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的霞飞路，有很多躲避战火的人从躺在地上呻吟的江永墨身边经过，冷漠地看了他一眼，却没有人想救他，乱世命如草芥，人心一个个变得都如铁石一般。江永墨觉得自己身上的血都快流光了，全身寒冷，他绝望地望着漫天硝烟遮蔽下的阳光，知道自己也许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这时一辆疾驰的美式吉普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个刚才一线溃退下来满面烟尘的上尉军官，是黄埔校友林慰然，他一把抱起江永墨上了车，美式吉普车继续朝黄浦江外滩狂奔，林慰然在车上给江永墨包扎好下部的伤口，从他满是鲜血的裤裆里，掏出一截被打断的血肉模糊的命根，用纱布包好，放进江永墨的军装口袋里，长叹了一口气。林慰然在战场上见过各种死伤，肚破肠流、断腿缺臂、脑浆外露、五官全毁……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命根被打断的，可和那些已经曝尸于荒野、化身为白骨的士兵相比，成为一个太监，已经不算太悲惨了，至少命保住了。
“谢谢你，老同学，救了我一命，我们这是去哪儿。”昏昏沉沉中，江永墨问。
“去黄埔江边，但愿能赶上一艘开往台湾的船。”林慰然说：“到了船上，给你找一个医生，把那个重新缝合起来。”
“没用了，缝合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手术，还必须在无菌的手术室，船上哪有啊。”江永墨苦笑着，脑海里划过舞女叶澜香千娇百媚的脸庞，心中万念俱灰。
美式吉普车终于开到了外滩，可是已经迟了，上海最后一艘开往台湾2600吨的“贺平”号巨轮，正缓缓拔锚离港，可以看到船身明显倾斜，超载严重。
“贺平”号的船舱里挤满了人，三层甲板上，也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
因为一票难求，码头上没有挤上船的人更多，成百上千人，拿着皮箱和行囊，扶老携幼，多是官员、商人还有交际花和名伶，都是这个正在崩塌的金字塔塔尖上的所谓上层人士。沧海巨变的一刻，那些底层的人等待命运的转折，那些上层的人恨不能插翅逃离大陆。
在上海、在厦门、在广州、在全中国，每一个码头和港口上，一对对父子、母女、夫妻、情侣分别在历史的渡口，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这转身一别，竟然是漫漫一生；
所有的告别，竟然都成了永别；
所有的再见，竟然都成了不见。
这是1949的上海，这是1949的中国——
多少人笑逐颜开，多少人痛哭流涕；
多少人策马扬鞭，多少人仓皇辞庙；
多少人冲出牢笼，多少人遗尸沙场……
“赶不上了。”开美式吉普车的上士陈航欣焦急地说，眼睁睁看着“贺平”号缓缓离港。
“把迫击炮架起来，警告性射击，发射一枚炮弹，落在轮船前方。方平你不是海军军校毕业的吗，你负责打旗语，告诉船长，必须回来接我们，否则将炮轰轮船。”
林慰然从美式吉普车后座上架起迫击炮，炮手方平这才恍然大悟，林蔚然撤离前线的时候，为什么执意要带上迫击炮。
炮手方平原来是海军军校毕业的，专职舰炮射击，毕业后因为内战爆发，国民党陆军炮兵缺专业的炮兵手，他就被分配到陆军炮兵部队里打美制105mm榴弹炮，打迫击炮简直是小菜。
“只有3发炮弹。”炮手方平说，他小心翼翼校正好方位，发射了第一枚炮弹，炮弹不偏不倚，正好打在轮船前方10米的地方，可是船太大，迫击炮的威力有限，溅起的浪花没有被船上的人发现。
“继续射击，只剩2发炮弹了，一定要瞄准了，射得再靠近舰首一些，连续发射两枚。”林慰然说，手拿望远镜瞭望“贺平”号。
“可炮弹两发都射完了，我们拿什么威胁船长？”炮手方平问。
“笨蛋，对方怎么知道我们没炮弹，只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就行了。”林慰然吼着说。
两枚迫击炮弹呼啸着射出，几乎就在舰首处爆炸，把“贺平”号震了一下。
“报告，有炮弹向我们射击。”船员向船长报告。
“解放军还没打到外滩啊。”船长席远也是海军转业的，他纳闷地拿起望远镜四处瞭望，发现岸边一辆美式吉普车上架设的迫击炮，和炮手方平拼命挥动胳膊的旗语：“请接我们上船，否则将炮击轮船。”
席远明白这艘超载严重的轮船，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可是又不能调转轮船回去接人，解放军的枪炮声已经在市区由远及近地响起。他想了想，决定派一艘小艇去接人，轮船原处等候。
席远命令船员给美式吉普车上的几名军人打旗语，告诉他们将派小艇接他们上船。也是国民党军人转业的席远心里很同情这些背水一战、后无退路的残兵败将。
炮手方平和林慰然都看到轮船船员的旗语，接着看到轮船停在黄埔江中央，从船上被放下一艘救生小艇，缓缓朝岸边驶来。
岸上滞留的上千人开始骚动，都朝小艇涌了过去。
（未完待续微博扬一帆99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