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失败的原因，彼得当时就很清楚：“不幸事件产生于龙骑兵的训练欠佳”，这一点，在穆尔—美兹会战前很久他就多次提醒过舍烈麦捷夫。彼得以他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特殊本领，命令舍烈麦捷夫告诉每个士兵和龙骑兵，以后不应当因为害怕被处死刑而冒冒失失地“冲到敌人的后方去”，但要步步咬住敌人。
在穆尔—美兹“丢脸”所留下的不愉快的阴影，很快就被遗忘了——俄军在米塔瓦和包斯卡的胜利盖过了这种不快的感觉。攻占米塔瓦一役使彼得特别高兴，在那里虏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大约两百门大炮，如他所说，其中不乏“创意（按指构造。——作者注）新颖的臼炮”。他对攻占米塔瓦（它保证了进入波兰的安全通道）甚为重视：“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地方。”
米塔瓦是1705年9月4日投降的，沙皇还来不及充分享受他亲自参与的这场胜仗的喜悦，从俄国南疆却传来了使他震惊的消息：阿斯特拉罕爆发了射击军和城市平民的起义。
这是人民群众对加强封建剥削的反抗。国家规定的官差，层出不穷。农民和城市平民必须缴纳的税务，多如牛毛：舰只修理税、军饷税、澡堂税、养蜂税、户口税、捕鱼税、摆渡税，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连橡木棺材也要课税。再加上兵役义务，以及战时运输官差，招待军队宿营官差，为军队供应砂糖、糁子、燕麦等官差，那就一目了然：这些负担加在一起大大地超出了劳动居民的支付能力。地方当局在下达这些国家的官差和义务时，是不会忘记从中捞取好处的，他们随心所欲地加大税额，从中渔利。
为什么起义恰恰发生在阿斯特拉罕呢？
阿斯特拉罕是一个巨大的工商业中心，拥有不同社会阶层和民族的居民。渔业，特别是渔船业招来了许多外地的劳动者。阿斯特拉罕是俄罗斯与东方贸易的通道，因此那里总是聚集着许多俄罗斯、亚美尼亚、波斯和中亚各地的商人。城里驻扎着一支拥有3650人的庞大的驻防军，还有不少失势的射击军士兵，他们是最后一次射击军骚乱被镇压后发配到这里来的。
城市的各种贸易，包括小买卖都要课税，而且税额的数目之大，往往超过商品本身的售价。开到这个港埠的船只要缴纳靠岸税和离港税，市民要缴纳地窖税、炉灶税、澡堂税和酿酒税。府督季莫费·热夫斯基骇人听闻的贪得无厌使阿斯特拉罕人的困苦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例如，他把粮食贸易税交人承包，自己又参与包税人的包税活动。这种上下其手的做法引起粮价和其他物品的价格扶摇直上。
不仅城市下层居民，连射击军也处于贫困的境地；发给射击军购买粮食的军饷，1705年削减到40%，可是阿斯特拉罕附近的硝石工厂的木柴售价却提高了。剪胡子和改穿洋装的敕令本来就使城市居民窝了一肚子的火，更何况在推行这些敕令时又采取了粗暴的方式：常常是在大街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剪掉人家的大胡子，而且连人家的皮肉都给剪伤了；剪长衫也是当街出彩。
起义于1705年7月30日夜间由驻防军士兵和射击军士兵发起；他们打死了大约300名外国人和地方首脑人物。翌日，起义者在区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选进委员会里的委员有：雅罗斯拉夫的富商兼阿斯特拉罕渔业工业家雅科夫·诺索夫、地方自治会会长加夫里拉·甘契科夫和射击军士兵伊凡·舍卢季雅克。躲藏在鸡窝里的府督热夫斯基被押到这里，就地处死。委员会废除了热夫斯基时期厘订的苛捐杂税，从没收的国库中拨款补发了射击军的欠饷，还采取了扩大起义地区的措施。不久，红亚尔、黑亚尔、古里耶夫和捷尔基等地也纷纷响应，参加了起义。
