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毛泽东
一、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
粟裕用兵,以不拘一格、出奇制胜而著称。张震将军誉之为“在谋略上用奇谋,出奇兵,建奇功”。他所以能如此,最重要的就在于他深刻把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作战指挥之中。
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粟裕就对出现在军事领域内的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等倾向不满意。他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灵魂是唯物辩证法,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归结为几条固定的公式,把错综复杂的战争进程表述为高明的指挥者早就规划好的,并以这些观点来教育下一代,打起仗来是会害死人的。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粟裕不惧“四人帮”的淫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多次写报告把自己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一些思考向党中央、中央军委陈述,其中包括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积极防御体系以及作战方法等问题的看法。由于他的不少观点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一些同志出于好意提请他不要反映。他的夫人楚青也说:“你这是何苦,难道你为直言而吃的苦头还不够么!”对此,粟裕严肃而激动地说: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我不一定能看到,但是“战争是要死人的!我是一个革命几十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兵,如果面对新的形势,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来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就会多死多少人,多付多少代价。而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粟裕还经常给长子戎生讲战例,鼓励他努力学习战略战术。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对戎生说:“你学习战例要特别注意领会战役指挥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辩证法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若干战役的具体经验,将失去其参考价值,但是在战争舞台上所体现出来的军事辩证法却会长期放出光彩。”他问戎生,如果你带一个部队在某地,敌人来了,你应该考虑什么问题?戎生按军事常识,从敌情、我方兵力条件和地形几个方面作了回答。他说,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你没有讲到,就是民情。战场上没有这一条,仗是打不好的。然后他就说,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但不是口头上讲讲人民战争就可以取胜的,也不是照搬过去的战争经验就可以取胜的,我们要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战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
显而易见,在粟裕的晚年,时刻萦绕于他头脑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战争的发展变化,来研究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在他看来,战争决不是按照一种模式来进行的,战争的理论也决不能归结为几个僵死不变的教条。他用鲜血换来的战争经验告诫人民军队的青年一代:过去,作战指挥中的灵活用兵、不拘一格、审时度势、多谋善断等,都是来自于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今天,在战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条件下,更要学习唯物辩证法,在军事上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要害死人的。
在战争回忆录中,粟裕讲过这样一段十分精彩的话:“打仗是最讲辩证法的,因为双方都是活生生的人在行动,敌人同我们一样也会动脑筋会走路,他打着打着变了招,我们就得跟着变招,即使他不变招,我们也常要根据战场上变化了的形势来变化打法。孙子说过:“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如果说自然辩证法的对象,还是无意识的自然界的矛盾运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军事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就是有意识有目的人类社会各个集团、国家和阶级之间战争的矛盾运动。尊重辩证法,就是尊重战争的实际及其变化和发展,就是尊重作为战争运动承担者的人的主体能动性。
怎样才能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作战指导中?粟裕认为,首先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战争发展的内在规律。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器、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然而,指挥员指挥艺术的高低,来源于对战争规律的认识程度。战争的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在作战指挥中坚持实事求是,就是要从客观存在着的战争实际出发,揭示其内部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并应用这种规律性的认识于自己的作战指导之中,从而使主观指导与不断发展变化着的战争实际相符合。能否做到这一点,这是战争指挥者在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从容自如地游向胜利彼岸的关键。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粟裕深深体会到,认识和掌握战争的内在规律,是指导和赢得战争的基础。他曾满怀深情地说:“我跟随毛泽东、朱德同志学习打仗所得到的最深刻的体会,是战争有它自己的规律,克敌制胜的办法必须依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战争内在规律去寻找。我学到的这条道理,使我终身受益。”他在总结苏中战役历史经验时,讲过一段引人深思的话:打仗就是要“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那里好消灭敌人就在那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①在他的戎马一生中,不论是指挥游击战争,还是指挥大兵团作战,都始终如一地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并努力在实践中深化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以提高指导战争的能力。
粟裕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仅充分体现在战争年代他指挥作战的过程中,而且贯穿在他晚年的全部生活之中。例如,关于撰写战争回忆录,他曾谈到,他的回忆录将主要地写战役、战斗的背景,作战方针的形成,战场形势的演变以及他个人在当时形势下所作的若干考虑,“以求能如实地反映一个战役指挥员是怎样去认识和掌握战争规律以夺取胜利或导致失败的。”他为整理材料规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实事求是,按历史的真实来写。他说,对他的回忆要找有关材料核实,对他的观点欢迎讨论,提出意见,但最后还要按他的认识的程度来写。这就是实事求是和文责自负。
有一次,粟裕去看望叶剑英元帅,临别时,叶帅送他出来。粟裕恳劝说:“不要送了,不要送了。”叶帅说:“打了一辈子仗的老将军了,怎么能不送呢!”粟裕说:“我只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起了个联络员的作用。”叶帅说:“那就不简单了!”短短一席话,突出地展现了粟裕实事求是的品格。
还有一次,他看到一张宣传画,上面画着拿着各种爆破器材的5、6个战士,围着一辆坦克打。他不以为然地说:“这个打法不行。”旁边的人说这是宣传。他激动地说,宣传怎么可以脱离实际。这不行,这给人家一个印象,打坦克就是挺着胸,抱着炸药包,一群人往上冲,这打不了集群坦克,还要吃亏的。打集群坦克一是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二是使用现有武器要讲战术。当时,部队正准备组织观看前苏联的《解放》这部电影。有人说,放《解放》怕暴露战争的残酷性,把部队吓坏了。粟裕却说,《解放》这部片子不错,可以学到不少知识。现在吓坏了可以做工作,可以教育。打起仗来吓坏了就要打败仗,当俘虏。他自己就多次看这部影片,研究如何打集群坦克。
