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时，因太平天国要造清朝皇帝的反和“敢将孔孟横称妖”，清朝当权者及其御用文人就把洪秀全贬斥为异教徒和暴君了。当时有人写诗云：“扫除塔庙传元魏，焚弃诗书踵暴秦。最是病狂堪一噱，仲尼日月毁遭频。”对洪秀全“焚弃诗书踵暴秦”的反传统文化行动，曾国藩在1854年写了“卫道辟邪”的《讨粤匪檄》，指责太平天国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使“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应该说，太平天国推行的那种试图抛弃一切传统文化的过激行为显然是错误的；但曾国藩以封建卫道士身份祭起孔孟之亡灵，把洪秀全视作一个大逆不道的邪教主和暴君，却是别有用心的。正是根据以上有关史料，新中国成立前就有学者得出了洪秀全是“继秦始皇之后”的“第二个”大规模焚书暴君的结论。也有学者认定，太平天国政权是个背叛孔孟、违反中国道统的邪恶政权。
最早起来为洪秀全翻案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指出，洪秀全是“反清第一英雄”，推翻了几千年来总是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旧案，把曾国藩等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我们认为孙中山翻这案，是针对清朝腐朽黑暗反动统治而言的，是实事求是的。相反，那种要“将洪秀全这个暴君和邪教主送进坟墓，给太平天国划上句号，从根本上来说，是曾国藩对中国的重大贡献”的观点，要把孙中山颠倒过来的历史再颠倒过去，那才是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又不实事求是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学术界对洪秀全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与褒扬。1964年，戚本禹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论争，使得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极“左”思潮在中国大地上泛滥。在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美化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的做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被说成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洪秀全被称之为革命领袖，甚至以他为标尺，以此来区分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功过。一时间，洪秀全头顶佛光，被吹捧成“千古完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再呈百家争鸣局面，对包括洪秀全在内的若干历史人物的功过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虽然长期以来神化洪秀全所形成的思维惯性还不时有所反映，但总体来说，对洪秀全的评价逐渐趋于人化。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一些学者以反激进主义为宗旨，祭起“告别革命”的大旗。他们认为，“20世纪的革命方式确实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他们否定20世纪中国发生的一切革命，太平天国被称为“洪水滔天，鬼魅横行”，洪秀全被认为是“有轻度精神病的准皇帝”、“暴君”和“邪教主”，甚至认为洪秀全不存在鬼化问题，因为洪秀全本身就是魔鬼。
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历史的洪秀全是一个人，不是神也不是鬼，无论将其神化或者鬼化都没有反映他的历史真面目。所以，对洪秀全的评价既不能神化，也不能鬼化，只有人化才是正确评价洪秀全的唯一途径。
洪秀全一生的业绩主要是：
1.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对动员群众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他所写的《原道救世训》、《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为太平天国起义作好了思想舆论准备。经数年努力，洪秀全在杰出的农民领袖冯云山的帮助下，拜上帝会得以迅速发展，为金田起义奠定了基础。
2.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陷落前夕，洪秀全领导了这场农民战争的全过程，历时14年，势力发展到18省，先后攻占600多座城市，给了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
3.两次建立领导核心。前期，在永安建制分封诸王，使太平天国初具规模，加强了领导力量，提高了太平军战斗力，为太平天国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基础；后期，在“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局面上，洪秀全选拔了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主持军事，任命洪仁玕提理天朝政务，形成了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使太平天国能继续坚持斗争。
4.颁布革命纲领。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改变土地制度和其他改革社会的措施，表现了农民反封建的要求和解决土地问题的强烈愿望。纲领内容的完备性和深刻性，使太平天国革命达到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境界。1859年颁布了洪仁玕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写的《资政新篇》一书。这是后期太平天国的重要政纲，说明他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上，较同时代的地主统治阶级思想开明，眼界开阔。
《天朝田亩制度》与《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颁布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虽然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但其进步意义并不容轻率否定。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对土地问题和政权组织问题作出规定。其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小生产者朴素的愿望，而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骗人的门面话”。它提出平分土地，反映了其革命性、进步性的一面，为起义农民描绘了一幅理想蓝图，对于鼓舞起义农民的士气至少是有直接作用的。不过，由于它杂糅了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信仰，使其内容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使得平分土地这一设想无法实现，只能继续实行“交粮纳税”，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封建性、落后性的一面。总之，它虽未实行，但部分地区的农民分得了一些土地，或者减少了赋税，生活有一定改善，史书上也有所记载，这是不能否定的。洪秀全对待《资政新篇》这样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不仅认真阅读，而且对其中的“兴舟楫之利”、“兴器皿技艺”、“兴银行”、“兴宝藏”等发展资本主义的建议，都作出了“此策是也”或“是”的批示，表明洪秀全对发展资本主义是表示赞成的。
