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将写作脉络交待得很清楚。他将在第三至第六的四章中，展开对全书主旨的探讨。在前三章中，作者从着名科举家族、学术活动和学术着述、出版、传播等三大方面，分别论述其宗族化的特征与关联。这三章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几乎网罗了有清一代一流学者一百零二人的着述与宗族关系，而加以详尽的阐释，学术论辩的含金量颇高，几可作清代学术史来读。而在第六章中则把作为宗族象征的族谱的编撰、传播，拿来与清人文集出版活动作对比分析，使人更进一步了解着述与宗族的关系。第七章则表明作者将以一八六年作为传统编撰、出版向现代化的出版业的转变，可称为一家之言，但提出了相当广阔的探讨空间。有待其他学人思考和论辩。
作者在书中还不时提出一些值得重视和有启发性的观点与见解，如对立言不朽的评说是：“立言不朽的人生追求，不仅创造了奇迹，而且安顿着一个个学人困厄与窘迫的心灵，使之顽强不屈，构成了一部个性鲜明、壮丽多彩的图书文化史画卷。”对文化与宗族间的关系则指出：“（这）是一种相生相继的因果关系，宗族成员的政治、经济活动方式，显现一个宗族特有的文化特征……而这些特征又会反过来成为宗族进一步繁衍生息、世代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对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论述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是在对历史以往学术成果的继承过程中产生的，学术共同体的圈子越大，意味着对已有思想、成就吸收继承的越多越广泛，一个人取得的学术成就有可能越大。”
《着述与宗族》是一本有创意的专着，为研究清人文集开拓了新领域，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辛勤用心。如果吹求的话，那么附录中的《清人文集名录》只是移用了张舜徽先生的收录文集单，而张先生的《清人文集别录》亦尚非难求之书。设若本书再版时，能略去这份书单，则可节省二十余页篇幅。
（原载《中华读书报》，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4、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字狱的专着——读《戴名世年谱》
清康熙末年的“南山集案”，是震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涉及戴、方两大名门望族，案主之一的方孝标遭到戮尸，另一案主即首犯戴名世，科举制中的新科顶级人物——会元、榜眼，则受到极刑的处罚，株连亦极广，凡两家亲属朋友，或被杀戮，或遣戍为奴，其中不少都是知名学者文士，如方苞等都连带得罪。这不仅是康熙裁抑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严酷手段，亦为乾隆大兴文字狱树一恶例。
“南山集案”稽其案由，罪不至死。一般文献记载戴名世的得罪，只不过是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参奏而加以“狂妄不谨”之罪。赵奏中的公开罪名是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八）。论者颇多以这段话来作为戴名世致罪之由。实际上这一检举内容纯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诛心之论，充其量只不过是过去有些不恰之行，而入仕后没有毁版的历史问题而已，何至于罗织罪名而兴大狱呢？我一直对此有疑问，认为幕后必有某种不可告人的隐秘。赵申乔后裔保存的赵申乔原奏疏结尾处有一段话，曾引起我的注意，文称：“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为此特疏纠参，仰祈敕部严加议处，以为狂妄不谨之戒，而人心咸知悚惕矣，伏候皇上睿鉴施行！”这段话透露了一种信息：身为总宪的赵申乔纠参某些官吏的有罪，是他职责所在，参奏中只需列举事实，根本无需在疏文中洗清个人与被参劾者间有无嫌怨的问题。《圣祖实录》中把这几句洗刷关系的话删节掉即证明编纂实录者亦认为这几句话与纠参主体无关。因此，据我的臆测，赵申乔之所以纠参戴名世，是与他的长子即与戴名世同科的状元赵熊诏有关。当时大气候很不好，既有皇子结党事件，又有南北闱的科场案，而北闱又与赵申乔有关，所以赵申乔不仅急于洗刷自己，而且要立新功，而如戴名世的“狂悖”言论文字为他人举发，可能会牵连儿子挂上结党之嫌，更有可能牵出前科抡才不当的另一科场案，所以不如先发制人，纠参戴名世，摘清干系。但同时他又不愿得罪仕林，于是就在疏文中写下这欲盖弥彰的一笔。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理，尚无确证。
