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秋先生在乡下，大抵会钓钓鱼，拍拍照，磨磨墨，看看书。悠然，怡然，恬然，淡然。当然这都是我的臆测，想找牧白证实，牧白周末总是无法接听来电，或许他在更远的乡下，更僻静的乡下。不只是他们俩，周围还有更多的人，一夜之间，放弃城市，迷醉乡村，逢周末就玩消失，周一神采弈弈，逢人问，就答："回乡下去了。"那语气那神情，似乎乡下有一座别墅一个爱人。
其实多数人的乡下，有的只是一座土房子，一个老母亲。那河里的游鱼和流水不识得他们，那树上的小鸟和蝉蜕不记得他们；但他们看着它们，仍然是从前的样子，几十年不变的样子。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记忆呢？--类似于天长地久，天荒地老，年轻的时候，他们踏破铁鞋寻觅的这种情怀，在岁月流逝之中，蓦然回首，正在来时的乡下。
在他们之前，几百年，几千年，更多的他们都有类似的幽古思乡之情。
韦庄说--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他喋喋不休地说江南好，说你们回去会想念江南，想念江南的姑娘的皓腕，想念凝滞的青春时光。其实他内心里，多么渴望回到故乡，回到他的四川盆地。
贺知章说--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五十多年后，老贺站在镜湖边，感叹物是人非，然，消磨了一生的人事后，他的归宿仍在那个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境地。
最看得开的是陶潜，四十出头便甩手归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至他后世的李白、白居易等等一大批文人纷踏而至，追寻到他的乡下。
中国的文人，从来都没有脱离过乡村。也许曾经豪情置家于天下，壮志酬国于四海，但终有一日，他们都会选择返乡，回到那个生养自己的地方。这种回归，显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叶落归根，而是一种精神的皈依。佛家讲究圆满，环绕过人世，重新回到起始的位置，这一世的轮回就圆了。
牧白也好，望秋先生也好，还有许多其他的"在乡下"的人们，无疑已经得到文道和人道；倒是我等执迷的人，日日"在路上"，以此来明证自己有所追寻。什么时候，才懂得回望乡土？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乡下"？
07、More，见字如面午睡的时候，收到风速的短信：三人行，品茗谈笑，今天不来，你就在梦中遗憾吧！交到如此落井下石的朋友，懒得理他。不过他说得没错，真的做梦都在遗憾，又一次错失与More谋面的机会，不是不想去，是不能去。
这是第三次。头一次在树下举行诗歌朗诵会，More白天不能到场，约晚上吃饭喝茶，但晚上人挺多，直觉里，她喜欢安静，所以只好对她说下次；下一次小雅去看她，那天我从武汉赶回来，因为早上答应了散酒，只得回云梦；这一次，因为不能丢下虫子。
任何一个结果，总是有原因的，我不知道在哲学里，这是哪一个流派的观点；我想More肯定是知道的。哲学博士后的学历，饱读诗书的阅历，四十年的人生经历，让她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有更远的视线。
人到了一定的阶段，都会怀旧。在我的怀旧里，槐荫文学版活跃着一批非常热爱文字的人，李林江的小说，牟沧浪的散文，以可的杂文，邱籽和小雅的诗歌，酒不醉人的填词，都是我深深喜爱的，他们的作品，带给我最纯粹的心灵震颤。说到那个时期，所有的人都不会忽略一个名字：More。
我一向习惯平视每一个人，但对More，有时候需要仰视。2005年12月1日，More的来到文学版，发了两首诗，其中的一首是《迷宫》，她写道：孩子，你要学会沉默／象沉默地爱一朵花一样／沉默地守着自己的身体／和体内"阿莉阿德尼的线团"／／等待若干年后／它会以僵硬的线条／为你显露那正确的出口。那时候我正在一个入口，直到我从一个错误的出口出来，我才明白，学会沉默地坚守是多么重要。而More在到来的第一天就提醒过我，只是当时我没有觉悟。
More在槐荫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和随笔，除了More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一种女士烟之外，起初从她的文字中看不出性别，理性的思考，冷静的观察，游离于文字之外的视角，都提醒我：这是一个用思想写作的人。有一天翻阅哲学书籍，看到摩尔"他与罗素同属日常语言学派的宗师，而他们共同的学生维特根思坦更是哲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时我才恍然大悟：More肯定是学哲学的，不然写不出那么多深刻而冷静的文字。
文学即人学，文如其人，每个认真写字的人，我们都能从文字中了解TA。文字表达的世界，往往比现实更真实"有一句话说：文学，是更真实的历史"。我对More的认知，来自她的文字，我认真地阅读过她所发表的每一个帖子；后来又链接到她的日志，在那里，我看到她的另一面。More的日志里，记录了许多生活片断和场景，温暖而细致，多次提到自己的女儿及女儿的朋友李尔。