阿斯特拉罕人试图唤起顿河哥萨克，但是切尔卡斯克军区非但不支持他们，反而派了一支2000人组成的哥萨克中队去协助政府。起义者也没有得到察里津居民的支持。起义者的社会纲领过于狭隘，有很大的地方局限性，以致他们的口号不能广泛地唤起人民大众。起义者在他们的宣言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反对穿洋服、剪胡子上，对于政府当局的专横和苛捐杂税却只轻描淡写地略略提及。
鲍里斯·戈利津公爵向沙皇报告了阿斯特拉罕起义最初的情况。彼得得到这个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是：“鲍里斯公爵用他那封胡说八道的信把我们引入了迷惘的境地。”但很快彼得就完全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战场上抽调了几个步兵营和骑兵营，由舍烈麦捷夫元帅率领，前去镇压起义。彼得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起初，沙皇想用和平方法平息阿斯特拉罕事件。实现这个意图，找不出比舍烈麦捷夫更适当的人选。起义者打的旗号是保护正教信仰，反对革新措施和外国人。在此情势下是不能派遣外籍军官统率的政府军队前往阿斯特拉罕的。取得和解的意图也不可能由“彼得帮”里的人物如缅希科夫、阿普拉克辛、罗莫丹诺夫斯基去实现。舍烈麦捷夫最适合扮演和平使者的角色，这首先是因为他对改革并不怎么热心。此外，他作为首胜瑞军的将领，名震遐迩。最后，舍烈麦捷夫的贵族出身，也起着作用，它使他在普通贵族的眼里享有个人的威望。为万全计，彼得将米哈伊尔·谢波季耶夫军士的近卫军班划归舍烈麦捷夫元帅指挥，并委托前者监视元帅的行动。舍烈麦捷夫的处境是屈辱的。沙皇给他的敕令写道：“他（按指谢波季耶夫。——作者注）将向您面授机宜，务请照办。”
还有一件叫沙皇操心的事，是不让内乱的消息传到国外去。如果起义的消息传到瑞典国王的耳朵里，他是不会放过乘人之危的机会的。彼得得知阿斯特拉罕事件时，几乎是在事发一个半月之后。如果在信使把情报送达米塔瓦的这段时间里，伏尔加河其他城市的劳动人民同阿斯特拉罕人联成了一片，如果顿河的哥萨克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如何是好呢？于是给莫斯科下了一道命令：“凡寄往国外和该城（按指阿斯特拉罕。——作者注）的邮件，务望暂予扣留。”
当舍烈麦捷夫沿着秋季泥泞不堪的道路经过莫斯科，向喀山缓缓地移动的时候，俄军正向着冬季宿营地格罗德诺城集结。在1705年秋季的几个月里，彼得忙于整顿军队，骑着马多次奔驰于蒂科京与格罗德诺之间。他诉苦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骑过这么长时间的马，没有挑过今年这样重的担子。”彼得在一封信里写着这样的话：“寄自蒂科京大道。写于马上。”
12月底，彼得将驻扎在格罗德诺的军队留给奥格尔维元帅指挥，自己起程回莫斯科去，但1706年1月他接到一份尚未核实的情报，说瑞军正向格罗德诺移动。沙皇焦急不安，不顾身体不适，坐上雪橇，赶往俄军驻地。行至维亚兹马时，驿站信使送来邮件，一切怀疑由此打消：瑞典国王的行军路线确如所传，其意图确是要进攻格罗德诺的俄军。
彼得立刻看出俄军所面临的危险。俄军的精华集结在格罗德诺，总兵力达4万人，都是经过战争严峻锻炼的战士，其中有两个近卫军团。如果失去了这支军队，那就不仅意味着一次战役的失败，而且意味着输掉整个战争。沙皇判断，如果查理十二世把全部兵力投入格罗德诺城下，封锁城堡，那么，俄军就要面临饿死的威胁。格罗德诺守军接奉紧急敕谕：“应当严密注意，勿使敌人切断我军与我边境地区的联系。与其作绝望和无谓的困守，不如作保存实力的退却。”彼得要求立即撤出格罗德诺的驻军，为了迅速撤退，他决心舍弃那些增加行军困难的重炮。
