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这些新兴文化公共设施，对于推广社会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基础性作用。但也要看到，由于这些设施多数存在收费制度，那就有一个文化享受与经济基础的匹配问题。门票的贵贱不同，茶座的价格不同，所聚集的人群也就不一样。20年代初，针对公园的门票价格，一些有识之士在媒体上公开质问：“公园是为谁而设的？”当时北京还只有三个公园：中央公园、城南公园和海王村公园。中央公园的门票是一吊钱，城南公园的门票是五铜子。海王村公园虽有公园之名，但实际是个市场，所以不收门票，任人游览。于是有人戏言说：在北京，上等人逛中央公园，中等人逛城南公园，下等人就只能逛海王村公园。公园作为近代城市中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在其出现之初，就体现出一种多元化的空间分隔趋势，这也是中国城市近代化之初即面临的一个无奈。
总之，清末民初京城的社会教育，在平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伴随着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阵痛，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试图从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入手，从百姓喜闻乐见的小说、戏曲、说书为突破，以筹办图书馆和阅报所为生长点，以新兴公共文化设施为载体，逐步移植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性文明习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全国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但也要看到，社会习俗的变化不是一个短时段的命题，一段时间内的突击只能奏效于一时，而不能巩固于一世。特别是在社会政治体制转型的大变动时期，风俗变迁绝不仅仅靠某些文化教育精英集团的强力推动就能解决的，它往往需要政治、经济走上正轨以后一种逐步的、由点到面的建设，才能在社会整体风貌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段时间的社会教育，其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走上近代化，启动了社会风俗改良的端倪，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带来了深入的国民性思考。
余论：社会转型期北京公民
道德建设的历史启示
通过考察清末民初北京的国民道德建设情况，我们感受到了封建帝都向民国首都转型的历史阵痛及其突破的尝试，感受到了清末“新政”及其民国初年的政治体制变革对社会风俗变革的影响，感受到了国民道德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水平相匹配的条件、方法及时机问题。回顾这段转型期历史，展望人文北京前景，如能从中汲取经验，总结教训，对于指导我们今天北京的公民道德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其一，公民道德建设要尊重历史，要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律。
长期以来，我们常听到有人在探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的不成功或阻滞时~总是将原因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扫除不够干净，“五四”启蒙精神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就遭到革命和战争的阻隔等等一系列论调。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有它特定的时代任务和特定的突破领域，它对“孔家店”的打倒和对儒家经典的废除，从当时封建帝制根基未除和解放人的思想的角度，有着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鲁迅看《资治通鉴》得出结论说中国还是“食人”民族，因此写出《狂人日记》，希图改造国民性中自私、散漫、保守这样一些因素，这对于启发民智、唤醒民众意义重大。但是，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社会转型期的破坏精神对于推动新体制的发展是促进的，但当社会步入和谐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我们仍然坚持这个破坏精神，反而就会走向历史的反面。
笔者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今天的道德建设的基础到底应该立在哪里？在我看来，道德建设的入手处，其实就是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做人教育。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高屋建瓴的意识形态统领道德建设，导致我们的教育出现非常严重的倒挂现象：小学教爱国，大学却反过来要补如何做人的课。实际上，今天道德建设出的问题，看起来是学校德育的失效，根子却出在家庭教育的缺席。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听老师要说尊敬老人，而到了家里，爷爷奶奶却像奴才般在伺候他，这个孩子会怎么想——学校教的都是胡说，家里头我就是老大，从小孩子就开始了知行分离之路——学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道德教育再怎么教，当然也是枉然。因此，学校德育如果没有家庭教育的合作，就是空中楼阁，或者说是断线的风筝。那么，反过头来，我们看那段转型期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长期行之有效的家教传统正是在“五四”以来反传统的大风暴中逐步断裂掉的。当然，我们不否认有很多的家长，有很多很好的现代方法让自己的孩子不但学习好而且品德也好，但是，这些毕竟只是个案，如果要成体系地找到家庭教育的方法，我们传统里面的《弟子规》其实是非常好的教材。