More很少参与评论帖子，却在我的《丫头就是地菜花》一文后写了很长一段话--这个帖子下午就看了，一直思忖着怎么回你。因为你一直的写作习惯，我有些对号入坐，所以，我感到文字下面的某种隐痛，而这大概是很多女性的生活常态，包括我自己。也许可以用很多理由劝说自己相信生活表层的幸福和温馨，但是有些冰冷的东西一旦渗入到内心就不再会消除。
就文字本身来说，因为你注明是草稿，我也不好说什么，在修改中也许可以挖掘的更深一些，将文字和自己的内心拉的更远一些。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足为正。
地菜的滋味，只有经历过沧桑的人才会真正喜爱。真正的女人，也只有经历过沧桑，才会有味道。
这个回复让我领会到三重意思：一、认同，对女人承受的隐痛的共鸣；二、指点，对我的表现手法的点拨；三、鼓励，沧桑也是一种美。都说文人相轻，但仅这个回复，我就看到了她的真挚；遗憾的是，我始终都没有学会站在距离之外审视生活和文字。
今年夏天，More的随笔集《水上书》出版，以可想要组织一次专门的活动来庆贺，能够让以可这样张罗，这本身就是对More和《水上书》的高度评价；而低调如More，谦谨如More，拒绝了以可这份善意。这件事让我对她的敬重更多一分，想起她写过周国平，称他是一个明星学者，看来她只想做学者，不想做明星。她把自己思想和心智的结晶说成是写在水上的文字，她的签名里写着虚拟的More，她是对的，语言能够表达的她都不如她本人那么真实，丰富，智慧。她的做法让我想起自己平日里的张扬，我要学习的，太多。
秋天的夜晚，窗外雨声沥沥，我在灯下捧读《水上书》，看着她纤秀的亲笔签名：春江惠存，想起她在电话中温和柔软的声音，不知道还有没有相见的机会，惟有说一句：More，见字如面。
08、以《猪喜剧》为例，跟默然谈谈文学以我现在的境况，跟一个文学男青年谈文学，完全可以归于没心没肺的一类。我更应该找人谈谈生活及苦难这样的命题，至少也应该学学祥林嫂，逮着人哭诉一番，或许还能搏得一些同情。
获得同情，这样的目标从来都没有写进我的词典。而个人苦难，也只是短暂的一生中的短暂一瞬，或者是人类苦难这座巨大冰山的一小角，实在不足一提。以我这样的境况，遇到默然这样的文学男青年，不谈文学谈什么？或者，当我们谈文学，不谈什么？或者，当我们谈文学，谈什么？
说起一些人一些作品，默然问："你怎么看曹军庆的作品？"我当场的回答是："他的作品应该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很有力度，但不是你喜欢的风格。"这样简单地评价曹军庆的作品，对文学有点不负责任，对文学男青年默然也有点不负责任，所以我打算以挂在槐荫文学顶端的《猪喜剧》为例，再叽叽歪歪哈。
《猪喜剧》不是曹军庆最好的作品，但具备曹军庆的典型风格。在这篇作品中，他解决了"写什么"和"怎么写"这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文学作品的终极问题，正如"从哪里来、来干什么、到哪里去"之于人生的意义。
写什么？多数人都跟我处在同一个段位：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呗。这样的写作，看似自由，但却无甚价值，只是制造了一大堆文字垃圾。另一类人的写作，顺应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看似肩负了某种使命，实则是体制的奴才，他们制造了文字枷锁，试图以此来统治另一个阶层的人。还有一类人的写作，超越现实，打造某种理想世界，实则是一种逃避和空想。曹军庆的写作，不在此三列。
曹的作品，是指向"恶"的。体制之恶，人性之恶，还有体制之下的人性之恶，这三个主题反复出现。《猪喜剧》在揭露体制之恶这一点上，非常突出。在这个故事中，村长就是体制的代表，他是权威的，也是腐败的，他的权威滋长了腐败并且保护着腐败，使腐败成为一种常态，至少在烟灯村，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对于人性之恶，《猪喜剧》算是手下留情了。曹在指向人性之恶的故事中，刀子下得非常深，常常让人刺骨的寒和痛，但这个故事里，更多的是对体制之下的人的悲悯。嫖娼的刘发松，因为本能的性欲需要而成为屡次被抓的对象，被以村长和派出所为代表的体制所剥削；陈文广赔了夫人又折兵，最后偷偷地逃离烟灯村；陈白义似乎是个大赢家，也只不过是在村长手心里蹦哒。故事中的雌性，刘玉英和母猪，基本上是道具，任由男人们牵着走。
如果说"写什么"构建的是作家的价值体系，那么"怎么写"应该是构建的通道和途径。想写与能写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堵墙，但这堵墙对曹军庆来说，已经打通了，或者说他有自己的通道。《猪喜剧》是一个圆形的故事，以刘发松想嫖娼开始，又以刘发松嫖娼被抓结束，用故事的完整来映衬体制的坚固和人性的脆弱，可谓一箭双雕。其间以猪为线索，猪的走向和人物命运互相交织，形成鲜明的对照，喜中见悲，可谓匠心独具。曹的语言风格是冷调的，但并不是一味的冷，在描写猪的时候，运用了暖色和亮色，这种把握和驾控，让故事的可读性更强。
