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最为传统史家所厌恶的，是“多欲好动”。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给他的安定富足的统治基础，却不以“守成”为满足。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希望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规划和改革，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迁都洛阳、开凿运河、重修长城、招徕四夷，每一个举动都是惊天动地。同时，因为好奇心强，探索欲盛，他一生做了许多其他帝王没有做过或者不敢做的事。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远至青海旅行的人。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而返。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所有这一切，都触犯了传统文化之大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欲望”、“多求”和“好动”一直被认为是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中国文化敌视欲望。朱熹就曾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改革”、“兴作”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炸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虽然在隋炀帝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雄厚的财政基础，使他有理由认为大隋王朝的富足应该被利用起来，为整个帝国谋得更大的利益，但这并不能成为传统文化原谅隋炀帝的理由。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对隋炀帝的厌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失败，更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与主流文化的相克。因此，我们对他的厌恶，不仅仅是意识的，而且是下意识和潜意识的。这就是为什么隋炀帝比秦始皇受到历史更不公正待遇的原因。
无论历史上的隋炀帝到底真实面目如何，一个周知的事实是，隋炀帝自伴随亡隋的败迹黯然辞世起，便有盖棺定论，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皇帝。千余年来，铁案如山。我们无意只在“翻案”二字上作文章。评论历史人物，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瑕不掩瑜，归根结底要看他历史活动的社会意义，是进步还是反动。平心而论，隋炀帝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而完全否定那最后湮没在农民战争的血与火中的，却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隋炀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隋炀帝；即使这样，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隋炀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让我们拨开那些苛刻歪曲的评价和戏剧传说的重重迷雾，重新认识杨广的真实面貌。
杨广在位14年，文武双全，才华横溢，战功卓著。“统一江山”、“修通运河”、“改革创新”，是他一生所为的概括。
一、亲自指挥完成国家统一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五十余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当时人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为南北……”当年苻坚百万大军都没有突破长江天堑，可见这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可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在江南花了十年来笼络人士，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这要比李世民指挥部队平定各路农民起义与割据的小军阀的战功要更为卓著。
二、修建畅通国家命脉——运河
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公元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公元610年又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到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今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之际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地加强。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
三、创立科举制
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他开设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隋炀帝时，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单就这些而论，还能认为隋炀帝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吗？我们差不多可以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大运河畔的扬州，既是隋炀帝事业的起点，又是生命的终点；如今魂魄仍在那里飘荡着，像一个千年的流放者，孤独而寂寞，身后骂名滚滚；又像一个千年的守望者，默默守望着千年的沧桑巨变。“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古老的运河，像一首缠绵哀怨的诉曲在向世人诘问：“他身后的评价客观公正吗？历史难道还仅仅以成败论英雄吗？”
严嵩——奸相还是贤相
严嵩（公元1840—1567年），字惟中，江西分宜人，本传列于《明史·奸臣》中。而“奸臣”条下有“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祐，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生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之语。这便是对“奸臣传”传主们的判词，分宜不幸，落入彀中。然检读记嘉靖朝事之正史、野史，严嵩都不应列入“奸臣传”。奈何众口铄金，已成定谳。一代名人严嵩究是奸相、贤相抑或庸相，实在是应该重新认识的。
一、关于严嵩“窃弄威柄”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年的丞相制度；至明成祖始设内阁，但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即便自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起不再上朝，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明史·严嵩传》载，严嵩任首辅后，“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其势。”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却是紧握皇权的。因此，任何一位“权臣”在世宗朝绝无“窃弄威柄”的可能。再如赵善政的《宾退录》卷四上说，欧阳必进（都察院左都御史）与严嵩为儿女亲家，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经嵩哀求再三，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又何谈把持朝政、结党营私呢！由此观之，说严嵩“窃国柄政”不过空穴来风而已！
二、严嵩与世宗的关系
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世宗猜忌、多疑、嗜杀，不仅如此，他待人冷漠，对自己的妻儿、侍婢、臣僚无不无情无义，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十月的“宫婢之变”。
《春明梦余录》记有因“大议礼”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鲜有能善终者。盖密勿之地，易生嫌疑，代言之责，易招议论。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这番话是说，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要甘当替罪羔羊。严嵩任首辅十五年，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也是很不容易的。世宗崇奉道教，力赞玄修、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因此“谀”、“媚”是阁臣们的共性，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例如宫婢之变后，世宗避居西苑，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世宗欲重修宫殿。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故不同意重修宫殿。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对此，时人“颇善嵩对，而微谓阶之谀旨”（《献征录》卷16）。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关于这一层，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因此，世宗对严嵩也多有褒奖，如赐严嵩“忠勤敏达”的银印，赐其藏书楼曰“琼翰流辉”，奉玄之堂曰“延恩堂”，赐字幅曰“忠弼”等。即是令其致仕时，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嵩小心忠慎，”致仕后的待遇，较其他首辅亦见优越，“其致仕去，仍令驰驿去，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世庙识余录》卷22）。这也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并无二心，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
那么，执意说严嵩为“奸相”，就匪夷所思了。
三、关于严嵩之贪鄙
严嵩之“贪鄙”是令他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
王宗茂《纠劾误国辅臣疏》云：“嵩挠吏部之权，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天下名区，听其拣择……嵩揽兵部之权，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管事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果价或至千金。如己酉年，因人论劾，自分莫逃，欲潜搬家属回籍，其他财物玩好，不暇殚述，但闻治装之时，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前列数十桌，嵩坐于后，愈出愈奇，惟见桌之前增，椅之后退，尚无置处，盖不知其数目。”
邹应龙《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云：“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
《明史纪事本末·严嵩用事》说：“永寿共和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熷争立，以白金三千赂嵩。”
赵善政《宾退录》说：“严世蕃之籍，有金丝帐，累金丝为之……又有金溺器等物，执政者以为不可闻，令销之以金数报。”
严嵩之贪，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
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四年三月条云：“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玉带二百余条，金厢瑇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件，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龙卵壶五把，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件，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
陈弘谟《继世余闻》则说：“严嵩籍没时，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亦不减此数。”
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一半入内库，而当时仅十万两入库，世宗问道：“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明世宗实录》卷519）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徐阶是否故意虚报，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从史料来看是有的，连徐阶主持编修的《明世宗实录》也难掩其真相。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国家亦未收，也未隐慝流失，这是否表明它根本就不存在，而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如果说严嵩之贪“犹仅若此”，那么，我们对沈练、杨继盛、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