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注重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朕一生所学者，亦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他将其所学、所知，结合国家管理实际加以发挥和运用；他亲自决策部署，处理国家事务，巡访民情，做科学试验，指挥作战，可谓兢兢业业；他把学用发挥得纵横交错，堪称学用一致、知行合一的楷模。
在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上，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反对空谈无用的学风。这使得他虽精通理学，却又能摆脱空谈之弊，此其智也。
康熙自幼熟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和《易》、《诗》、《礼》、《春秋》五经，尊孔崇儒。亲政后，把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这种推崇完全出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以巩固清政权的目的。
在儒学当中，康熙尤重宋明理学，将理学进一步哲理化、系统化，以便于利用。所以康熙说：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然而愈解愈难解。到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康熙把宋明理学奉若神明，且深有体会地说：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妙，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理不能内外为一家。他经常与大臣们一起研讨理学，使满朝文武百官都深信此说。不仅如此，为把它作为统治社会的思想，特命儒臣重修明永乐时编纂的《性理大全》，命熊赐履、李光地等人“素日留心于理学者”，纂辑《朱子全书》。康熙亲自做序，并在序中说，朕集朱子之书，是恐后世借朱子之书自为名。自元明以来，着作讲解，万不及朱子，且出己见，每有驳杂，反为有玷宋德之本意。这充分表明他对保持宋明理学本色的关心。
康熙还令人纂修了《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理学名着，同时把这些书都发行到全国各地，让人读之以感悟其理。另外，康熙命将朱熹正式升配孔庙，序为第十一哲。各省学府、孔庙等采取相应措施，由此使朱熹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所注四书，由清政府明令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以致在国中上下形成“非朱子之传注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风气。康熙因此也被称为理学皇帝。
程朱理学在明末清初属于比较保守的思想体系。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曾大力抨击程朱理学，批评封建纲常和君主专制，使思想界出现活跃局面。康熙为巩固清朝江山，进一步用程朱理学禁锢社会思想，控制舆论。这与清朝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实行封建政治、经济统治的目的是相一致的。同时这也说明程朱理学是有利于统治阶级以封建统治为价值取向的学说。
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有一次，康熙听讲《中庸》之后，问讲官“知行”二者之中哪一个更为重要？讲官叶方蔼以两可之言，含糊不清地回答说：宋臣朱嘉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实践来说，则知轻而行重。
康熙对此说不满意，肯定地说还是行更重要，假若不能付诸行动，则知厌空知。为什么说行重，关键就在于学与知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指导行动：若不用、不行，学与知便失去价值了。所以读书要以致用，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唯当躬行实践，才能有益于所学。他并深有体会地说：
明理最为重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明理之后，又须实行，若不行，徒空谈何益！”
当时理学明臣大多空谈废业、坐而论道，理论脱离实际，与康熙的学用一致、知行统一的观点大相径庭。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康熙的不满。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复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
理学家言行脱节，又引起康熙提出理学的真伪问题。他对讲理学的讲官张玉书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相悖，可谓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相符合，此即真理学。对此，他一再批评汉族讲官说：道学者，必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之空言。而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
