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对大多数人而言，高足杯不能算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我们今天的酒杯，尤其是喝香槟这种很有情调的酒时，这种上部为杯或碗形，下部为高柄当足的器物，能够把我们的情感宣泄得淋漓尽致，一杯酒在手，万千情愫涌上心头，所以，很多人都在它里面寄托了太多的情感，然而，关于这种器物的来源和发展历史，却是鲜为人知的，早期的历史文献多是不见记载的，直到五代十国的周羽冲在《三楚新录》中才出现“高足碗”的名称。清代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中·唐器》之“高足碗（原注：十国南平器）”条记：“周羽冲《三楚新录》：高从诲时，荆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竟置用之，谓之高足碗。”不过，熟悉唐宋瓷器的人们应该都知道，《三楚新录》文中的“高足碗”，并不是元明时期常见的那种高足杯，而是类似北宋青白瓷中常见的高圈足碗，这种碗的圈足通常高1厘米以上，有的高达1.8厘米左右，相对于唐、五代十国时期常见的矮圈足碗和玉璧底碗，这种高圈足碗确实可以称为“高足碗”了。
《中国陶瓷史》中在论及元代瓷器的造型时，明确指出：“四系小口扁壶、高足杯、僧帽壶及多穆壶是元代的新创品种。”并说“高足杯是元明代瓷器中最流行的器形。口微撇，近底处较丰满，承以上小下大的竹节式高足，是高足杯的典型式样。”曾有人对元代青花瓷的器形数量做过统计，得出“就国内所藏元青花总数说，高足杯约占22%”的结论。1999年在景德镇湖田窑出土了一处元代“枢府窑”遗迹，“此次出土的枢府瓷，在器形上以高足杯最为常见，数量占总数的95%以上。”在新石器时代，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出土过一件非常精致的黑陶高足杯。以后各朝各代也出现过一些造型不一的高足杯，其中造型最为奇妙的当数1984年在江西省南昌县小兰乡南朝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高足转杯，该杯整体似高足盘托高足杯，杯直接套坐在盘中杯足上，杯体可左右转动，可谓构思奇巧，工艺精湛，为南朝青瓷中难得的珍品。不过，总体来说，是元明朝成就了高足杯发展的鼎盛时期。
对元代瓷器中为什么会突然涌现出来大量的高足杯，考古界至今还没有给予满意的解释。著名陶瓷专家张浦生先生的简单解释也许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高足杯盛行于元代，它适用于蒙古人善骑喜饮的习俗，最初为马上饮酒而制（所以高足杯又称马上杯），后来也称靶杯，可以摆放果实。”似乎高足杯最初是蒙古人的饮酒器具，高足杯出现的历史背景是随着蒙古族入主中原，从而在国内大量出现。
但是也有人不这样认为，有专家就曾说过，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外出时携带的酒具并不是高足杯，而是“革囊”。追随成吉思汗西征的耶律楚材曾写道：“天马西来酿玉浆，革囊倾处酒微香。”元代后期许有人也有“悬鞍有马酒，香泻革囊香”之句。“革囊”又称“浑脱”，“北入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以盛奶酪，谓之‘浑脱’”。可以说，用“革囊”（“浑脱”）携酒外出狩猎或征战，才是蒙古人的特色。由此看来，这里的革囊的本质还是牛皮呢。
再说“靶杯”之名。朱琰《陶说》卷六《说器下·明器》之“红鱼靶杯”条：“[按]靶，辔靶也，从革。总之，皆手把处。《稗编》刀靶，《古镜记》剑靶，皆借靶，原可通用。然《妮古录》哥窑八角把杯作把。靶杯从手，作把为是。”朱琰在这里明确说明了“靶杯”应该就是带把的杯，“靶”与“把”可以假借和通用。因此，靶杯或靶盏之名，与高足杯一样，都是人们根据其造型给取的名字，就是指带把（柄）的杯或盏，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意义。
那么，高足杯在元代突然间大量涌现，既然与元正朝的统治者——蒙古族的饮食器皿无关，那又与什么民族的文化艺术造型有关呢？
在寻寻觅觅的探究和追溯中，雪域高原逐渐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其中，一个精致独特的铜碗套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有关书籍是这样描述它的：“这件铜碗套是为装高足碗而特制的，通体鎏金并遍饰装饰图案，盖子与套身沿部刻曲带纹，盖子上分为3个同心圆，透雕花草等纹饰。套身上透雕龙纹和卷草等纹样，局部镶嵌绿松石。套身两侧各有一个可以穿带的把手，从而可以了解它的携带方式。”看见这件碗套，相信你也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高足杯在造型上上大下小，重心不稳，原来是要配碗套使用。“藏族男子外出时碗不离身，并认为碗被打破是很不吉利的事，故藏民携之外出时，常以碗套盛装。”又说明了这种带碗套的高足杯原来是藏族同胞的饮食器皿。书中还告诉我们，碗套有各种质地，除上述铜碗套外，还有木碗套、麻编碗套等，西藏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宣德景德镇窑青花八宝纹藏文高足杯就附有麻编杯套。知道了高足杯配有诸如此类的碗套后，反过来再思考“马上杯”之名的由来，也就不难理解了。原来“马上杯”之名是与藏民骑马外出携带高足杯有关。
