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战乱的时期，政权分裂，战争频繁。公元220年，腐朽的东汉政权被三国鼎立的局面代替，国内暂时安定。司马氏篡魏自立，并于265年统一全国，史称西晋。西晋覆亡后，一批官僚、士族逃往江南建立了东晋王朝。处于西北部边境的几个少数民族领袖，率部进入中原，先后建立了十几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到了公元420年，北魏才统一了中国北方，继而又分裂。在南方，先后出现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就是历史上的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城镇空间艺术的重要阶段，是其逐步定型发展阶段，也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有着深远的影响。以魏邺城、北魏洛阳为代表的城镇，直接为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建设提供了蓝本，奠定了以后城镇空间艺术发展的基础。
由于中原混乱，民族大量南迁，江淮流域及闽粤一带经济得到发展，结合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城镇得到迅速发展，如：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建康城、大城镇杭粥、广陵（扬州）、明州（宁波）等。这时城镇的特点是：权力中心结构、区划分明，布局严谨；城镇道路严整，主干轴丁字交于宫前，把中轴对称布局的手法从一般的建筑群扩及整个城镇空间，把构成轴线的建筑物集中成线型空间，形成景观序列，丰富了城镇空间景观艺术。
北魏洛阳是在汉魏洛阳的基础上修建的，它综合了古代都城建筑的有益经验，改变了“面朝背市”的束缚，也克服了汉长安、洛阳缺少规划的缺欠，形成城市建筑史上颇有影响的都城。洛阳城按不同的功用，明确划区，宫城集中，突出了皇权思想，居住区划和商业区划则严格整齐。这时的高台建筑虽已减少，但宫殿的设计仍继承前代的传统，常是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形成高低错落、复杂而灵巧的外观。北魏洛阳城开创了从小城镇群集组合方式发展成大城镇空间整体有机构架的雏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城，它具体地提出并实践了由秦汉时期向隋唐鼎盛时期过渡的承前启后的封建城镇空间建设的方法和制度，影响了以后整个封建社会的都城空间建设。
东晋的都城建康则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适应发展的需要和防御目的，并考虑了观赏游览的要求，利用河川湖泊，造成虎踞龙盘的形式。湖泊水面与寺庙多变的空间变化相辉映，使建康城具有园林化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园林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著名画家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的六法，即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摹写，对我国园林艺术创作中的布局、构图、手法等，都有较大的影响。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园林艺术向自然山水园发展，由宫、殿、楼阁建筑为主，充以禽兽，其中的宫苑形式被扬弃，而古代苑囿中山水的处理手法被继承。以山水为骨干是园林的基础，构山要重岩覆岭、深溪洞壑，崎岖山路，涧道盘纤，合乎山的自然形势，山上要有高林巨树、悬葛垂萝，使山林生色。叠石构山要有石洞，能潜行数百步，好似进入天然的石灰岩洞一般。同时又经构楼馆，列于上下，半山有亭，便于憩息；山顶有楼，远近皆见，跨水为阁，流水成景。这样的园林创作方能达到妙极自然的意境。
由于文人雅士厌烦战争，玄谈玩世，寄情山水，风雅自居，所以，他们纷纷建造私家园林，把自然式风景山水缩写于自己的私家园林中。如西晋石崇的“金谷园”，是当时著名的私家园林。石祟，晋武帝时任荆州刺史，他聚敛了大量财富广造宅园，晚年辞官后，退居洛阳城西北郊金谷涧畔之“河阳别业”，即金谷园。据他自著《金谷诗》记载：“余有别庐在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田四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金谷园地形既有起伏，又是临河而建，引来金谷涧的水，形成园中水系，河洞可行游船，人坐岸边又可垂钓，岸边杨柳依依，又有繁多的树木配置，飞禽鸡鸭等，真是优哉游哉。
北魏自武帝迁都洛阳后，大量的私家园林也随之经营起来。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四海晏清，八荒率职……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争，祟门丰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芸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入其后园，见沟读赛产，石蹬碓尧。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洛阳造园之风极盛。在平面的布局中，宅居与园也有分工，“后园”是专供游憩的地方。“石蹬难尧”说明有了叠假山。“朱荷出池，绿萍浮水”，桃李夏绿，竹柏冬青的绿化布置，不仅说明绿化的树木品种多，而且多讲究造园的意境。