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弟左右：
初九夜接初五日一缄，初十早又接初八日巳、午刻二缄，具悉一切。
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佘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
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必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夫，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
至安庆之围不可撤，兄与希庵之意皆是如此。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大抵欲言兵事者，须默揣本军之人才，能坚守者几人，能陷阵者几人；欲言经济，须默揣天下之人才，可保为督抚者几人，可保为将帅者几人。试令弟开一保单，未必不窘也。弟如此骄矜，深恐援贼来扑或有疏失。此次复信，责弟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评点：为何发这么大的火
老九九月初五的信已失传，他的信上到底说些什么，我们已无从知道了，但从曾氏的信中可以略窥一二。
老九大约是谈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遏制英法联军进京一事上未尽全力，皇上对僧部的使用有所保留，同时也议论到留京全权处理与英法联军谈判事宜的恭亲王奕。另外，老九也可能主张消极应付北上勤王的诏旨。
曾氏对老九的这封信，极为不满，极为反感，甚至以再写这样的信便不答复来表示他的坚决态度。曾氏如此对待胞弟，先前没有，以后也未见，可谓空前绝后。他为何要发这么大的火?真的是老九的意见十分荒唐悖谬吗?即便十分荒唐悖谬，这是亲兄弟间的私信文字，并非见之于公牍奏章，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依笔者揣测，曾氏的发火，首要的可能还不是在意见的对与不对，而是他认为老九不该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说明老九的脑子里有许多不安本分之念。一个远在江南的偏师统领，有什么必要对京师的政局，对皇亲国戚(恭王为咸丰帝亲弟，僧王为咸丰帝表弟)发表议论?何况也因为隔膜而会说不到点子上。尤其对勤王一事更不能有二心，不能先考虑到成与不成。有此心思，便不是对君父的完全忠诚。所以，曾氏要指责老九骄矜、悖谬。
曾氏固然是个大清王朝的忠臣，但若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对朝廷百依百顺、毫无一星半点自我利益考虑的人，那显然不是。他之所以如此严厉地训斥老九，最终的目的是保护：既保护自己，也保护老九。
老九今日已不是湘乡山村里的秀才，而是一个手中有着两万人马的吉字营统领。朝廷在关注着他，地方文武两界在关注着他，敌人也在关注着他。此中有许多人希望他成功，也有许多人在盼他失败。倘若他的这封信落到敌对者的手里，将会成为攻讦他的有力证据；倘若他的这种不安本分的思想任其发展，总有哪天会在哪件事上栽跟头，到时不仅毁了他自己，还会连带到他的胞兄。
此外，在曾氏的眼中，老九尚是一个出道不久的稚嫩者，对世事的多变、政坛的翻覆、人心的复杂等等都缺乏切身的体会，此刻应对其严格要求，尽量把他往正路上带。这正好比一个阅历丰富的父亲对待其年幼的儿子一样。尽管父亲也知道社会有太多的阴暗面、人性有太多的丑陋处，但对儿子还是应多讲积极的一面，以催其奋发，导向正途，至于自己本人的作为也并非就事事都光明磊落。就拿对待这次北上勤王来说，曾氏自己也并不愿意去做那种辛苦而收效不大的事，他采取其惯常使用的“拖”字诀来对付，最后终于躲过了这个苦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