军队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彼得的全部心思也放在这件事上。阿斯特拉罕起义事件已退居次要地位。他把镇压起义的领导权完全托付给使节政厅总监戈洛文，他写道：“因为我，待在这个地狱里也很不痛快，但是，嘿，我一定能克服这个痛苦。”
可是沙皇未能到达格罗德诺。瑞军在1706年冬季的酷寒驱使下，已抢在彼得之前，先开到格罗德诺城下，因此，彼得如果继续前进，只能得到被俘的下场。熟悉彼得气质的人是很容易想像他这时的心情的。他时而呆在杜布罗夫科城，时而呆在奥尔沙城，而他那和他失去了正常联系的军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却得不到亟须的指示。彼得不得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那些侥幸地越过瑞军封锁线的信使们送到城堡里来的消息。一个化装成波兰农民的军官把沙皇多次重复的命令送到了奥格尔维手里。彼得1月31日写信给戈洛文说：“天晓得，军队里没有我们，我们该多么难受。”2月7日写给格罗德诺的列普宁的信说：“啊，我们到不了您那儿，叫我们难受死了；我们此时此刻所思所想唯有上帝知道。”
告警的消息纷至沓来，局势愈来愈险恶。2月里，彼得收到萨克森军队在弗劳斯塔特全军覆灭的情报。
沙皇得到的弗劳斯塔特会战的详细情况，表明了盟军处境不妙：3万之众的萨克森军队在与伦斯彻耳德将军指挥的8千名瑞军遭遇时，竟然一触即溃。一上来，萨克森骑兵队一枪未发就拔腿逃命，沿途抢劫俄军的辎重；步兵部队由于没有掩护，一部分被击毙，一部分甘愿投降当了俘虏。只有在该地的俄国兵团进行了抵抗。他们以少抗多，英勇阻击瑞军的强攻，达四小时之久。瑞典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对俄国士兵表现了难以置信的残忍，野蛮地屠杀伤员和俘虏。
彼得与人通信时，笔下一向都是很客气的，这一回却大动肝火，不惜骂起盟友来。他向自己的朋友们报道“萨克森的那些坏小子的作战情况”，说他们“像二流子似的打个照面，就单独留下我们不管了”，说“萨克森人打的是背信弃义的仗”。正如彼得自己所说，使他陷于“莫大的悲痛”境地中的，不仅是那些临阵脱逃、致使俄军战士遭到毁灭的盟友们的不可靠，而且还有这次吃败仗带来的深远的后果：把希望寄托在盟友的帮助上是白搭的。“我花钱买到的只是不幸”，彼得自我解嘲地这样说时，影射的是他在盟友身上付出的高昂代价：奥古斯特擅长于缠着人要钱，为了弄到钱，他甚至可以采用纯粹是妇女们惯用的哭泣手段来赚取对方的同情。
沙皇为自己作了两点结论。一点是个别的萨克森人“即使来了，他们也会再一次跑掉，置我军死活于不顾”。另一点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它表明彼得决心要把自己的计划建立在对形势的清醒估计的基础上，表明彼得有能力预见到事件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奥古斯特二世仍旧被当做俄国的盟友，但在弗劳斯塔特一役之后，彼得立即就看清了“这次战争得靠我们自己来打”。
三、波尔塔瓦大捷
像往年一样，彼得在莫斯科迎接新年的到来。沙皇在给缅希科夫的贺年信里写道：“愿上帝保佑我们今年诸事顺遂。”他认为在这一年即1708年里，将要发生决定战争胜负的重大事件，结局的时刻将要到来。这结局会给他什么呢？
彼得对强敌的威力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意识到了战争的变化无常。这一点可以从他下部队前夕颁发的两道诏令得到证明。一道是：继续加固莫斯科的城防工事，给城防部队增补新的兵力。另一道诏令则完全属于私事范围。他交待下属，万一他牺牲了，就发给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即他未来的皇后3000卢布。