"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每个写作甚至写字的人都无法回避的，而作品完成之后，就脱离作者走向读者了，某种意义上，读者才是作品的拥有者。写作的悖论之一就是：作者失去作品却仍然要对作品负责，读者拥有作品却不承担责任。这也是我敢于对写作、对曹军庆的写作说三道四的原因，我是读者我怕谁？所以我还武断地说默然喜欢张嘉佳的风格但不喜欢曹军庆的风格，不管他怎么想，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前面说的关于文学的两个问题，都是文学内部的问题。文学更大的问题在外部，即文学本身存在的价值及存在的方式问题。这个话题太大了，是那些"家"们考虑的，甚至是体制考虑的。我只知道，文学这东西挺好，可以结识像默然这样的文学男青年，可以让时间变得更柔软，可以让自己获得安慰而不必成为祥林嫂。
一句话，当文学在心里的时候，我也能象猪一样，把悲欣交集的生活过成喜剧。默然以为如何？
注：2010年3月8日，安经历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我却连一句话都插不上，终日游走在文字中，获得一些安慰。
09、不能对抗的忧伤--读小雅《春天，那些墓碑》《春天，那些墓碑》是小雅日志里的简略标题，她还给这首诗一个正式的、完整的标题：《我这样经过它们的肃穆与庄严》。
那些墓碑，在她必经的路边。那天中午，我在北环路口等她，风从东边吹来，夹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阳光越过梧桐树叶的空隙，斑澜地落在地上，也落在地上的墓碑上。墓碑有两排，整齐地躺在马路北边，一排在刷漆，另一排在刻字。它们都是长方形的，一米来高，最简陋的那种。在墓碑的北边，是一个院子，一些人进进出出。
小雅低着头，那是她走路的习惯；她的另一个习惯是系围巾，风把围巾吹起来，拂过她的脸，这时她抬了一下头，露出眼里的忧伤。那些忧伤，一直都在，有时候在眼里，有时候在眉间，有时候在一声叹息。
那天我还不知道在她一抬头的忧伤里，诗歌已经诞生：我一天四次经过它们肖国英刘想荣这些名字在我脑海里成了一个谜。他们是谁？死于何年？葬身何处？那一起深埋在地下的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看到墓碑，生出的这些疑问，就是墓碑主人的一生；而提出这些问题，蕴含了小雅对生命的关怀以及对生命现象的思考。
女人最好不思考，凭着天生的直觉感性地过日子就好。这是个男权的社会，能够提供给女人的资源以及女人能够争取的资源都非常有限，我们祖祖辈辈的女人都生存在夹缝里，被外来的和内在的力量挤压着，越来越干瘦扁平。我们跟自己对抗，跟环境对抗，甚至还要对抗那些不相干的人事，如小雅在诗中写的：
一个活人被几个死人纠缠--走路的时候她低着头看不到两边的绿树上班的时候她盯着白纸看不见窗外的蓝天深夜她辗转反侧闻不到夜晚的潮气。在我们之前，有许多女人在对抗；在我们之后，会有更多的女人要对抗。这种对抗，并不是要竭力反对什么，也不是要拼命取得什么。这种对抗，只是一种维护，一种小心翼翼的维护，维护生命里那一份挥之不去的忧伤。
对女人来说，忧伤是生命的维生素，是不可或缺的成分。女人的忧伤刻在遗传密码里，与生俱来，子宫、乳房、阴道甚至大脑，这些器官都是盛装忧伤的容器。而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必须接受来自体制和环境赋予的种种不公平，我们无法抵挡，抵挡这种不公是一场战争，会让我们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容器里，再添一份忧伤。
当然，男人也有男人的忧伤。如帕慕克，他对伊斯坦布尔倾注全部深情，他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和孤立，充满了帝国斜阳的忧伤，但他别无选择，"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男人的忧伤宏大而壮烈，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忧伤创造或者毁灭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
在这样的忧伤面前，女人的忧伤显得微不足道，女人最担心的是：有没有人与自己一起，承载那些小小的忧伤，这一点，小雅表达得非常准确：
我这样放慢脚步经过它们的肃穆与庄严。它日也愿有这样的人小心翼翼与我休戚与共。
女人的忧伤太多太多，多到容器无法盛装，以致溢出成泪；小雅的忧伤也多，但溢出成诗。常常有男人问我：小雅到底要表达什么？我无法回答。尽管我懂得她的每一首诗以及诗歌背后的事件，但我无法让他们明白那些忧伤，女人的忧伤，生与死的忧伤，爱与恨的忧伤，得与失的忧伤，乐与痛的忧伤。
10、动物联想--看《动物世界》一露台上躺着甲虫，触须和腿脚全伸直了，一动不动，肚皮向上，黑压压的一群，象是集体遇难的样子。这种虫活着的时候很凶悍的，用拖把赶，会顺着拖把爬上来；用水淋，会在水中浮游翻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