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点，这就是希特勒别有用心地利用。在一个时期内，希特勒竭力造成一种唯有共产国际和苏联才是德国敌人的假象，英法统治者相信了这一点。
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利用英法美的“不干涉政策”和“祸水东移”的阴谋，展开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一方面扬言“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方突进，俄国必须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中划掉”；另一方面却暗中决定，德国还“必须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在数年之内将首先对付西方，然后再对付东方。”希特勒的“声东”是为“击西”作掩护的，是用反苏反共的叫嚣来麻痹英法美，以便乘西方缺乏准备时，打它个措手不及。其实，德国的主要注意力首先放在西欧。它只有占领西欧，依靠西欧的经济实力、资源和有利的战略地位，才能为将来称霸世界打下基础。它要向海外扩张，首先必须霸占欧洲；它要向东侵占农业地区，首先必须占领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由此可见，希特勒没有把侵略矛头指向英法只是暂时的。
而此时，英法也企图使祸水东移。长期以来，张伯伦搞绥靖政策就是怀着这种祸心。英法政府害怕法西斯侵略危及自己的利益，总想把它从身边引开，鼓励法西斯德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东方，去攻打苏联，让苏德互相厮杀，而它们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样，既可以保住西方国家的安全，又可以等到苏德两败俱伤时由它们出来收拾残局。为此，张伯伦政府不惜牺牲西班牙共和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把这些国家作为换取希特勒东进的礼物。这种心理正被希特勒所利用，从而导致绥靖政策愈演愈烈。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以上几个方面因素，促使以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绥靖政策，企图以牺牲他国利益，保住其霸权地位。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情非得已”，但最终的结果是纵容了侵略，加速了大战的爆发。执行绥靖政策的英法等国，也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历史的经验说明，制止战争、保卫和平，既不能靠乞求、屈服，更不能抱有牺牲他人、保全自己的祸心。唯一正确的政策是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民族，对侵略行径作坚决的斗争，才能陷敌于四面楚歌，粉碎其侵略扩张计划。
向法西斯媾和的丘吉尔
温斯顿·丘吉尔（Churchil），是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首相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面对法西斯德国对伦敦连续十个月的狂轰滥炸，他以不屈的精神率领着英国人民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本人正直、勇敢、坚强的个人魅力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敬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反法西斯英雄在“二战”期间竟然与纳粹头目墨索里尼有过“不正当”的媾和交易。
根据前意大利反法西斯游击队员路易·吉卡里西米透露，1945年9月的一天，丘吉尔在意大利科莫河上以作画为名，取回了他在德军入侵英伦三岛威胁最严重的时候，身穿戎装，口叼雪茄及面带微笑的丘吉尔给了英国人民莫大的鼓舞。
“二战”中写给墨索里尼的信件。在这些秘密信函中，丘吉尔试图答应墨索里尼战后将地中海的一些岛屿划归意大利，以此作为筹码，希望意大利不要卷入二战，不要加入德国同盟。
据卡里西米称，他是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这份信件的复印件的。作为反法西斯游击队成员的吉卡里西米在科莫工作的时候，曾经配合过一名来自意大利共产党总部的女官员，强行打开了科莫意大利共产党支部负责人戈雷里的办公室。而这位负责人曾经抓到过墨索里尼。在那里，卡里西米发现了他藏有从墨索里尼处得来的黄金、现金和一些文件。吉卡里西米感觉事情重大，便偷偷将一份装在红色小信封里的文件偷偷放进了自己的裤兜。这份“偷出的文件”就是丘吉尔与墨索里尼来往信件的复印件。