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在丰泽园以“理学真伪论”为题，对全体官员进行考试，以期引起人们对真伪理学的鉴别与注意。康熙不仅对理学家的旧习持批评态度，而且对他们愚腐不堪的主张亦行排斥与指责。如，由于理学家们主张、提倡夫死妇殉，使社会上夫死妇殉之风甚盛，且屡禁不止。康熙见京城及各省从死者甚多，便毅然下令：以后夫殁从死旌丧之例，应行停止。自王以下及小民妇人，从死亦应永行严禁。
以德服人
康熙很明智，他以求实精神教育文武百官不要徒有虚名，让诸官员和国人深思“满招损，谦受益”的深刻意蕴。
康熙深知上行下效之理，故能时刻注意以身作则，决不放任自己开恶习之先。
康熙四十二年（1703）三月十八日，为圣上五十大寿，下令停止庆贺筵宴。
早在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诸王大臣及生监（生员、监生）百姓以明年为康熙帝五十诞辰，请上尊号（尊崇皇帝之号），再三奏请始终不许。
康熙说：“朕在位四十多年，未尝一刻不以民生休戚为念，远近安宁为本务。至于说庆云、景星、嘉禾、瑞草、天书、群风之奇，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也打动不了我的心。侈言祥瑞（天人感应、吉祥征兆、真龙天子下凡不由人定）的人，只能贻笑大方，留在史册上，让后人讥笑。朕以实心为民，天视天听，要看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是夸耀功德，取一时之虚名，决不是我的意愿。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老是陈奏，我不会答应的。”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初六日，诸王大臣旧话重提，请皇帝在南巡出发之前，行庆贺礼，并进献鞍马、缎匹等物。康熙说：“我的生日你们献礼物，在外地的总督巡抚也必须效法，朕一定不能接受。我向来爱好文学，你们中谁有诗文，可以送给朕过目。”
三月十八日那天，以黄河、淮河工程告竣，颁诏全国：“朕在位四十多年来，寝食不安，勤于政事，励精图治，凡是国家攸关的大事，民间的乐利，无不时刻注意。今天海内升平，年岁稍和，生民乐业，诸位大臣认为朕五十寿辰，清上尊号，朕坚决不答应。为什么呢？因为朕不以名誉称扬歌颂为乐趣，唯以海内平民富裕为心愿。近来因为黄淮河工告成，亲往阅视，见到数省年近花甲、七老八十的人民衷心爱戴，虽然是童稚幼儿，也都欢欣鼓舞，由此可见民心皆一。诏内有利于民的，恩款三十八条，主要内容是大赦天下，凡是三月十八日昧爽（天刚亮）以前的罪犯俱赦；赏给八旗官兵银两；八九十岁以上的老者赐肉、米、绢等物；一般百姓则蠲免钱粮等。”
康熙五十六年，康熙帝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等说：“朕之生来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有一次听到讲官讲《易经》丰卦三节时说：
骄心一生，何所不止，故圣人急急惕之以忧，以为安者危之状，治者乱之机。康熙闻言，连连称赞说：这所发明极是。满招损，谦受益。圣人之道只在持满而已。在官员中有人自负才高，写出文章不许别人改动一字，康熙认为这种作风是可鄙的。他公开声称，自己登五台山时所撰的碑文“结构未能精当”，特请满汉大学士等“详加修饰，斟酌尽善，”并说：朕所撰文字，有能润色易改者，朕所深喜，不以为嫌。
在《易经》六十四卦的乾卦中有“亢龙有悔”一条。从字面讲，亢者为坑，亦可引申为池泽龙，则常被理解为皇帝的象征。亢龙有悔，谓龙陷池泽之中，为劣境所困。对皇帝进讲的章注中原有此条，但如此讲给皇帝听，似不吉利，怕有冒犯之罪，所以本讲章注在“不应讲”之例。
康熙对此问明不讲的原因后，提出新的见解。他不将亢字解为池泽，而解为过高，即偏离事物正常发展规律时所发生的不正常现象，所以不应回避，而应正视，从中吸取教训。所以，他对讲官们说：“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以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应讲，俱以次逐节过讲。”康熙的这种谦和态度令讲它们颇感宽慰。
康熙四十三年，回顾四十余年百折不挠，孜孜求治，但仍有许多事情未做好，康熙帝自责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避，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
有一日读公文，康熙见内阁所拟谕旨，有“海宇升平”等语，认为言过其实，指出：今海内虽定，民生未尽悦安，若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进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人。凡见章奏内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即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接着又说：一切颂扬之文，仅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语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张凑数，悉应停止。
自康熙二十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之日，在京的或不在京的全国各地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及达赖喇嘛等，纷纷请上尊号，约略统计达近二十次。而对此康熙一概拒绝，并反复向诸官员们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其虚名也。今吏鲜洁无效，民无康阜之体，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记，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
