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弟左右：
自前发二信后，闻柳寿田割耳事，恐伤弟之肝气，甚不放心。又闻弟意欲除吉中二字各勇，必不舒服，因札撤柳之委。若余无此札，各统领不能不遵弟札行事。一去吉中二字，则水陆相仇无已时矣。兄为弥息争端起见，不知果妥否?接弟初十日在大通所发一咨，未接信函，不知病势加重乎?减轻乎?
十三夜接奉寄谕，督篆交少泉暂署，饬余赴鄂皖之交剿贼。少泉三日内可到。余交卸后，拟即力陈精力已衰，请解兵柄，实不愿赴楚界，更不愿赴他处矣。弟闻此信，未免更增郁结。然此次寄谕与七月各寄谕，朝廷于外间艰难实未周知。吾辈坦然安之若命，正不必稍怀悒悒。弟难作字，请朱心槛代写病状告我。顺问近好。
评点：新的使命
发源于皖北，活动于皖、豫、鲁、苏、鄂一带，以私盐贩子和无业游民为主体的捻军，其兴旺时期在咸丰五年至同治二年之间，随着领袖张乐行的死去，其势力也渐趋衰落。金陵城破后，太平军余部大部分陆续瓦解，但以遵王赖文光为首的一支人马与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联合起来了，用太平军制改组捻军。因此，这一支人马又日渐活跃起来，成为清朝廷的头号大敌。
十月十三日，曾氏在金陵督署接朝廷旨令：“现今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李鸿章前赴江宁，暂署总督篆务。江苏巡抚，着吴棠暂行署理。”
此处所谓的“贼”，即赖文光、张宗禹所领导的捻军。从内心来说，曾氏并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使命。其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一、捻军不能与太平军相比，即便很快赢得胜利，也不能为他增添多少荣耀；二、曾氏已心力交瘁，不堪再荷重负；三、湘军中的精锐之师正在裁撤中，已无得力人马再上前线；四、捻军擅长骑术和流动作战，这两点均为湘军之弱，实不易对付。
但曾氏的性格与老九大不一样，他办事多顾虑，且老九已开缺回籍，他不能再做违背朝廷旨意的事，只得硬着头皮答应，勉力而行。
十月十七日，李鸿章从苏州来到金陵，与曾氏商量接篆及剿捻之事。鉴于湘军的现状，李提出由刘铭传、李鹤章统率两支淮军渡江而北，上援皖鄂。就在这次会面时，曾氏作出一个对李鸿章本人及中国近代政局至关重要的决定：在撤湘军的同时，扩大淮军。
淮军成军晚，尚未到全面衰暮期，比湘军有生气，战斗力强，又得到上海及苏南商贾的支持，饷银一向不缺。捻军的活跃，使曾氏意识到，不能将多年来所培植的军事力量一下子全部减杀，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仍十分重要。湘军已在撤勇阶段，不能挽回，淮军没动，正好不撤。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促使他作出扩大淮军的决定，那就是湘军中有一批人不愿意离开军营回家乡。这批人从戎多年，已习惯于军旅生活，打仗是行家，对种田务工反而不喜欢了。曾氏便让他们改头换面，从湘军转入淮军。对此，四十二岁身体强健雄心勃勃的李鸿章欣然赞同，他借此大力扩展淮军。从那以后，湘军便渐为淮军所取代，成了中国军界的主力。后来的北洋军，其实就是从淮军中衍生的。淮军影响近代中国的政局，也确保李鸿章在曾氏死后的三十年中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关于这次重大的会谈，曾氏年谱中只给了寥寥数句的记载：“公与商裁退楚军，进用淮勇。”
十一月初三日，曾、李二人在金陵举行总督关防交接仪式。隔了两天，一道上谕下来，说鄂皖捻军已被肃清，曾氏不用离开金陵，督印也不要交了。李鸿章已来金陵，就不必急着回去，即命充当乡试监临，待乡试结束后，再回苏抚本任。两江总督的大印，李鸿章只掌了两天，便又交了出来。
致澄弟沅弟（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澄、沅弟左右：
纪瑞侄得取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教之旗帜也。谆嘱瑞侄从此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切戒骄奢二字，则家中风气日厚，而诸子侄争相濯磨矣。
吾自奉督办山东军务之命，初九、十三日两折皆已寄弟阅看，兹将两次批谕抄阅。吾于二十五日启行登舟，在河下停泊三日，待遣回之十五营一概开行，带去之六营一概拔队，然后解维长行。茂堂不愿久在北路，拟至徐州度暑后，九月间准茂堂还湘。勇丁有不愿留徐者，亦听随茂堂归。总使吉中全军人人荣归，可去可来，无半句闲话惹人谈论，沅弟千万放心。
余舌尖蹇涩，不能多说话，诸事不甚耐烦，幸饮食如常耳。沅弟湿毒未减，悬系之至。药物断难奏效，总以能养能睡为妙。
评点：不望富贵愿代代有秀才
纪瑞为曾国荃长子，此时年方十六岁，得中秀才。十六岁中秀才，在科场虽不算很年轻，但在曾家，也算是功名早达了，值得曾府上下庆贺。曾氏因此大发了一通议论。曾氏此论，与数年前写给儿子信里说的不望子孙做大官，只望做明理君子是一脉相承的。曾氏的这种思想，实在是十分清醒而明智的。
说其清醒，是指曾氏对做官与读书二者看得清楚透彻。官场因是名利渊薮，故为众人所向往；又因其名额有限，故而为众人所争夺。于是官场便成为勾心斗角、倾轧挤压之地，且权力又启人贪婪之心思。所以，久处官场，人易于变得或阴险，或圆滑，或贪心。总之，人的心灵容易被扭曲。所以，老于宦海的曾氏知道做官也并不是很好的行当。早在道光二十六七年，他就萌生了弃官回籍的念头。相反的，读书可以让人更多地懂得生命的真趣味，在领略前人智慧的过程中陶冶自己的性灵情操，在不与人争斗的环境中享受天君泰然、心境平和的乐趣。二者相较，若家境宽裕、不愁稻粱的话，做个读书人实在是比做个官吏要好得多。
说其明智，是说曾氏知道做不做得成官、能做多大的官，不是自己所能掌握的，通常是握在别人的手里。首先，科名这一关能不能过，便不可知，所谓“功名乃前世事”，说的便是这层意思。此外，做官后能不能常获迁升，也不可知。不要以为有才干有政绩便一定升官，那是天真的一厢情愿，许多庸才反而官运亨通，他有的是另一种本事。若一心一意要做官，但又做不成，或一门心思想升官，却又仕途坎坷，那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怨尤，不如干脆不想那档子事，陶醉于书卷中，尚可与人无干，自得其乐。
曾氏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很平实的治家之方。我们今天的父母应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现在的父母大都望子成龙，巴盼儿子长大后做老总、做明星、做大官，其实那都很渺茫，还不如鼓励他们做个明道理的好人、有健康体魄的正常人现实得多。
曾氏这次北上打捻，带去的易开俊、刘松山等部湘军九千人及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等部淮军二万二千人，共三万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