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成后，杨被推荐到北京教拳，杨力大，实战经验丰富，多次击败竞争对手，时人称“杨无敌”，后被端王府聘为拳师，但他使用的“陈氏太极拳”刚猛、复杂，一般人学不会，考虑到贝勒们体弱，不耐艰苦，遂加以改革，动作柔和易练，但内涵依然丰富，即所谓“太极小架子”。
改革后的太极拳在北京风靡一时，因其入门方便，能强身健体，被称为“杨氏太极拳”，并传向全国，成为练习者最多的太极流派，甚至一度有“陈氏太极杨氏传”之说。当时旗兵也以练太极为时尚，杨露禅的弟子中，神机营的万春、凌山、全佑名噪一时，以后全佑的儿子鉴泉又拜杨露禅的次子杨班侯为师。鉴泉后改汉姓，称吴鉴泉，并创立了吴氏太极拳。
太极拳历史悠久，但在近代，它确实是从老北京走向全国的，太极拳因此深得北京平民的喜爱，所以李连杰、甄子丹他们自然会选择太极拳来入门。
胡同是指“水井”吗
“胡同”一词源于蒙语，即“有水井的地方”，此说流传甚广，因传统城市与水井之间血脉相连，堪称兴也水井，亡也水井。
以汉代都城长安为例，因长期人口过饱和，用水无度，甜水井都变成了苦水井，故隋代只好迁址于大兴，后改名为长安，唐代亦以此为都城，但这个长安已非汉代的长安了。
老北京平民用水，也依靠水井（明清皇家不用井水，都是从玉泉山运甜水进城），据清代资料显示，当时北京城内有701眼井，城外有557眼井，共计1258口，这些井大多属私人，叫“水窖”或“水窝子”，普通人家用水，得向窖主买。
买水分两种，一是包月，一是零取，零取每担不过一文钱或半文钱，包月更便宜，先用后给钱，有的用“水牌”记账，有的则直接在墙上画道儿，月底结算，那时普通人也没赖账一说。大户人家可以在自家的院子中打“压水井”，但多是苦水，只能用来洗菜浇花，鲁迅先生在京购买的私宅“老虎尾巴”，院中的水井即为苦水井。
老北京送水的工人被称为“水三儿”，多是山东人，他们所用的水车是一种独轮车，左右各置一大木桶，桶下端有灌水用的小口，平时用木塞儿堵上，这种车类似于胶东平原的“洪车子”，优点是轻快方便，能进窄胡同，缺点是不易保持平衡。常有淘气的小孩儿趁他们不在，拔下一边儿木塞儿，水流满地，两边桶一轻一重，导致小车倾倒，极难扶起。
清亡后，北京城区人口不断增加，用水日趋紧张，老水井难以应付，很多被改造成机井，即所谓“马神洋井”（machine well的音译）。上世纪30年代，自来水在北京开始普及，但安一个龙头要30—40块大洋，穷人家还是用不起。
水少人多，对老北京生活习惯产生了影响，比如较少洗澡，不少人甚至整个冬季都不洗一次澡，因为用甜水太贵，而用苦水洗，浑身都不舒服。
井对百姓生活如此重要，那么以井命名街巷，也算入情入理。1978年，语言学家张清常先生提出“水井假说”，认为胡同得名于蒙语“水井”，此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一度被当成是定论。
但近年来学者王越发现，老北京绝大多数胡同得名与井无关，相比之下，以寺庙命名的胡同更多，以明代资料为例，后者占街巷总数的17.06%，而以井为街巷名的仅为1.95%，且老北京有“王府井”、“四眼井胡同”等地名，为什么没按蒙语叫成“王府胡同”、“四眼胡同胡同”呢？王先生认为，胡同是辽金时就有的老北京话，早于元代。
由此看来，胡同究竟因何得名，还有待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七十二行中玩泥巴的
“泥泥饽饽、泥泥人儿，老头喝酒不让人儿”，早年间，只要一听这曲儿，孩子们就知道，“磕泥饽饽”的来了，别看玩泥巴，正经列入七十二行，不算下九流。
玩泥巴，用今天话说，是泥制玩具。
别看这行不起眼，可祖师爷厉害，艺人拜孙膑、女娲为祖，老北京最盛期能做1500多种“玩意儿”，如今基本失传。