我们虽然不必据此认为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但洪秀全面对“西方真理”至少没有斥之为“奇技淫巧”而加以反对，这是事实。
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是与他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乃至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愿作洪秀全第二，即可见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由于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新的阶级和先进思想，洪秀全不可避免地要重蹈历史上农民运动领袖的覆辙，犯了不少甚至严重的错误。太平天国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之下失败了。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严重错误也是不可忽视的。
洪秀全的错误主要在于：
1.建都天京后，不思进取，日益封建化，过早称王，大过其享乐腐化的皇帝瘾，成了天国最大的皇权主义者。终于导致1856年秋的大悲剧——天京内讧。内讧等于自杀，几乎葬送了革命。
2.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任人唯亲，信天不信人，又成了一个日益迷信的宗教狂，试图用“天父天兄”的精神鸦片来治理天国，结果更加速了天国的覆亡。因此，有人说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是一个邪教。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发动农民起义并建立政权，最终也因偏执信仰拜上帝教而丧失政权。可以说，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吹响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号角，也因拜上帝教而唱起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挽歌，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从这一过程来看，洪秀全所创立的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政治性宗教，而不是一个政治性邪教。
一方面，洪秀全是一个虔诚的拜上帝教教徒，而不是蒙蔽信徒的教主。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鼓吹教主崇拜而自己并不相信自己所设立的邪教。洪秀全和古今中外的邪教头子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因为洪秀全对自己创立的拜上帝教中的“皇上帝”有着执着甚至是偏执的信仰。另一方面，洪秀全并没有全盘吸收基督教教义，他将独尊上帝的教义和中国古代崇敬上帝的神话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宗教——拜上帝教。他对拜上帝教的教义深信不疑。1864年天京危急之时，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洪秀全却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天京没有粮食，他却要合城俱食“甜露”，由此而导致大病缠身，足见其对“皇上帝”、“天兄”的信仰已深入骨髓。再一方面，利用宗教发动农民，组织农民起来参加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太平天国之前已有诸如太平道、弥勒教、白莲教利用宗教发动农民起义。潘文将洪秀全所说的“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
《清军奏报与太平天国交战图》
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简单地归为邪教，认为洪秀全在宣传世界末日。洪秀全宣扬大灾降世的目的，是为了鼓动农民参加起义。世界上几乎一切正统宗教都宣扬救世论，如基督教和佛教都以救世为其基本教义，“行善去恶”，以修来世之福。洪秀全倡导的“救世”是“救今世”而不是救来世，他渴望建立人间的现实“天国”，这与邪教蛊惑人心、煽动信徒不惜以牺牲今世的生命去换取来世所谓的幸福是有根本区别的。另外，洪秀全妻妾成群是封建帝王思想滋长的结果，与邪教利用歪理邪说奸淫妇女是不一样的。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地位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如废除买卖婚姻制度，建立具有法律效能的婚姻秩序，凡男女自愿结婚者，经审查后发给盖有官印、绘有龙凤的证明“合挥”，即是合法婚姻。又如禁止强奸妇女、废除女子缠足，规定“凡强奸，经妇女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等，表现了对妇女人格的尊重。虽然太平天国时期妇女的解放是有限的、局部的，但与清王朝是不一样的，更有别于所谓邪教。
3.紊乱朝纲，治国无方，效法封建帝王“众建诸侯而削其力”的方法，滥封王爵达两千七百余人，几同儿戏，结果使革命内部更加分裂，终于被中外反动联军各个击破。正如李秀成所说，天王是“自惹而亡”。洪秀全的悲剧与太平天国的悲剧正是这样不可避免地发生的。对洪秀全的错误，我们应当正视，但要从当时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列宁说：“如果评论一位革命家，只看到他遭到的牺牲在表面上是无益的，往往是无结果的，而不顾他的活动内容，以及他的活动同以前和以后的革命家联系，如果这样来评价他的活动的意义，那末，这不是闭塞无知和愚昧透顶，就是有意暗中维护反动派的利益，为压迫剥削和阶级压迫做辩护。”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洪秀全虽然犯了这样那样的甚至严重的错误，但功过是非相比，过不掩功，仍不愧为近代历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家。孙中山就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并将他创立的旧三民主义，看作是对洪秀全开创的太平天国事业的继承和发展。“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主义，是对太平天国“奉天讨胡”的承继和发展；“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是对《天朝田亩制度》中“田产均耕”的思想的发展；“建立民国”的民权主义，虽然是孙中山先生顺应时代潮流的创新，但也是总结了太平天国“大家想做皇帝”而自相残杀的反面教训的结果。正如我们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所指出的那样：“（孙中山）先生承接了太平天国的正统，而淘汰了他们的帝王思想宗教思想。”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显然受到洪秀全的影响并总结了太平天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神化洪秀全固然是不对的，但魔化洪秀全更加荒唐。因为那种把他贬斥为“邪教主”、“魔鬼”来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运动的观点，既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也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从他所处的时代客观公正地评价他，不是在为一个半世纪以前清王朝的压迫、剥削作辩护，只是想还洪秀全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的本来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