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盟军将要开进罗马的前夕，纳粹法西斯分子更加疯狂地镇压人民。在那年的十月，他们把罗马居民区中的犹太人集体驱赶出境，伊达为母子俩可能落入纳粹魔掌而惶惶不可终日。
1944年对伊达个人生涯来说，是更加悲惨的一年。1月，盟军在昂齐奥登陆，人们为战事即将结束而奔走相告，法西斯分子则躲在家里，不敢上街。可是，好景不长，盟军被德国纳粹狙击在昂齐奥，而卡西诺另一条重要战线，双方一直在激战之中。伊达既为纳粹分子可能闯进家门而恐怖，又为爱子乌塞佩营养不足、嗷嗷待哺而操心。母子俩后来又搬迁到靠近学校附近的新居落户，伊达也可继续工作。但当时物价飞涨，入不敷出，难以糊口，为了继续活下去，伊达不惜抛弃自己的一切尊严，去偷窃、去卖淫、去当乞丐——她几乎什么都干了。
9月末，尼诺突然撞回家里，发现家里空无一人，他失望地在马路上溜达，这时，他由于厌倦新建立起来的政权，已经从游击队那儿开了小差。
1945年4月，意大利全境终于实现了停战，但这并没有给伊达带来生机。4岁的爱子乌塞佩表现了无法自控的神经质错乱，多方求医，收效甚微。
1946年春，伊达一家迁入波托尼街一套小房落户，10月初，伊达恢复了正常的教学职业，不得不把乌塞佩放在家里，让门房照管。一天清晨，伊达在厨房准备咖啡，突然听到里屋一声惨叫：儿子昏厥在地，面色青紫，口吐血沫。当他苏醒时，露出了微笑，微弱地叫了一声妈妈。
但祸不单行，几小时之后，又传来难以置信的噩耗，21岁的尼诺被警方打死。伊达悲恸欲绝；但为了乌塞佩，她还要活下去。
战后第一年，意大利成立了共和国，工人政党参加了政府，经过残酷战争洗劫后的意大利，正逐步医治创伤，社会生活慢慢地恢复正常。然而，伊达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凄苦，病魔再次袭击乌塞佩，一天，伊达回家，乌塞佩已死在地上。
爱子乌塞佩的夭折，给伊达以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她积劳成疾，余生的9年，几乎都在医院里度过。1956年12月，她就在那里离开了人间。可是谁能知道，这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伊达，她的心灵早就和她的爱子乌塞佩一块长眠了。
神秘的旅馆
《神秘的旅馆》是意大利作家L·沙沙发表于1974年的长篇小说。
故事发生在当今的意大利社会。
主人公是一位画家，40多岁。他驾驶自备汽车旅行，偶然来到一座神秘、奇特的旅馆“扎菲尔丁”。这里本来是一座颓败的教堂，3年前由红衣主教堂·加埃塔诺建造成一家豪华的旅馆。平日，旅馆里异常清闲，一到夏季便忙碌起来，谢绝外人下榻，而部长、议员、企业家等高贵的客人纷至沓来。这些政界的要人、财界的巨头名义上来此避暑，举行宗教祈祷活动，用宗教术语来说，就是“退省”，但这不过是口实。实际上，他们是利用这偏僻、安静的场合聚会，进行秘密的政治交易。
旅馆的侍者提醒画家，如果他是记者，请尽早离开，以免发生麻烦，画家为好奇心所驱使，决定在此逗留，观察一番。堂·加埃塔诺是个学识渊博、头脑机敏的人物，他允许画家留下，跟画家侃侃而谈，就哲学、神学、政治、艺术等方面的各种尖锐问题展开讨论。讨论是激烈的，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但又是友好的。在画家看来，堂·加埃塔诺既真诚可爱，又厚颜无耻，他既从内心深处鄙夷那些上层人物，又巧妙地跟他们周旋。
高贵的客人在餐厅里高谈阔论，心不在焉地跟着堂·加埃塔诺念玫瑰经。一天饭后，画家看见这群神秘的人物在旅馆外小广场上举行宗教仪式，他们排成四方形的队伍，当队伍行走到离旅馆最远的地方时，突然一声枪响，一个人应声倒下。经验明，死者是前参议员、现任某国营大企业的董事长米凯罗齐。
检察官和警察局长闻讯赶到现场，开始侦查。死者是他杀，还是自杀呢？堂·加埃塔诺认为既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他推测，可能是有人在广场附近的树林里打猎，误伤所致。画家则判断是他杀，因为枪声低沉，可能是凶手开枪的时候把武器顶住了被害者的身体，而且验尸表明，衣服上被子弹穿透的地方烧焦了；再说，那天晚上没有月光，因此不可能有人打猎。
检察官逐一讯问了当时在现场的人，没有获得任何线索。画家根据他当时目睹的情景，追画了凶案发生时广场上排列的四方形队伍，检察官由此得到启发，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要求他们按照记忆，排成凶杀发生时他们在广场上排列的队形。于是很快查明，当时米凯罗齐和堂·加埃塔诺站在队伍的第一排。据画家回忆，第一排还有七、八个人。立刻有三、四个人表示，他们当时站在堂·加埃塔诺的右边，米凯罗齐的右边是堂·加埃塔诺，那么，米凯罗齐的左边是谁呢？沉默。不多一会儿，沃特朗诺律师吞吞吐吐地说，他可能站在米凯罗齐的左边，但他又赶紧说，情况并不完全如此。检察官向律师询问原因，他回答说，根据他的印象，并不是所有的时候，他都站在米凯罗齐的左边。律师说不清楚，或者不愿说，什么时候，什么人插到了他和米凯罗齐之间。