自然山水园的出现，为后来唐、宋、明、清时期的园林艺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动荡不安，朝代更替频繁，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帝王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曹丕。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毁掉了魏武帝曹操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真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他在为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不仅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而且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
从考古发掘来看，南朝陵墓具备下述特点：一、陵墓依山建筑，一般在山上开凿较规整的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再起坟丘。室外四周修建多条擗土墙，室前建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底下还修建排水沟，以防潮湿。二、由于大批的南下人民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出现了规模较大、布局规整、较豪华的地宫。地宫一般都包括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三、陵寝建制无一定规律，而是注重风水，营建陵墓一般先由相墓者勘察兆域。四、陵前建置神道，神道两侧排列对称的石雕，寝殿施以石柱，由于佛教艺术的影响，石柱上多刻有莲花纹饰。南朝陵墓的石雕，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艺术构思和雅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为十六国统治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正处于啜始社会末期，有的刚刚进入奴隶社会，没有能力营建大规模的陵寝，多采用传统的“掩埋”办法，不起坟，也没有任何标记，因此这一时期的陵墓至今未被发现。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北魏迁都前，陵域在今山西大同方山一带，迁都洛阳后，陵域选择在洛阳泸河以西的北邙山。为了巩固其政权，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陵寝的建制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表现出以下特点：一、逐渐恢复秦汉以来的陵寝规制，一般建有较高大的封土堆，陵前建筑祭殿，为上陵拜谒之所。二、陵园内增置佛寺、斋室，表明佛教的影响渗入到陵寝制中。三、迁都洛阳后，陵域布局规整，带有鲜卑族族葬的遗风。泸河以西是北魏诸帝陵域，泸河以东，为近支皇族墓葬区和嫔妃葬地，再往东排列是“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迁“余部诸姓”以及其他降臣墓地。这一布局与汉代帝陵陪葬制度有所区别。
早在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佛教的发展更是如破土春笋般迅速，佛教建筑被大量兴建，出现了许多寺、塔、石窟和精美的雕塑与壁画。据记载，北魏建有佛寺三万多所，仅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寺。南朝都城建康也建有佛寺五百多所。在不少地区还开凿石窟寺，雕造佛像。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的窟洞型佛寺。重要的石窟寺有大同云冈石窟、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峰峰南响堂山和北响堂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中所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我国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其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佛教是由印度（天竺）经西域传入内地的，所以，初期佛寺的布局融进了许多印度、西亚的建筑形制与风格，而后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中国的庭院式木架建筑使用于佛寺，而且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建于北魏时期（公元516年）的永宁寺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佛寺。寺院规制宏大，堪与宫廷建筑相比拟，采取塔为中心，四周由堂、阁围成方形庭院的布局。永宁寺塔是一座平面方形木结构阁楼式塔，由以郭安兴为首的工匠修建。据称塔高90丈，刹高10丈，共9层，距京城百里都可遥遥望见。塔有四面，每面三门六窗，朱漆扉扇，绣柱金铺。遗憾的是，该塔于北魏末年被焚毁。
这一时期还盛行“舍宅为寺”的功德活动。许多王侯贵族将宅第改建为佛寺，改建时一般不大改动原宅第，以原前厅为佛殿，后堂为讲堂，原有的廊庑环绕，有的还保留了原来的花园。此种风格布局成为以后汉化佛寺建筑的主流。