玩泥巴的艺人每年开春干活，从元大都旧城墙挖黄土，那里的土当年筛过，比较细，此外加过夯，黏性强。元大都城墙是土城，外面没城砖，历代挖掘，于今只剩矮坡。除城墙土外，就是地下的胶泥，一般农田都能挖到，但厚度不大，一旦挖走胶泥，这块田也就废了，因为浇多少水都存不住，直接漏走了，种什么东西都不好活。
挖来的胶泥不能马上用，先晒干，再用锤子砸成细面儿，过箩去杂物，加适当的水和匀，存在缸里，找阴凉处至少搁2年，这叫“去土性”，没去过土性的泥不细腻，容易裂。
存了2年的老泥用的时候，要先摔，即和泥，一直要到揉出筋劲儿来，一般“磕泥饽饽”艺人开春先得和半个月泥，否则不够用。
老北京常见的“泥活”有以下几种：
烧砖戏出：将泥塑造成型，烧硬后上彩，最后外面罩上鸡蛋清，色彩特别漂亮，刻画的都是舞台人物，所以叫“戏出”，每出戏10个泥人，归成一包，叫“包人儿”，早年只卖一个铜元。
刀马人：又叫“武戏出”，光一部《三国》，就400多个角色，神态各不相同。
脸谱：像剖开的半个香瓜那么大，都是舞台上的脸谱，挂在墙上当装饰品。
泥塑：最有代表性的是“兔儿爷”，此外还有婚丧嫁娶、市井百态。
叫猫：音响玩具，只有一个泥猫头，中间是空的，底部糊皮纸，中间有一根细线，线上涂松香。用手指捏住线向下捋时，线头震动皮纸可以发出“喵喵”的声音。
鸽子哨：过去普通人家的鸽子哨都是泥做的，艺人比拼的是声音效果如何，哨口好的能卖出大价钱。
磕泥饽饽：用陶烧成的模子，给小孩当玩具，小孩将泥巴填入其中，磕出各种造型。
老北京的“泥活儿”品种丰富，深得孩子们的喜欢，从健康的角度看，和泥巴多接触一则有利于微量元素的吸收，二则可以改变孩子任性、执拗的性格。所以老北京把脚不沾土看成是健康大忌。
不过，泥巴延展度差，做不了大型的玩具，加上不宜保存，故传世之作甚少，绝大多数玩泥巴的艺人操劳一生，日用艰难。随着时代发展，这一行传人越来越少。
北京区县名称的来历
今天的北京人，对东城区、西城区等地名非常熟悉，但事实上，北京设区才100多年，大多数城区的名称，都是新中国成立后起的。
历史上，北京辖界一直在变动，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在北京城内设了20个警政区，这是北京设“区”的开始，“区”从此成为北京重要的建制单位。北京初期的区名称简单，比如叫“内左一区”等，听上去挺“数字化”，可外地人来了，根本搞不懂，也记不住。
1928年，北京所有郊县被划归河北省，仅剩内城6区、外城5区和郊区4区，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北京都是有区无县。上世纪50年代，随着大兴、昌平、通县、顺义、房山、怀柔、密云、平谷、延庆等划入，北京逐步“大”了起来，共有16个区、2个县。
那么，现在北京各区、县名称都是怎么来的呢？
北京内城区历史很短，均不超过60年。1958年，东四区和东单区合并，成立东城区，西单区和西四区合并，成立西城区，这两个名字才正式叫起来。相比之下，崇文区、宣武区的名字相对“老”一些，1952年已经叫起来了，只是当时辖界比现在小，以后它们又分别并入了周边的区。2009年以后，崇文区、宣武区分别并入东城区和西城区。
外城中，1952年即冠名的有石景山区、丰台区、海淀区，而朝阳区、门头沟区是1958年才开始冠名的。
北京区县地名中最老的是昌平，西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已冠名，至今2100多年，其次是密云，北魏皇始二年（397年）命名，因县南有密云山，终日云雾缭绕，遂因山得名，至今也有1600多年的历史。
北京区县中，有三个是金代命名的，即大兴、通州和平谷。大兴是金贞元二年（1154年）命名的，其实“大兴”作为地名出现很早，隋代都城就叫大兴，后改称长安，不过，那个大兴和北京没什么关系。通州在金天德三年（1151年）正式命名，因为大运河从这里通过，故取“漕运通济”之意。平谷县是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冠名的，在史书中，记载为平峪县，这个“峪”通“谷”。