康熙六十年三月初四，为庆贺他御极六十周年，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上书吹捧，恭上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浚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这次的字数最多，康熙批驳得也最尖锐，他说：
“从来朕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诳不学之入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且现今西陲用兵，外则官兵被坚执锐，冒暑充寒，劳苦已久；内则人民负重跋涉，换运远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灾之处，民多受累。念及于此，唯当修省图治，加惠黎民，有何庆贺？
当时，这一连串的质问，使逢迎家们显得十分难堪。他进一步指出：
“微贱无耻之徒，谓举行庆典必有殊恩，邀望非分。”更有人以为六十六年庆典皇上必行宽大，故屡杀屡犯。对此。他断然决定：“凡诏赦恩赉等项，概行停止。所奏庆典无益，不准行。”康熙多次拒绝上尊号，始终如一，直至晚年。
教子方略
康熙从不娇生惯养子女，从严要求，不迁就过失。
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是康熙处世的基本原则。他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自己的子女从不放纵。
皇上特别注意对皇子们施行道德教育，努力进行与他们的身份相称的各种训练，对皇子的非法行为坚决制止，严加训斥。
康熙四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皇帝于行猎途中，到森济图哈达以北地方，命令侍卫吴什等人传谕随从的诸大臣说：“近日听诸阿哥（清代皇子的通称）们，经常殴打和侮辱各位大臣、侍卫，又常寻衅加害于诸王、贝勒等人。
“各位皇子现在都未有接受封爵，即使接受封爵后，除你们属下人外，凡是有罪过者，也应当上报，等候朕的处理。你们有什么资格随便鞭打他们呢？
“朕是天下之主，凡事但遵天义而行，无罪之人，未曾枉法处治。国家只有一位主宰，朕每天都祈祷上天，想要众人都平安无事，以享受太平日子。
“诸阿哥擅自侮辱大小官员，有伤国家大体，此风断不可长。你们不遵守国家的法律，横行霸道，大逞威风，致令臣仆们无法生存，是想损害朕的威信和权力，以便你们胡作非为呀。哪知道大权所在，怎么能够分毫给人呢？
“即如裕亲王、恭亲王，都是朕的亲兄弟呀，对朕的大臣和侍卫人员中，谁敢随意地鞭打和呵责呢？
“如果臣仆有获罪犯法的人，朕也断不能轻易放过，然而从来未有轻听人言、横加侮辱之事发生。
“况且我们的老祖宗，太祖、太宗曾降下训旨，不许滥行挞伐，荼毒无辜。煌煌实录，记载甚明。没想到今日竟有人在走下坡路，不法的事屡屡发生。
“去年朕巡幸兆尔河的时候，喀喇沁部的护卫、名叫茅欣的人管理围场，因科尔沁部之人行列不整，想打他们。朕还派人前往谕令茅欣说：
‘你是喀喇沁人，而责打科尔沁之人，恐怕科尔沁人民会寒心。’喀喇沁之人尚不可责科尔沁之人，你们阿哥为什么要任意地将大臣、侍卫人员。寻衅鞭打，加以荼毒。
“听着，嗣后诸阿哥如仍然不改前辙，允许被挞之人，当面追问被打的原因，稍有冤情，立即到朕面前叩阍告状，朕一定会欣然处理，决不会罪其喊冤叫屈者。
“至于你们如果听到情况，也应该据实上报，如一切隐讳，后来达到杀人的地步，难道也将隐瞒而不报告吗？你们隐瞒不报，就是你们的罪责。
如果你们三位侍卫人员，将朕这道谕旨，或漏一言，不向大家宣谕明白，使人人皆知，即将你们王法示众。”
据史籍所载，康熙共有子孙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多妻多子孙，是康熙家庭的一大特点。俗话说，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对康熙来说，可就不尽然了，他不但不感到幸福，而且感到无限忧虑，可以说多一个子孙，就多一份忧愁。他忧愁什么呢？忧愁子多则争夺皇位，继承人难选，于是有所谓的储位之争。忧愁子孙多，不成才，教育不好，成为纨袴子弟，为世人所讥笑。忧愁他们恃贵纵恣，大胆妄为，触犯刑律，不得不绳之以法。为消除以上的忧虑，康熙严于教子，宽严结合，方法得当。
康熙共生子三十五人，其中夭折者十一人，尚有二十四人可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由于严格的教育，康熙诸子，能文能武、能上能下，除个别者外，均为英奇之才。他对皇子教育，自幼年抓起，慎选教师，并亲自教诲督促，严格训饬。康熙回顾起对皇子的教育，曾说：朕经常想到祖先付托的重担，对他们的教育应及早抓起，不敢忽视怠慢，天未亮即起来，亲自检查督促其课业，东宫太子及诸皇子排列次序上殿，背诵经书，至于日偏西，还令其习字、习射、复讲，至于深夜。自春天始，一直到岁末，无有旷日。教育内容是全面的，经学、史学、文学、算术、几何、天文、历法等书本知识，以及骑马、射箭、游泳、狩猎等体育锻炼项目，同时还教以书画、音乐以及各种火器的应用。尤其注意教给诸皇子皇孙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使他们能够掌握古今之变化，治世之要道。康熙一心要把他们培养成为继承祖宗大业的接班人，防止宝鼎坠落，半途而废。
皇子长到几岁或十几岁、二十几岁，就跟随皇父外出巡视、谒陵、骑马射箭，甚至出征、野营拉练等经风雨见世面的活动，以便了解各地风情、民间疾苦，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出征噶尔丹的战争中，十九岁的皇长子任副将军，率师随裕亲王出征，是为皇子领兵之始。
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御驾亲征时，命太子坐镇京师代理朝政，其余几个皇子分别管理旗营事务，从父皇出征，参与军事议论，接受战争的考验，称得上一次诸子实战的大演习。
法国传教士白晋以他在中国朝廷的见闻，对康熙教育皇子的生动事例，向路易十四大帝作了如实的报告：
“皇上还以父爱的模范和特别关心皇子们的教育而受到人们的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