彼得有一个习惯：一旦心血来潮，他会完全出乎周围人们的意料之外，不是从自己家里，而是直接从某客人那里，登程上路，作长途远游。这一次他也没改变自己的旧习。1月6日夜里，没等到庆祝新年的活动结束，他就离开了莫斯科。途经斯摩棱斯克和明斯克，他都没有停留，只在缅希科夫统率的俄军主力的冬季宿营地津停留了一个星期。1月19日，在这里得到消息：瑞典国王率领部分军队向格罗德诺移动；另一部分军队则向津齐奥雷前进。就在这一天，照他自己预定的此行目的：“为了部署我军部队，以打破敌军的意图”，彼得到格罗德诺去了。
这时俄军的总人数已增加到10万人，而瑞典国王的兵力是63000人。但是双方力量的强弱不仅仅取决于人数的多寡。
瑞典军队与俄国军队不同的地方，是它经历过长期的战斗锻炼，官兵都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坚信自己的统帅战无不胜。查理十二世还有一点占优势的地方，那就是主动权操在他手里，进攻的是他，而不是彼得，因此，彼得不得不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国王的行动，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击退他的进攻。
查理十二世要指挥他的军队从格罗德诺开往何处，指向哪个方向呢？是挥师北上，进攻里加、普斯科夫和彼得堡，还是率部西进，直捣斯摩棱斯克、莫查伊斯克和莫斯科呢？这一点，在1月里，无论是彼得还是他的将领们都不清楚。连查理十二世本人从萨克森进抵格罗德诺城下时，也还不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哪里。一个半月之后，进军莫斯科的最后决定才在他脑子里酝酿成熟。由于得不到瑞典国王的战略计划的情报，越发增加了彼得的困难：得准备对付瑞典人从两个方向中的任何一个方向采取的行动。
彼得也得不到敌军逐日调动情况的准确情报，而这种情报是至关紧要的。善于用一针见血的语言表达思想的彼得曾经说过：弄清敌人的意图“是战争中最主要的事情”。可是现在连这个“最主要的事情”他都还不清楚。
1708年1月22日，彼得到达格罗德诺。这一天，他发出了7道亲笔手谕。给舍烈麦捷夫的手谕中说：“刚才我们抓到4个瑞典俘虏，他们异口同声地供述，昨天瑞典人已在离此地12英里处渡河，明天我们可望在此地的桥头上看到他们。”同日几小时后，彼得对另一位收件人写道：“敌人离此已只有6英里。”在等待瑞军接近之际，沙皇命令舍烈麦捷夫由明斯克向博里索夫转移，命令列普宁向维尔诺和波洛茨克转移。军队奉令在退却时实行焦土政策，使敌人无法得到粮秣补给。
1月23日敌人还没到达格罗德诺。翌日，彼得得到有关敌人活动的新情报：敌军于夜间“后撤，去向不明”。这要么是查理故弄玄虚，要么是他决定撤返冬季宿营地。
为了适应这一变化了的情况，1月24日，传令官带着新的文件奔赴各将领处。给列普宁的手谕说：“你在何处收到此信，就在该地待命，在未接到新的指令之前，勿烧毁和破坏物资。”给钱伯斯将军的手谕说：“收到此信时，望立即就地停止前进，在接到新的敕令前，勿前进。”给舍烈麦捷夫的手谕说：“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待命。”
1月25日，彼得收到情报：瑞军回师向格罗德诺进发，在距该城4英里处驻足。立即发布新的命令以取代原先发出的命令。给列普宁的命令说：“希按指定地点撤退，并遵照前令处理粮秣。”给舍烈麦捷夫的命令说：“仍按原令执行，执行，执行。不再写信给你了，小心你的脑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