后来,他在回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浒弯、八角亭战斗时,再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谈到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结果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就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十九团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回忆至此,粟裕感慨万分地说:“这一仗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说明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敌军武器装备的变化,我军的战术、技术也需要相应地发展。所以,我历来主张要给部队讲真实情况,让部队了解敌人。由于受‘左’的影响,有一种倾向,就是不敢实事求是地讲敌人的力量。到了十年动乱时,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谁讲了,谁就是‘恐敌病’,扣上各种帽子。进口的国外军事战争片子,也不敢在部队里放,怕引起部队的恐慌。这样是很危险的。当时我就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与其将来打响了再‘恐慌’,不如现在‘恐慌’,现在‘恐慌’可以做工作,研究对策,战时恐慌就晚了,来不及了,就会打败仗。”①二、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坚持唯物辩证法,正确地认识和掌握战争的内在规律,就必须着眼于战争的特点及其发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过:无论从时间、地域的条件和战争的性质来看,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有其特点的,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粟裕在认真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特别是在作战指挥艺术上所体现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时,特别强调要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不断地探明并掌握新的战争的特殊规律,以指导战争并赢得胜利。在他看来,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历程中不存在两次绝对相同的战争。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每一次战争的情况都有其特殊性,因而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各有特点。“特点”和“发展”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的。战争是发展的,因为每次战争都具有新的特点;战争具有新的特点,就表明战争有了新的发展。战争发展了,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也就必然随之发展。如果不重视这些特点和发展,就会脱离实际,导致战争的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在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粟裕率挺进师到达浙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当时,挺进师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粟裕根据自己跟随毛泽东、朱德参加井冈山斗争的体会,依据战争情况的变化及其新的特点,独立地领导部队实行了由运动战向游击战的转变。那么,当时战争有哪些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呢?第一,革命形势转入暂时低潮,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此时革命形势转入暂时低潮,南方数省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我军更是面临极端不利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就必须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并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采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粟裕说,当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未能及时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由正规军向游击队的军事战略转变,这是使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主要原因。
第二,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在强大敌人的“围剿”下,作战单位要逐渐分散,形成几个目标,同敌人盘旋兜圈子,以吸引、迷惑和打击敌人。浙南第一次反“围剿”,挺进师实行敌进我进,留下两个纵队就地坚持,其余主力部队跳出包围圈,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敌人、调动敌人。浙南第二次反“围剿”,挺进师与敌人相向对进、易地而战,把部队逐渐分散到几十人、十几人,甚至几个人。
这是不足千人的挺进师能抗住敌人几十个团的“围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为了在浙南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按照中央苏区过去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不利于团结争取其他社会阶层。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突出,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实践证明,粟裕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正确的政策使游击队能得到群众最广泛的拥护,加之战略战术指导正确,浙南游击战争得以在国民党的腹心地区一直坚持下来。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在领导苏中抗日斗争的过程中,认真学习、努力实践毛泽东根据民族革命战争特殊规律提出的一系列方针,特别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方针。他认为,这一方针既是从日军强大及占地甚广但兵力不足和我军的弱小这一中日战争的基本特点出发,又关照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斗争。毛泽东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是要通过抗日游击战争积聚起雄厚的革命力量,既为抗日反攻作准备,也为抗战胜利后打败反动武装的进攻,实现民主革命的总任务作准备。因此,苏中抗日斗争的战略任务,不仅是求得军事斗争的胜利,而且要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从而为下一步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好必要的准备。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粟裕提出实行“思想上的转变”、“组织上的转变”、“工作上的转变”、“战术原则的转变”以及“战术上的转变”,领导苏中军民取得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在指挥天目山反顽作战中,他又在全军范围内率先实现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解放战争初期,粟裕通过研究战争的新的特点和发展,为探索新的战争规律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指挥苏中战役的前前后后,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对敌我双方互相对立着的许多特点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反复思索,努力从中探寻战争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战争初期的规律,以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客观存在的规律,争取战争的胜利。他在总结苏中战役的历史经验时,讲过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话:“也许今天有的同志会问:双方是老对手了,不但在十年内战中,就在八年抗战的反磨擦斗争中,也一直打交道的。‘不打不相识’,双方都是老相识了,而且苏中的地理人情,你们又是熟悉的,为什么还要思索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回答是,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我们都有了重要变化,我们必须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是,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已使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永远结束了,产生着新的规律。”①从我方来看,我军通过八年抗战,已经积蓄了比较雄厚的力量,有了127万军队(野战军、地方军各半)和230万平方公里土地、1.3亿人口的解放区。其中,解放区城市已有506个,超过过去中央苏区的24倍。这就使我军在战争初期,就具备了一个历史上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大踏步进退已有充分的回旋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