道不远人。道德教育其实就是从小养成好习惯，《弟子规》就是对孩子教育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的好习惯养成的经验汇编。像“父母呼，应勿缓”，“出必告，反必面”，“长者先，幼者后”等是对父母及长者尊重习惯的养成：“物虽小，勿私藏”，“财物轻，怨何生”等是对正确利益观习惯的养成；“晨必盥，兼漱口”，“冠必正，纽必结”，“对饮食，勿拣择”等是对良好起居习惯的养成；“凡出言，信为先”，“见未真，勿轻言”，“事非宜，勿轻诺”等是对诚信习惯的养成；“已有能，勿自私”，“人有短，切莫揭”，“道人善，即是善”等是良好交往习惯的养成，等等。这个经验汇编，是在中国一千多年儒家伦理基础上总结，进而又经过了几百年的应用，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从小培养孩子好习惯的手册。我们看清末民初的学校德育课程，尽管当时为救亡要引进西方的平等、民主、科学等新伦理，并且还废止了读经课程，但在其修身课程里，却一直坚持从传统的修身齐家思路入手，设计学童的道德教育内容。因为追求性善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它在传统里有很深的文化积淀，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世界人类精神文明的共同财富。这也是孔子被联合国评为世界四大精神导师的重要原因！而我们的问题就在于，常常只是把孔子看成是学科意义上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实这是看低了孔子及其学说的价值！孔子在《论语》中的谆谆教诲，是人类精神文明的常理常道，是每个人要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人”的前提和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不只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
我们走向现代化，及时学习乃至全面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智慧乃至社会政治学说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因此觉得传统伦理已成为发展现代化的障碍而应该整个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就犯了严重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这一点，孙中山先生自己有深刻的体会，他曾说过，原来以为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与物质技术领域的改革一样，都是新的取代旧的，似乎一条由低到高的单线进化道路就现成地摆在我们面前，但他后来发现，社会文化领域的性质远比物质技术领域复杂得多，新的不一定都符合我们，旧的不一定都落后。于是，他在晚年非常关注吸收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来重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世界。可惜，我们知识界的主流一直沿着“五四”激情四射的破旧立新的道路在走，没有多少人停下来倾听这位世纪伟人用其一生唤来的真挚体会。应该说，“五四”的启蒙，对于学术和文艺领域的创新意义深远，但如果因此将之作为放之四海的真理，连长期行之有效、维系人类真情的常理常道都可以不要，其实已经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启蒙精英讲理学以“理”杀人，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当他们将传统常理常道乃至像孝道这样的东西作为恶的符号铲除的时候，又何尝不是以“启蒙”杀人呢？我们需要一次“文艺复兴”——传统被我们的话语体系妖魔化得太久，我们需要在毫不犹豫地大骂传统为封建、保守、落后之前，先平心静气地问一句，你真的了解传统吗？你到底对传统了解多少？
我以为，中国家教传统的中断，才是当代一切道德问题的根源。不知道能过多久，我们的家长才会意识到，从小养成孩子的好习惯，比他得高分更重要，分数只是一时的得益，好习惯是终身的受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意识到国民道德建设一定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的紧密配合，其成效最终体现在社会上，但其根子和起点却在家庭，每个家长只有自觉配合学校的道德教育，形成合力，才能使每个未来的公民从小就不是残缺的教育。