房山的命名略晚，是元志元年间出现（1271—1295年）的。
余下的三个出现在明朝，顺义为明洪武元年（1368年）命名的，怀柔也是这一年冠名的，顺义此前被称为“顺州”，“顺州”的历史悠久，唐乾元元年（758年）就出现了。而“延庆”是明隆庆元年（1567年）命名的，此前被称为隆庆卫，为避年号名，才改成延庆。
老北京为何多槐树
国槐是北京市树之一，市内种植之广，罕有其匹，城区内年龄最大的已达千岁，栽种于唐朝，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内，乾隆皇帝曾御笔题写“古柯庭”三字，而京郊的槐树，更有汉朝种植的。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区内已有50多万株国槐，令人好奇：老北京为何偏爱此树？
其实，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喜爱国槐，据记载，唐代的长安、东晋的南京、北魏的洛阳都以国槐为道边树。
这其中，有一份人文情结。首先，古人认为槐有君子之风，正直、坚硬，荫盖广阔；第二，槐树是美好政治的象征，周代宫廷外种有三棵槐树，三公朝见天子和处理民间投诉时，均站在树下，故人民广植国槐，以表达对他们夙夜在公的敬意。
当然，国槐普及开来，关键在于它的物种优势。国槐易活，耐酸碱，生长要求低，它的枝干非常直，遭遇暴雨狂风时不易倒，适合在城市种植。唐代长安出于治安考虑，路边本不允许植树，但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居民用柴成了难题，只好鼓励植树，国槐生长期快，便于伐木为薪，且侧枝少，不遮蔽视野，因此成了主流树种。
国槐与唐人关系密切，唐代宫廷有槐叶饼、槐叶冷淘等，冷淘即今天的凉面，制面时加入槐叶汁，推为至美。槐叶苦，有毒，但能去火，有消炎作用，将其改造成食品，可见当时人们对国槐已有深入了解。
老北京喜槐，与它是移民城市有关。明成祖迁都，移民于山陕，洪洞县是大中转站，故有“问我故乡在何方，山西洪洞大槐树”之说，古代农村管理松散，民间靠“立社”交往，即每年两个“社日”，大家聚在一起，饮酒庆祝，“社”由年长者主持，平时有事，他们出面调解，“社”也没有办公场所，一般是植树立“社”，故先民对树充满情感，视为生命的根脉。
老北京人指国槐为故乡，故落地生根后，自然广植国槐。明清两代，北京国槐数量激增，成了城市名片。但国槐易生虫，即俗名为“吊死鬼”的尺蠖，令人厌恶，且槐字中有“鬼”，故讲究人家只在门前植槐，所谓“门前种槐，进宝招财”，院内不种槐。但这也不绝对，所谓“院有古槐，必是老宅”，故宫的御花园中，就种了18棵明以前的槐树。
老北京植树规矩多，所谓“前不栽桑，后不栽柳，中间不种鬼拍手（杨树）”，此外还有“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之说，但这是指此五种树属硬杂木，不延年，易变形，不能用来盖房子。
有个反映老北京故事的电视剧，叫《五月槐花香》，其实不准确，国槐多是七八月开花，五月开花的是刺槐，即洋槐，原产于美洲，清代才移植到北京。它不生虫，有刺，花香且灿烂，也被广泛种植，但说它是老北京的名片，未免牵强。
老北京出门打“骡的”
因小说《骆驼祥子》的巨大成功，老北京的人力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事实上，人力车清末才传入中国，又称“东洋车”，最早在上海流行，老北京第一辆人力车是日本赠给慈禧的礼物。
据记载，该车“车制绝精美。其把手处盘以金龙二，作昂首遐观状。二轮为橡皮所制，轻快流利，得未曾有。一宫监在前曳之，又有一宫监则在后向前而推。太后坐其中，极以为快”。