戴名世和“南山集案”的其人其事，无疑值得研究。在清史、流人史和文字狱史等着作中，虽都有所述及，但多为人物感叹和事件始末，尚未出现内容详尽、资料丰富的有关专着。最近读到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直排繁体《戴名世年谱》，正是填补这一学术空缺的大型专着。撰者是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的戴廷杰（原名Pierre Henri Durand）研究员。戴廷杰氏具有深厚的汉学基础，尽十年之辛劳，广搜博采，竟用汉语文言笔墨，撰成近百万字的《戴名世年谱》这一专着，实为难得！走笔至此，不禁赧然：若戴名世其人其事，何其研究成果不出于中土学人之手？继而思学术固无国界，专着出于法兰西学者之手，正以说明汉学浸润寰宇之广，而戴名世二百年前之沉冤借此令世人详其始末，明其究竟，又何其幸哉！而于中华学人之激励，尤当铭感。
撰者以十年辛劳，潜心研究清代文字狱中一个重要人物戴名世，当其开始着笔着述时，必然会反复考虑运用何种编纂体裁与体例。以年谱体论定人物究竟是否合适？我在以往曾对年谱这一史体有过一些研究，在所着《中国的年谱与家谱》中曾说过：“年谱是史籍中的一种人物传记……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一生事迹的一种传记体裁。它杂糅了记传与编年二体……”看来年谱比传记更易于容纳史料，理清脉络，尤便于寓论断于叙事。我在研究林则徐事功多年后，就写了一部《林则徐年谱》，深感写年谱比传记更顺手，更容易求真存实，更易于减少个人情感成分。而撰者这部年谱把年谱的功能运用得非常自如，令人赞佩！
这部专着最显着的特色，是无论资料的挖掘，史事的论述，牵涉的事实与人物，还是编纂体制等方面，都力求全备。所用的资料，除谱主本身文献外，还有许多有关人物的着述。他征引官书及一般常见书，也扩及方志、杂书，在记事纲目下尽量附入详尽的史料，并多加考订。他对史事的叙述很细致。如记谱主应试过程，从入场、考题、作文、荐卷到录取、放榜、任职诸环节都有具体内容，不仅便于读者了解谱主参加科试的全过程，也映现了科举制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又如写谱主的得罪，从被纠参入狱，株连亲友，到惩处结案各个细节，都有滴水不漏的描述。撰者并不是孤立地记述谱主的生平，而是拓宽视野，将谱主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下，而与有关事务密切联系来解析。对于株连所及的各方人物，都不是略加点录，而是尽可能着其生平，使这部年谱不仅讲清了谱主的社会关系，也为研究那一时代学林活动提供了大量的参考资料。
《戴名世年谱》的另一特色是颇有创意。撰者除了编纂常规应有的十二卷正谱外，又增设了若干具有原创意义的体例。如立《后谱稿》，始康熙五十三年（1714）即谱主被诛之次年，下迄清末，历时二百年有零，用以记谱主身后案件余波以及遗作的编纂、题记、刊行等情事，为历来年谱编纂的创举。《后谱稿》后，有附录八种，录存正谱未录的谱主佚作、杂类文献和近世题跋、近世杂记，并收录谱主的旧谱、传志。另有文目编年、佚文代文文目等。涉及方面之广，几乎将有关谱主资料网罗殆尽，极便于研究参考。其最具创意者则为书前之图版，撰者一反年谱常规，谱前未置谱主图像，或示谱主衔冤沉埋不得显其图像，而特置兴此大狱的检举人赵申乔朝服像，同时又置延致戴名世之赵吉士消闲像，二赵并举，撰者之褒贬自见。撰者插入的书影中有十幅是文祸后谱主名号被剜改涂抹的证据，如谱主所着《孑遗录》所署“桐城戴名世田有着”一行被涂抹；《依归草》后印本卷十“戴田有集序”被肢解为“戈二月集序”；《秀野草堂诗集》后印本将有关戴名世的诗句剜去两行半，开“剜天窗”之先例等等。撰者在编谱之余还念及读者的使用，在谱末附入综合索引，分人名、地名、书名、篇名、酬酢、文献等六种，以为读者检读渠道。这些创意，不仅对年谱的编纂体例有所增益，亦以见撰者之匠心独具。
年谱以编年为序，汇集丰富资料，确能体现长编作用，但撰者所持观点及见解，亦多于体例安排，史料抉择上发抒微言大义。如果撰者能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综合谱主一生行迹，撰写一篇万把字的《戴名世传论》，有所是非褒贬，给予史家评论，置于谱首，则将使谱主由平面化为立体，给读者以谱主的完整形象。谱传结合似可作为年谱体裁的发展方向，姑以此与撰者商榷。本谱征引繁富，于其《文献索引》中可一览而得，惟大致限于清人，而时人有关着述则甚鲜，盖以时人所论述，足以见当前于谱主研究之水平，将对继起者颇有裨益。一孔之见，是否有当，尚待商量。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二四年九月十日）
5、评说《书楼寻踪》