其二，公民道德建设是个系统工程，要注意发挥地方自治组织的作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公民道德建设可以有全国统一的德目标准，但在实施中一定要注意结合当地风土人情，这就需要依靠地方自治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化。清末民初的北京地方行政当局虽然有自上而下的城市管理机构和制度，但在具体维持社会风教时，仍要寻求会馆、商会这样一些自治组织的积极支持，要因应传统宗教的安抚作用，要奖掖社会改良组织的主动精神，形成官民共治、上下相维的动态性风教网络，这可说是社会转型期北京风俗教化能够不随政治动荡和经济波动干扰而自主发展的根本原因。今天的北京对于公民道德建设更加关注，专门成立综合协调北京城乡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界和中央驻京单位的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有系统的编制和经费，来全力推进北京的市民公共道德和城市风尚的提升，可以说政府的重视程度和体制的健全程度远轶前代，对于充分展示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的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奥运会的结束，北京奥运期间曾发挥重要作用的民间志愿团体如何在常态化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作用，就成为一个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应该说，在道德建设领域，政府不能包打天下，在发挥主流价值观引领作用的同时，也要注意鼓励和培育民间自治组织在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三，公民道德建设要因地制宜，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
北京的公民道德建设，因为“天下观瞻所系”，因而往往具有示范性和辐射性效应。但是一定要切合北京的实际，否则，也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关键是不得其益，反受其累。回顾当初北京筹建京师图书馆，创意甚好——为了推动知识的传播，增加民众的见识，但由于选址选在了远离居住区的什刹海，结果读者寥寥，后来被迫在交通便利的南城建分馆，无形中加大了投入。还有一些文化活动设施，由于收取较高的门票，无形中阻隔了下层百姓进入受教育的机会，本来想普及文化常识于民众，却变成了某些文化设施事实上成为某些中上层人士的专属，反而在客观上拉大了上中下阶层在文化生活上的不平等。公民道德建设还要注意分层次、分地域进行。比如宣南的会馆文化和商业文化二者的关系如何协调，既要注意读书人多的区域的兴趣和特点，也要注意贩夫走卒他们的生活情趣，利用他们各自习以为常的方式进行教育，不搞一刀切。公民道德建设还要注意盘活资源，打破区域间的差异。北京城传统上形成的“东富西贵，北贫南贱”居住格局，容易造成不同阶层和社会群体的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初一段时间在一些庙会上搞的巡回宣讲（说书）以及巡回文库，目的就是要把优质的教育资源调动起来，使各区域的民众都有机会受益。
其四，公民道德建设要深入生活，要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
我们这些年来在公民道德建设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市民的知行分离问题。道德建设说到底，不是一个认知（懂不懂），而是一个认同（做不做）的问题。力行近乎仁。许多文明习惯如开车礼让斑马线，过路要看红绿灯，停车要入库，过马路不要斜穿猛跑，等等，市民都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了也不做。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经过三代人的反传统，市民从小缺失家庭教育，形成了坏习惯，光靠说教已不起作用，如果用北京奥运会期间人盯死守的人海战术，也非社会常态，且也消耗不起。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想办法启迪成年市民逐步改变其狭隘的思维习惯，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个很难。因成年人与未受社会积习熏染的未成年人相比，就是其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思维。在家庭教育的缺乏下，我们的学校教育已把我们培养成只会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两个人遇到纠纷，都是从对方身上找原因，结果只能是纷争不断，其实，如果每个人都能换位思考，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要宣传这种“新”思维，就需要政府职能部门在宣传教育方式上要注意步入百姓文化生活，于无形中改善他的价值观。现在，政府职能部门搞的一些市民教育的形式是好的，比如，邻里文明大家谈，通过网络的方式搞现场交流与互动，效果是不错的。其他像大讲堂、交通广播等载体，也不错。但是，这毕竟是正面的教育，如果市民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他可以选择不来听，受益面还是有限，有没有一种方式，它就是百姓的日常生活，百姓基本上一天也离不了它，不用它就像没吃放没洗脸一样不舒服？我们回顾清末民初的北京社会教育，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新兴习俗或道德的宣传，是直接融入当时京城日常文化生活必备的小说、戏曲、宣讲（说书）等形式里，百姓在享受文化生活之余，不知不觉已受到了教育。由此，那么我们今天的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方式是什么？广播、电视、网络都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动画片。我们的导演不是没有钱，而是拍出来的东西，徒有其表，缺乏内涵，而我们看日本安藤忠雄的系列动画片，情节曲折，画面绚丽，但每个片子里都有一个动人的做人主题，形式和内容达成了完美的统一。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些通道——不是表演，不是活动，而就是百姓实实在在、每天生活在其中的生活。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道德建设的出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