原先的老习惯，也就是晚起。
这就是人服从于自己制定的规范的例子。
人作用于文化，文化反作用于人。
这就是作用与反作用。
所以，不同气质的人，形成了不同气质的民族和国家；反过来，不同气质的民族与国家，也产生了不同气质的人。
以上是从外在方面来分析气质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现在，我们再从外在的方面来看看。
外在的方面，指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于其居住的位置、所处环境的气候、水土等等自然条件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整体风格。又由于这不同的整体风格，反过来影响了它的成员的气质。
这不是从人的心理出发来分析，而是从人的生理出发来分析；这也不是从人的生存状态来分析，而是从人的生存环境来分析。
一个从小体弱多病的人的气质，与一个从小体格强壮的人的气质，一定是不同的。
一个出生于贫困山区的砍柴少年，其气质一定不同于一个出身于大都市优越条件下的中学生。
而由于地理位置、环境气候等外在条件的不同，而使得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整体风格不同，也是一个事实。
由于长期生活在黄土地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中华民族自足、封闭的生活习惯，也形成了民族成员内敛、沉静、稳重的气质特点。
而长期生活在海边的欧洲人，随着大海的潮涨潮落而对大海的伟大神秘产生了向往之情，久而久之，形成了他们民族对外联系、向外进发的渴望，和民族成员外向、浮躁的气质特点。
还有，生活在崇山峻岭间的狩猎民族与生活在江边的捕渔民族，其民族成员的气质也自然是不同的，前者热烈进取，后者平和宁静；还有，生活在热带地区的民族和生活在冰雪地带的民族，其民族成员的气质也是不同的，前者躁动、不安稳，后者冷静、安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一位英国心理学家曾亲身经历过一个有趣的事儿。
当时印度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这位英国心理学家有两个姐姐，是一对双胞胎，在她们20岁的时候，她们的气质还非常接近，都开朗活泼、潇洒大方。后来，一个姐姐跟随父母去了印度，而另一个姐姐和他一起留在英国，同他们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短短一年之后，这位未来英国心理学家就发现自己的两个姐姐已有了不同。
又过去二年，这位未来英国心理学家发现两个姐姐的不同之处在增加。
又过去五年，这位年轻的心理学家发现，这两个姐姐长得虽然还是一模一样，气质已有天壤之别了。
正是这个发现促使他去研究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气质的影响。
后来，他接触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无数个人士，发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都多少会带有他所属的那个民族、国家、地区的整体烙印。
他曾说：“我要是生活在日本，我还会是我吗？”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些引起过轰动的特殊的人。
狼孩就是其中一个。
这个孩子，是人类的孩子，他的相貌、身材都和人的一样，可是，他的气质、脾性，却是狼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从小就生活在狼群当中。他是由母狼喂大、养大的。
长期同狼生活在一起，使他由人变成了“狼”。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狂热持续几年，那么几年之后，即使原先他是一个抑郁质的人，现在，他不成为一个胆汁质或多血质的人几乎是不可能了。
反之，如果一个原本是个胆汁质或多血质的人，在一座地牢里独自一人被关了十年，那么，出来之后，他多半已变成了粘液质或抑郁质的人了。
一个人生长的环境能对人的气质的形成产生这样的影响，那么，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一个人的气质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要强调的是，气质没有优劣之分，所谓气质好与坏，都是相对的说法，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各有利弊的，所以，我们不能认为一个民族性格就一定好，另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就一定不好。
再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由于长期的封闭、内倾、沉稳，使得我们的近代饱受欺凌，但不能据此说我们的民族气质不好。
因为，我们的这种气质，恰恰正是人类的美德所在，是应该发扬的，只不过过去由于我们没能好好利用这种美德，而是把它用错了地方，才致使近代至解放前，中华民族一直处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境地。
而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我们没有改变自己的民族气质，而恰恰是合理地利用自己的所长，避开的所短，才使得国家开始走向和平、繁荣、昌盛。
东西方气质有何差异？
费·雯丽和山口百惠是两位赫赫有名的女电影明星，她们的美丽，曾经征服了全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
说起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影星费·雯丽即使是我们中国人，也会感动不已。《魂断蓝桥》、《乱世佳人》等经典影片曾经风靡全球。而费·雯丽在这些影片中登峰造极的表演，在全世界观众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形象。
费·雯丽在《魂断蓝桥》一片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形象是西方爱情悲剧的女性典型。在她身上充分体现出西方女性的独特气质：美丽、大胆、奔放、热情、敢爱敢恨，并不失其温柔细腻。
影片开始，男女主人公在躲避空袭时偶然认识，由此一见钟情，彼此都为对方所深深吸引，感情热度迅速升温，短短几天内，两人便爱得死去活来，等到男主人公要赶赴前线之际，两人在匆忙、紧张、热烈的喜剧气氛中几乎是手忙脚乱地结了婚。
面对这样的场景，东方人肯定会大吃一惊！
不能不吃惊。
影片中有这样一幕场景：男主人公伫立雨中，耐心而充满深情地等待着女主人公下楼。
此时的女主人公正在干什么呢？她那俏丽的身影，正在楼上的房间内忙得团团转，简直像只乱舞的蝴蝶，一会儿对着试衣镜扯衣服，一会儿摆弄摆弄头发，一会儿又拿起化妆品，口中还在轻呼小叫，令人看了忍俊不禁。要知道，他们认识才不过短短的三天哪！
这就是西方女性典型的气质表现——不顾一切地去爱，哪怕是场冒险也决不后退，生命和青春充满了动感，犹如火热的夏天。因而最终，影片女主人公也能在绝望之中无限美丽地毅然决然地走向死亡。
而《乱世佳人》中的费·雯丽则更能体现出西方女性的独特气质。
赫思嘉聪明、漂亮，性格泼辣、倔强，同时又是个野心勃勃、能干非凡的女子。为追求自身的幸福，她甚至会不择手段。看过那部电影的观众无不为赫思嘉那份美丽绝伦的野性所震慑。
再来看看一位典型的东方女性所塑造的银幕形象。
这位东方女性就是山口百惠。
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位日本影星。她那极具东方女性气质的形象和表演，给我们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象。也许是同属东方人的缘故吧，中国的观众对山口百惠总是情有独钟，感到一份格外的亲切与温馨。
《绝唱》、《风雪黄昏》、《血疑》等影视剧曾风靡整个中国。记得电视连续剧《血疑》在中国播放时，几乎造成了万人空巷的盛况。
在这些影片中，山口百惠给观众带来的形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美丽、温柔、贤淑、恬静、坚忍和富于牺牲精神，尤为突出的是温柔与坚忍。影片中的女人公总是在默默地奉献爱情、默默地忍受苦难，无怨无悔、坚贞纯洁，外界的一切似乎根本无法扰乱她那含蓄而又坚强的内心世界。
这正是东方女性气质的绝佳体现。
如果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山口百惠的那份美丽，就像是一杯散发着清香的温热而柔和的绿茶，而费·雯丽的美丽就是一杯香浓滚烫的咖啡。
东西方女性气质迥然有别，男性气质当然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