当然，高足杯不可能是完全用于外出活动的场合。那么，在室内静止状态下它又是如何使用的呢？西藏布达拉宫收藏的一件明代宣德时期的青花藏文高足碗及其鎏金莲花纹银碗座，给出了答案。其文字说明，“这种青花瓷是明代景德镇窑为西藏上层特制的产品。碗座由三部分组成，上层呈罐状，罐面上刻有缠枝莲花纹，中层的圆盘边缘曲带纹，底座呈倒钟形，上饰重莲。主要纹饰鎏金。这种碗座只能在贵族家庭和高僧喇嘛举行宗教盛典上使用，代表着一定的官职身份”。
实际上，早有学者注意到了早在元代时，瓷器上就新出现了许许多多精美的装饰图案，诸如垂云纹、璎珞纹、八吉祥纹、十字杵纹、梵文、藏文等，这与元王朝极力推崇西藏的喇嘛教有关。在元青花装饰中大量涌现的垂云纹，在蒙、藏喇嘛教文化艺术中极为常见，如拉萨布达拉宫灵塔殿金顶龙首飞檐上，嵌饰有垂云纹，布达拉宫大殿栋梁上满雕垂云纹，西藏萨迦寺内佛堂的佛幡上也饰垂云纹。元青花装饰中常见的缀珠纹，则同拉萨达赖灵塔上的缀珠装饰风格一致。元青花装饰画面上的垂云纹和变形莲瓣内经常缀饰的“八吉祥”，也是受蒙藏喇嘛教文化影响的产物。再如僧帽壶和多穆壶都是受西藏喇嘛教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新器形。僧帽壶的造型为平直壶嘴，粗颈，扁圆球腹，圈足，一侧有把手，是藏传佛教使用的一种茶壶，因形似萨迦法王的僧帽而得名。多穆壶的“多穆”一词原意为盛酥油的桶，口沿上加僧帽状边，又添加把手和流，遂成为壶，亦可盛酒，这种器物是藏族一种造型别致的器具，在藏区亦称作“良木”。所以，从西藏博物馆和布达拉宫管理处收藏的上述明代高足杯及其杯套杯座来看，高足杯这种器形在元代瓷器中大量出现，可以肯定也是受了藏族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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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最早的元高足杯
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元明时期常见的高足杯是有确切纪年可考的，时代最早的要数1998年北京颐和园的耶律铸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一件带“王白”铭文的枢府卵白釉高足杯。从墓中出土墓志，可知耶律铸夫妇下葬于元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墓主耶律铸是元代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的次子，他崇尚“以儒治国，以佛冶心”的思想，曾受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官至中书省左丞相。该墓出土的这件高足杯，瓷质细腻，制作精美。但是，同墓出土的文物却并没有与之配套使用的杯盖和杯托。
高足杯的造型与时代的关系
元明时期虽同为高足杯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在造型上，两个朝代的高足杯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也许可以从时代特征中找到答案，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极海表”，在历史上是空前辽阔广大的。国家的统一，使南北之间、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也比以前更为密切。从高足杯的造型在元明时期发生的变化，可以看出一些藏、汉文化交流的影响。元代的高足杯在造型上大都显得重心不稳，主要是因为足部较高较直，且多竹节形；而明代的高足杯则重心平稳，因为其足部明显变矮变大，且多喇叭形。根据明代高足杯常与梅瓶相伴出现的现象，不排除明代高足杯在使用功能上发生了变化，很可能被汉民族吸收改造成了酒杯，因此其杯托的造型也就更像宋元以来汉民族地区流行的盏托了。
精致的宣德釉里红
宣德一朝在位时间仅为10年，但却是中国陶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段时期，瓷器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相当可观的，后人对于宣德朝的青花、釉里红、红釉、甜白釉和仿官、仿哥瓷器，都是推崇备至。尤其宣德釉上的彩瓷更引人瞩目。这是宣德时期著名的釉里红品种，其敞口、弧腹，下接高足。平砂底，杯身外以釉里红装饰，釉里红的色泽明亮艳丽，所绘三尾鳜鱼，头圆而尾大，皆采取了涂抹的绘画方法，三尾鱼的形象并不具体，是以中国传统写意画的方法来表现的。
釉里红是一种以铜为呈色剂的釉下彩装饰技法。宣德釉里红瓷器都是官窑器，除了三鱼纹高足杯外，还见有三果纹高足杯，及少量的云龙纹盘等器物，而其中的釉里红三鱼纹高足杯则是最为著名的，从明代起就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宣德年造红鱼靶杯，以西红宝石为末，图画鱼形自骨内烧出，凸起宝光，鲜红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