大内本有各国赠送的10多辆轿车，但慈禧却没法坐，因司机非跪姿，属大不敬，且司机如有异心，无法防御。慈禧本人很想尝试，但宫中反复议论，谁也不敢担责，终于不了了之。一度曾尝试过改装汽车，让司机跪着开，但反复试验，没能成功。
所以，慈禧太后多乘人力车出游，这开了风气之先，老北京遂大量仿造洋车，只是橡胶难得，故初期都是铁轮，颠簸异常，民国后才改用充气轮胎。
由此可见，北京人坐人力车的历史并不长，那么此前坐什么？
其实，老北京坐“骡的”的历史要悠久得多，骡子力量大，性格温和，辛亥革命前，骡车是北京主要交通工具，外地称为“京车”。
“骡的”分官用和民用，官用车轮高，为防止颠覆，车轴更长，俗称“陕西脚”，因骡子多从陕西来。老北京只有土路，雨后一片泥泞，容易翻车，所以“骡的”轮子沉重无比，以降低全车重心。
“京车”制作精良，尤其在轴的制作上有绝活，跑起来声音悦耳，犹如戏台上的响板，别处的工艺达不到这个水平。此外驾驭“骡的”也需技术，老北京街道都很窄，人车不分流，但两车高速对行，却能保证互不剐蹭，亦不伤人。
老北京民用的“骡的”都有“站口”，相当于出租车公司，使用时可以直接向他们租赁。
在古代其他城市，驴车往往更流行，为什么老北京要用“骡的”呢？因为老北京城大，相对繁荣，人们的乘车需求大。驴车速度慢，驴的力量不足，乘客一多，便有翻车可能，还常把乘客颠下去。此外，驴的形象猥琐，不如骡子气派。所以老北京驴车多用来拉货，即使拉脚，也只面向中下层平民，价格相对便宜。
然而，“骡的”成本高，速度慢，在人力车的竞争下，渐渐失去市场。其实人力车也没繁荣多久，在三轮车、自行车的竞争下，上世纪50年代便销声匿迹。有趣的是，三轮车也来自日本，北京第一辆三轮车是日本人送给汉奸江朝宗的礼物，上世纪30年代末开始流行。供人乘坐的是车斗、拉货用的是平板，因在生活中用处颇大，被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为“板车”。
老北京怎样做慈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今天慈善事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慈善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度与持久稳定，那么，注重人文精神的老北京是怎样做慈善的呢？
明清两代北京是都城，是所谓的首善之区，故从皇家到民间都更重视慈善。对皇家而言，通过慈善可显示天恩浩荡，不至于将贫民逼为乱民，且以自身行为来教化黎庶，对民间而言，前人有“天道好还”的观念，认为慈善可以为来生积累福报，此外还能勾结官家，增加晋身的机会。总之，不论是皇家还是民间，仅从自身利益出发，故支持力度有限，随意性强。
老北京慈善主要有四种。
首先是施粥，皇家有6大粥厂，分南西北中四城，加上海甸（今称海淀）挂甲屯、宣武门内悦生堂，每年阴历10月15日至12月15日，从下午2点到3点，每人一勺，最多施完300石粟米，手续繁琐，队伍拥挤，但颇有一些养猫狗的人冒充穷汉来骗粥。民间粥厂从阴历10月到来年3月，时间略长。
其次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所，即流栖所，皇家共设五处，最大的在功德林，有60多间房，冬天给生火，有时还会给予医疗、服装。
第三是育婴堂，专门收养孤儿，在广渠门内，官家每年经费800两白银，并240石粟米，男孩官家负责教育，女孩长大后任其婚嫁，但夫家须向育婴堂支付全部抚养费用，从投入看，育婴堂惠及的人群少而又少。
第四是施与，根据具体情况，给穷人施衣、施药、施棺材，但施衣常被无赖骗走变卖，因此皇家施衣都染成固定颜色，当铺不收，至于施棺材，质量均极差，只值二三两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