近些年来，藏书文化的研究在文化学研究领域中，日趋繁兴。随之而为人注意到的，有为数不多的一部分人，大多是人在中年，略具财力，但又不奔竞时尚，而甘于默默无闻地在做应该做而又没有多少人甘愿去做的事。他们竭尽全力在抢救祖国濒临散失的文化资财，保存和延续祖国的悠久文化传统，从而也使他们自我铸造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守卫者。他们是接过历代藏书家手中火炬的新兴藏书家。在我仄陋的视野中，这些新时代崛起的新藏书家，从他们的起步看，大抵可分两类；一类是在祖遗的基础上继续搜求、入藏、充实、发展，并加以维护；另一类是从本身开始，白手起家，历二三十年的艰辛，多方搜求，各有所专，逐渐形成规模者。若从入藏内容看，一类是专门搜求近当代书刊，另一类则是专注于古旧珍善。韦力君属于两者中的后一类。从我接触范围看，他在收藏珍善古籍方面应当算是佼佼者。
我和韦力君的认识很是偶然。前几年，一位以收藏为重点的报纸的编辑来家采访，向我介绍韦力君的藏书，一是由于我很爱书，尤其对珍善古籍，极想一睹为快，而在当今之世竟然还有这种“傻子”，更希望能有一面之缘；再则我有位老友是天津一所名校的老校长，就名韦力，但我从不知他收藏古籍，是否垂暮之年又有了新的癖好？出于好奇，我打电话询问，方知是重名。据告这是一位中年企业家，常有信或电话错寄到韦校长处。于是我又向那份收藏报纸的编辑打听到韦力的电话号码，急忙与其通话，所幸韦力君早知我的贱名。我从电话交谈中，约略知道他的藏书情况，所藏竟有元明刊本，愈加引动我走访的兴趣。终于在几个月后，我借去京之便，与忘年交、女作家韩小蕙偕往，得到韦力君的热情接待。他向我们展示多件精品，同时又向我们谈到他正在实施一项行动计划，在搜集了解藏书楼的文献资料基础上，亲自走访各地藏书楼及其遗址，并当场出示了他的走访记录和部分照片。韦力君还向我们谈到他之有此行动，一是鉴于历代藏书家对藏书的贡献，不可泯没，二是他在查阅文献中常常发现所记多有雷同和不尽之处，所以决心亲自访查核对，以求真务实。我知道韦力君没有受过严格的文史基础训练，但他的设想完全符合文史研究的正式规范，令人钦佩不已。我看了他的走访记，只要稍加整理，就能成文。小蕙是从不随便约稿的编辑，但当她对藏书楼走访记录略加涉猎后，立即向韦力君约稿，希望他整理后在小蕙主编的《文荟周刊》上连续发表。果然不到两个月，《文荟》上就连续出现韦力君所写藏书楼的走访记，并配有插图，这也许就是后来韦力君那本《书楼寻踪》的原刊本片断吧！
时隔两年，我从徐雁君处听到，他和傅璇宗先生合编一套《书林清话文库》，收有韦力君所写的《书楼寻踪》一书。韦力君没有让我白白地期待，终于拂去征尘，拭干汗水，用他的心写成一部独具特色的书。这部书只有韦力君才能写，一则因为他对书的执着痴迷，几乎把自己完全融入于书山；再则，我虽从未探寻过他的家底，但从接触中了解，他家道比较殷实，因此才有可能出私囊到各地寻访；三则是因为他在较长聚书过程中养成了谨严勤奋的学风。他五年如一日，孜孜以求，做着一般人视为“傻事”的事，探寻知名或不甚知名的藏书楼的遗存或遗迹，总达百余座。这数字虽与文献记录的藏书楼总数尚有不小的距离，但韦力君确实开了一个好头。万里之行，起于足下，韦力君在书楼寻踪的大事业中，已经起步，而且是大踏步地起步。韦力君时在中年，设以其人力、财力，再扩大其团队，则藏书楼全国普查工作，在韦力君的倡导与指导下，必将取得丰硕成果。我以耄耋之年亦有待于乐观其成。
《书楼寻踪》是韦力君自一九九七年立意以来，历经五年，访寻记录的汇集，涉及浙江、江苏、湖南、广东、山东等五省，共百二十余座藏书楼，所记有比较闻名的，如明代的脉望馆、天一阁，清代的南四阁，晚清四大藏书楼，清末的嘉业堂以及池北书库、爱日精庐等等，也有并不知名而被登录的，如镇江的绍宗藏书楼。我在二十年前曾为访查清人丁晏事迹在此访问过丁氏后人，当时楼中凌乱，我一直未将其视作藏书楼，而韦力君不仅详记其遗址，并叙其建楼始末以及藏书来源。即使某些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亦必摄其现状存照，如扬州文汇阁毁于太平天国时期，现已建为西园大酒店。虽了无旧物痕迹，但就故地而临风凭吊，亦足令人感慨万千矣！《书楼寻踪》的每一篇寻访记录，都包含着书楼的始建与现状，主人的生平与着述，文献记载与现实考察的比对以及作者即景生情的情感发抒，语语都坚实有据，各篇均附有插图，体现了着作图文并茂的优良传统。
《书楼寻踪》的最大特点是其文献与实际相结合的写作方法，这是韦力君在开始寻访之旅时就已自觉确立的主旨，他在浙江之行的访古日记的小序中已直陈其事云：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就搜集关于藏书楼的资料，尤其是想办法能找到有具体地址的那些资料。把这些材料放到一起慢慢比较，发现大多数材料对于藏书楼现址方面的描述均语焉不详。有一些描述地点的字数均相同，似乎均从一个出处抄来。于是，突发异想：何不亲自去探访这些藏书楼，一者是瞻仰藏书楼遗址，二者也可把今天的地点、名称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