在这封信中，丘吉尔试图和意大利方面达成妥协，让意大利抛弃自己仍在两线苦战的德国轴心国盟友，单独和西方媾和。丘吉尔信中内容，完全违背了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当时，美英两国首脑强调：所有轴心集团国家都必须无条件投降。如果文件属实，势必会对丘吉尔首相的形象造成莫大的影响。
但是，这些只是复印件，原件究竟在哪里呢？有人说，在墨索里尼的死亡真相中很可能找到答案。
对于意大利纳粹头目墨索里尼的死亡，官方的说法是，他是在1945年4月28日死于意大利游击队员之手，处决令是绰号叫“瓦勒里奥上校”的游击队长瓦尔特·奥迪西奥下达的。处决后，他的尸体随后被倒挂在米兰的广场上任人唾弃，而那张墨索里尼与其情妇倒挂着的死亡照片更是妇孺皆知。然而，根据英国《泰晤士报》8月28日援引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伪装。实际上，墨索里尼等人在28日上午11时便已经被处决。送墨索里尼归西的也不是意大利人，而是由英国秘密特工带领的一个二人小组；下达处决墨索里尼指令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
负责处死墨索里尼的“二人小组”由英国“特别行动处”特工罗伯特·马卡罗尼带领，他的绰号叫“约翰队长”；另一人叫布鲁诺·洛纳蒂，是一个可以自由接近被关押的墨索里尼的意共游击队员，他的绰号是“吉亚科莫”。洛纳蒂战后成了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一名经理。洛纳蒂称，“约翰队长”在整个意大利，只需对盟军意大利最高指挥官、英国将军亚历山大负责。他携带重要指示潜入意北部活动，特别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墨索里尼。洛纳蒂回忆说，墨索里尼和情妇贝塔茜在边境被意大利共产党逮捕后，“约翰上尉”就和他一起偷偷前往关押地点——贝尔蒙特别墅。因为他们得到风声，墨索里尼被捕时紧紧抱着一个公文包，他口口声声对游击队员说公文包里面的东西“对于意大利的未来命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洛纳蒂回忆道：“当我们进入别墅时，看到贝塔茜坐在床上，神色平静，显然她早就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墨索里尼站在床边，当时脸上的表情非常惊讶。约翰将我带到门外对我说，来自伦敦的最高指示，他奉命来处死这两人。之所以要处死贝塔茜，是因为她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东西。我对约翰说，我无法向贝塔茜下手，约翰说贝塔茜可以留给他，但墨索里尼应当由我来处决，我想他心里非常清楚，墨索里尼应该由一名意大利人来处决。”洛纳蒂称，当墨索里尼在看管下踏出房门呼吸新鲜空气时，贝塔茜脸上带着一丝悲哀的笑意说道：“对我们来说，一切应该结束了。”贝塔茜请求他们杀她时最好射她的胸部，不要射她的脑袋，以防毁掉她的容貌。
墨索里尼和贝塔茜在两人监控下沿着一条通往湖边的小路走着，当走到离“贝尔蒙特别墅”不到一英里的一个拐弯处科摩湖畔时，“约翰”和洛纳蒂将两人推到一个栅栏上，随即用轻机枪朝他们身上开火。在处决完两人后，“约翰上尉”取出照相机，拍下了两名死者的照片，墨索里尼与其情妇的尸体被挂到米兰洛雷托中心广场的路灯柱上他同时还找到了墨索里尼持有的“非常重要的文件”。
在听到枪声后，意大利游击队员随即赶到现场，带走了两具尸体，并将墨索里尼的尸体竖了起来，看起来好像他还没死一样。随后，游击队员装扮成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来到了“官方刑场”，等待游击队指挥官奥迪西奥导演一场“假枪毙”。一名不知情的游击队员当时就看出了事情的蹊跷，他发现墨索里尼和他情妇的尸体“不自然地僵硬扭曲”，而且“几乎没有出血”。这表明，处决早就完成了。
洛纳蒂关于墨索里尼死亡原因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0年前，但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相信，“但经过3年的调查后，我们发现他的话是完全可信的，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意大利电视台记者席格诺·弗伦扎如是说，于是意大利官方电视台制作并播出了一部纪录片《墨索里尼：最后的真相》，也佐证了伪造墨索里尼死亡真相的真实性，同时还提供了另外一些证据，包括意大利目击者多莉娜·马佐拉的证词。当时多莉娜19岁，她称自己亲耳听到了处决的枪声，“枪响时我看了一下钟，当时是上午11点。”多莉娜称她母亲亲眼看到了墨索里尼被两个人乱枪打死的场景。还有当年的老特工、美国资深记者彼得·汤普金斯的证言，表明“约翰”当年拍摄的那些照片至今仍被英国政府保存着。汤普金斯说道：“1981年，洛纳蒂曾来到英国驻米兰领事馆，要求取回有他头像在内的墨索里尼尸体照片，然而，英国领事说只有获得授权后才能转交这些照片。后来，洛纳蒂收到一封英国领事的信，对方许诺跟上司联系，再后来就没了消息。”