佛塔是为埋藏舍利，供佛徒绕塔礼拜而作，具有圣墓性质。传到中国后，将其缩小成塔刹，和中国东汉已有的各层木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除木塔外，此时还发现有石塔和砖塔。河南登封建于公元523年的嵩岳寺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砖塔，也是唯一平面十二边形的塔。塔高39.5米，共十五层，形制雄健，而曲线形成的外轮廓又十分秀丽，是古代佛塔中的重要代表。
总体来讲，在魏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中国建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特别在进入南北朝以后变化更为迅速，建筑结构逐渐由以土墙和土墩台为主要承重部分的土木混合结构向全木结构发展；砖石结构有长足的进步，可建高数十米的塔；建筑风格由前代的古拙、强直、端庄、严肃、以直线为主的汉风，向流丽、豪放、遒劲活泼、多用曲线的唐风过渡。此时期建筑艺术及技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楼阁式建筑相当普遍，平面多为方形。斗拱方面，额上施一斗三升拱，拱端有卷杀，柱头补间铺作人字拱，其中人字拱的形象也由起初的生硬平直发展到后来优美的曲脚人字拱。屋顶方面，正脊与鸱尾衔接成柔和的曲线，出檐深远，给人以庄重而柔丽的浑然一体之感。并以二方连续展示的花纹以卷草、缠枝等为基调，十分高雅、华美，为隋唐装饰风格奠定了基础。栏杆是直棂和勾片栏杆兼用；柱础覆盆高，莲瓣狭长。台基有砖铺散水和须弥座；门窗多用版门和直棂窗，天花常用人字坡，也有覆斗形天花。
在建筑材料方面，砖瓦的产量和质量有所提高，金属材料被用作装饰。在技术方面，大量木塔的建造，显示了木结构技术的提高；砖结构被大规模地应用到地面建筑，河南登封嵩岳寺塔的建造标志着石结构技术的巨大进步；石工的雕凿技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此时已出现少量的琉璃瓦，一般只用于个别重要的宫室屋顶作剪边处理，色彩以绿为主。在装饰方面，一般建筑物是“朱柱素壁”的朴素风格，而重要建筑物则画有彩绘并且常常画有壁画，“图象古昔，以当箴规”。
刘备惠陵
蜀先主昭烈皇帝刘备的惠陵位于四川成都市南郊，由夯土垒筑而成，呈圆形。砖砌成的垣墙环绕陵冢，周长180多米。陵前有乾隆年间刻制的穹碑，碑身镌刻“汉昭烈皇帝之陵”七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陵的前方建有寝殿。惠陵西侧原来建有“昭烈庙”和“武侯祠”。据记载，武侯祠始建于公元4世纪，盛唐诗人李商隐游惠陵时，曾写下“武侯祠古柏”一诗。杜甫也留下了“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宫城外柏森森”的诗句，可见当时惠陵周围古柏苍郁，气势宏伟。
惠陵苍松环抱，庄典肃穆；武侯祠绿瓦飞檐，雕梁画栋，交相辉映，气象万千。
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
文明太后即历史上著名的冯太后。永固陵位于山西大同市西北镇川乡附近，东临采梁山，北依长城的方山南部。永固陵俗称“祁皇坟”，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四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永固陵陵园建制基本沿袭东汉，底方上圆。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梯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墓室南北总长17米多。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呈长方形，均用青砖砌成。冯太后棺椁放置在后室。为防盗掘，墓门由条砖封闭，还特意在墓道内堆积大量石块，在甬道内设置封门墙。整个地宫规模宏大，仅建筑墓室砖就达二十余万块。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永园陵以它高耸壮观的陵冢，独特的陵园塔基成为北魏王朝陵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
宋武帝初宁陵
初宁陵是宋武帝刘裕的陵墓，位于今天的江苏南京市麒麟门外的麒麟铺。
初宁陵原有规模较大，内有寝殿和陵庙建筑，但是陵园建筑多毁于兵火，陵冢已经被夷为平地。现在仅存陵前神道两旁的天禄和麒麟石雕。天禄居东，已经残缺不全，目嗔口张，昂首宽胸，五爪抓地，双角已失，有须子和双翼，翼呈鳞羽和长翎状，卷曲如勾云纹，极富装饰意味。麒麟居西，四足已失，体态与天禄对称，仅头略向后仰，独角尖已残断，双翼的形状与天禄相似。两尊石雕造型凝重、古朴，与汉代石雕刻风格一脉相承。
齐景帝修安陵
齐景帝修安陵，位于江苏丹阳县城东北，鹤仙坳山岗南麓。
修安陵依山为穴，陵前建有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天禄和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陵前列置二兽，寓意皇帝受命于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修安陵前的石兽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一样，是由整块巨石雕琢而成，但其风格不同于西汉石雕的朴实与浑厚，而是注重形体美，刀法细腻，是名副其实的圆雕。从造型上看，尽管这些石兽是人们凭着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兽类的形象是真实的。石兽整体和局部造型和谐，富有节奏感，似在旷野面对苍穹嘶吼、奔腾，是南朝时期石雕艺术的珍品。
南朝建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