过了一天，人们突然发现，沃特朗诺律师从旅馆第八层的房间的窗口摔下来，一命呜呼了。经过现场勘查，画家认为，律师不像是从窗口跳楼自杀，而更可能是从阳台上被人推下身亡。看来，律师可能是到阳台上去跟人相会，而约他相会者就是凶手。至于被杀的原因，可能是他知道，那件凶杀案发生的夜晚，谁插入了他和米凯罗齐之间，动手暗害了米凯罗齐，也可能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但装出知道一切的样子，以便从凶手那里敲诈一笔巨款。
检察官反复思索后断定，堂·加埃塔诺是个关键人物，他知道一切，于是，找他单独谈了3个小时。堂·加埃塔诺用基督教教义回答检察官提出的一切问题；谈话毫无结果，不欢而散。检察官垂头丧气地说，堂·加埃塔诺是个伪君子。
检察官和警察局长调来了米凯罗齐签字的全部支票的存根。他们判断，这些支票就是侦破这两次凶杀案的钥匙。情况可能是：米凯罗齐是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个人财政上的后台，而这个政治集团或这个人依靠他的资助，制造政治动乱和暗杀，米凯罗齐怀疑或者已经知道这一情况，声称以后不再提供金钱，因而遭到暗害；或者，米凯罗齐本来就清楚他提供金钱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想洗手不干，脱离这个危险的政治集团，因而丧命。
堂·加埃塔诺情绪不佳，一个下午，画家正在房间里画他许诺赠给堂·加埃塔诺的基督画像。突然，人声鼎沸，有人在树林中一座旧磨坊附近，发现了堂·加埃塔诺的尸体，距离他的左手不远，有一支手枪。现场给人的印象，他似乎是自杀。但根据在旅馆门口和各个楼道监视的便衣的报告，凶杀案发生时，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发现任何人离开旅馆，也没有任何人回到旅馆。
检察官下令，所有的人限于当晚离开，因为他将封闭旅馆……
阿纳泰的贝壳
《阿纳泰的贝壳》是意大利作家卡尔洛·斯戈隆的小说，1983年出版，迄今至少已印行15版。
斯戈隆是二战后意大利文坛的一个独特的、意味深长的现象。
70年以前，斯戈隆出生在意大利东北边陲的弗留利乡村。从孩提时代起，世世代代流传在弗留利乡村的童话、传说，就哺育了他，滋养了他。故乡弗留利，时时跃动于他的心头，挥之不去。弗留利的乡村，始终是他生活和创作的根。这块古朴、神奇的土地，对于他与其说是一种现实生活，毋宁说更多地涂抹了奇异、魔幻的色彩。诉说这个世界的命运，是他作为一名作家的毕生使命。
从《葡萄园的风》(1960)，到《安乐椅》(1968)、《木头宝座》(1973)，到生态三部曲《最后的山谷》(1987)、《罗莱纳的喷泉》（1990）和《建筑师》(1995)，斯戈隆在其众多作品中展示的世界，几乎无一不是弗留利农民的世界。他笔下的农民，贫寒、辛劳，但充满智慧和理性，蔑视权威和权力。古老的伦理，博爱、诚实的品格，铸就了农民的精神世界，融入了弗留利的乡村文明。他善于从现实的善恶杂然中展现人性美。但是，斯戈隆并不留恋乡村文明中落伍的东西和狭隘的地域色彩。他摒斥今日现代化的、失去个性的弗留利，而更倾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古朴、纯真的弗留利。
人同自然的关系，也顺理成章地贯串于斯戈隆的这些小说。作家倾心描写的人与事，无不表达着这样的信念，人同自然血肉相连，人绝不可能借助现代化，或放纵消费主义，去摧残自然，那将意味着为自己的灭亡创造条件。人其实属于自然，是自然的造物，是自然链的一环。
斯戈隆在1983年奉献给读者的长篇小说《阿纳泰的贝壳》，把我们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罗斯，带入了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蛮荒的世界。瓦莱里亚诺等一批弗留利人为贫困所迫，背井离乡，来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工地当苦力。从鄂姆斯克到贝加尔湖，在茫茫无垠的雪原，在人烟罕见的冻土带，在艰苦、危险的劳动中，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农民的根，把弗留利移民同俄罗斯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结下了不寻常的情谊。
对于建造西伯利亚大铁路，当地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它寄托着村民们想变得富有和幸福的希望，但它又意味着苦役和死亡；它同时代表着光明和黑暗。而对于弗留利人来说，他们是没有祖国的人，是一群不知何去何从的流浪者，他们深受孤独、寒冷和乡愁的折磨；然而，铁路维系着他们的全部思想、情感和心灵，铁路已经和他们合二而一，成为他们生存的象征，体现着他们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