丘吉尔不惜杀害墨索里尼而要取回的“重要文件”，便是那份媾和书的原件。如果这份文件旁落，那么丘吉尔在公众面前反法西斯斗士的形象就会毁于一旦，而且会使英国在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地位受动摇和质疑。为了避免蒙羞，最终这位首相还是痛下杀手。
丘吉尔向纳粹媾和，主要出于战事和个人感情两方面原因。
从私人感情上，丘吉尔一直很敬重墨索里尼。早在20年代，丘吉尔就是墨索里尼忠实的崇拜者。1927年他访问罗马时曾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是意大利人，恐怕早就穿起法西斯的黑衬衫了。”在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又进一步说：“如果我是墨索里尼，我会坚定地同法西斯站在统一阵线上，与列宁主义的欲望疯狂展开斗争，一直到胜利为止。”
从个人信仰上，丘吉尔同墨索里尼都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参与制作《墨索里尼：最后的真相》纪录片的美国记者彼得·托普金斯表示，丘吉尔试图与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达成妥协，是为了准备战后应对来自苏联的“铁幕”威胁。他说：“和墨索里尼一样，丘吉尔一生都坚持其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念，因此他早就认为和苏联的冲突将不可避免。”美国资深记者汤普金斯也持相同观点：“丘吉尔跟墨索里尼一样，是顽固的反布尔什维克者，二战期间他就已预感到与苏联即将来临的对抗。”共同的信仰，使得二人存在合作的前提。所以，即使在二战期间，丘吉尔也没有将墨索里尼视为最凶残的法西斯对手，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与之保持联系。最近一些信件的曝光，证实了二人之间秘密联系的存在。这些信件包括墨索里尼1945年4月24日写的“最后信件”，他在信中恳求丘吉尔“亲自干涉”他的境遇，确保他能“有为自己辩护和保护自己的机会”。
私人情感因素使得二者的合作有了前提，但战事的发展才是促使丘吉尔背离美苏协议，走上单独媾和之路的决定性因素。
“二战”初期，面对德国实施的“海狮计划”，英国处于非常困难的环境之中。后来，法国沦陷，欧洲大陆一息尚存的大国只剩下英国。所以，此时的丘吉尔当然不愿意再树立一个敌人。在折衷情形下，进行一场政治交易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要害在于，意大利占据欧洲有利的地理位置，它西扼地中海出海口要道，东临民族矛盾尖锐的巴尔干半岛，北靠风头正健的法西斯德国，如果能够稳住这一地区，可以暂时控制住德国扩张的势头，减缓英国面临的压力；同时，向东可以控制巴尔干地区，向南能够保障北非战场的物资供应，保障大英帝国中东石油输出。如果被希特勒捷足先登，那战争形势将变得十分严峻。
同时，这项拉拢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首先，意大利在战争问题上一向意志不够坚定，在“一战”中就是因为同盟国给予意大利的好处太少而被协约国成功策反，这一次如果给予相应的好处，意大利会不会故技重施？这未尝没有可能。另外，意大利早就对地中海地区的霸权觊觎已久，承诺给予地中海地区部分领土对意大利具有相当的诱惑。最后，对于英国而言，虽然失去了部分控制地，但因为远在地中海，所以不会造成根本利益的触动。这一系列的考虑，最终使得丘吉尔向墨索里尼发出了求和召唤。
虽然丘吉尔的筹码相当诱人，但墨索里尼接受了“一战”倒戈却无利可图的教训，在权衡利弊后还是投靠了法西斯德国。不过，在战争进入到相持甚至接近尾声阶段时，丘吉尔同墨索里尼仍保持着一定的书信往来。当然，此时的目的不仅仅是策反意大利，更主要的还是对付社会主义苏联。丘吉尔不仅希望能尽快取得“二战”的胜利，更希望尽快恢复战争的创伤，对抗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布尔什维克。只是没有想到意大利法西斯如此迅速的倒台，而那些关系到“英国和自己名誉”的书信很可能旁落，所以才上演了杀害墨索里尼和取回复印件的那一幕。
丘吉尔首相和英国人民为“二战”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但他曾经违背同盟的约定私自媾和的行为也应当为世人所知，不论他的初衷抑或结果如何，事实本身是不容欺瞒和伪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