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几年前，还有女性公开声明非大学生不嫁，不成想才几年，某些年轻漂亮的女性们却往往这么说了：“穷大学毕业生有什么了不起？硕士又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一边儿稍息去，等我实在找不着中意的了再考虑他们！”仅仅几年前，各地的形形色色的年轻的男性骗子，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冒充大学毕业生骗取青年女性的芳心，不成想才几年，他们却开始冒充境外的富商子弟了。某些拥有了高等学历但天生不怎么好看的女性，内心里当然更是愤愤不平于此种时代现象的不良。岂止不良，在她们想来，简直丑陋！简直可憎！当年我也是对此种时代现象持激烈批评态度的中国男人之一。但是如今细细想来，此种时代现象，实在是一种从古至今的极其正常的现象。
无论男人女人，总是希望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无论男人女人，改变自身命运，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从来都是憧憬。
尤其是女人，在一个商业时代的大门迎面敞开之际，对于物质生活的虚荣追求，自古强烈于男人。例外的女性是有的，但她们在数量上绝对代表不了普遍。
女人要过上比别人好得多的生活，最容易的方式只有一种，而且是最古老、最传统的一种，那就是嫁给一个能给予她们那一种生活的男人。
这方式虽古老，但绝对没有过时，目前仍在全世界许多国家里被许多女性继续沿袭着。
通过最容易的方式达到某种目的，这既是人性的特点，也是许多兽、禽乃至虫的本能特点。
以上方式符合人性的这一特点，尤其符合女性之人性的特点。从数千年的中国文化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于中国女性这一特点的四种有意思的态度。第一种是怂恿的态度，是历代达官显贵及富贾豪绅们的态度。他们的生活内容往往伴随着声色犬马。皇帝本人及其皇族在他们中地位至高无上，生活也往往最奢靡荒淫。他们用他们的文化怂恿女性心安理得地“傍”富“傍”权，是为着他们天经地义地占有女性。倘美丽的女性们居然接受另外某种文化的影响，居然视荣华富贵如粪土，居然认为被选入宫去伴一位往往足可以做自己父亲甚至祖父的老头子是不幸，那他们将多么地不开心呢？
最典型的是那出叫《游龙戏凤》的清代戏。这戏至今仍经常在舞台上演着，仍经常在电视里播着。内容无非是微服散心的正德皇帝偶住一小店，见店妹子俊俏可爱，于是“戏”之。这《游龙戏凤》中的一个“戏”字，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男人对于女人，爱悦之，每“戏”之，乃是普遍的男人之人性。反之，女人对男人往往也这样。比如《天仙配》中，七仙女便“戏”过董永。
少男“戏”少女，倘那少男非是恶少，其行径也不过就是纨绔。倘那少女看着那少年顿生好感，心照不宣，“戏”又可视为两厢情愿，这不但是生活中的常态，有时还是生活中的妙态。
《西厢记》中的张生戏莺莺，为什么成为名戏而不令人反感呢？因为张生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不但与莺莺品貌般配，年龄也相当，故看戏的人们巴望他们做夫妻。
《游龙戏凤》中的皇爷，胡子一大把了，年龄足可做那店妹子的父亲了。他之“戏凤”，实在经不起细想。细想就很丑。他凭什么可以肆无忌惮地“戏凤”呢？非凭别的，只不过凭他是“龙”。仿佛“龙”是没年龄概念的，仿佛再老的“龙”在女性眼里也必是美少年无疑。
那被“戏”的店妹子又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呢？起初当然是反感的，继而羞恼。及至一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是龙，于是受宠若惊起来，于是极其情愿地投怀送抱。于是一夜的主动殷勤，侍奉枕席而唯恐不周，献处女之身而备感荣耀。
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有很粗实的一脉，就是靠《游龙戏凤》之类怂恿女性傍权贵有理，攀荣华得意。
这里要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德国的某世皇帝，有一次也是微服散心，也是经过一个村子，也是遇着一个非是俊俏的店妹子而是相貌平平的村女。当她知道那坐在华丽马车里的男子是皇帝，不禁地惊讶于皇帝的病恹恹和丑陋，而且满村里嚷嚷着“比我丈夫可差多啦！”--她丈夫那时正在草库里为皇车的马铡草。皇帝当时周围没有仆从，以至于不得不亲自下了皇车，请求村妇别再乱嚷嚷了。如果那德国的某世皇帝也要“戏”她，分明地，她不太会极其情愿地投怀送抱。
在全部的德国文化中，不乏宫闱秘史，但据我所知，似乎没有《游龙戏凤》之类。西方的皇帝们，从十六七世纪以后，就基本上没有合法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之类了。所以“洋龙”好色，也只有偷情。
中国数千年文化中那很粗实的一脉，对于中国女性的性尊严影响深远至今。
所以，现今权者“戏凤”、富者“戏凤”的现象比比皆是。每见某些女性们一旦傍紧攀牢，青春得意，却较少听说她们多么的不情愿。
第二种是批判的态度。北齐时的《颜氏家训》中说：“婚姻勿贪势家。”隋朝的《文中子》篇内有言：“婚姻论财，夷虏之道”、“嫁女莫望高，女心愿所宜”（“高”指门第，“宜”意适宜）、“任礼耻任妆，嫁德不嫁容”等等，不一而足。
这是男人对女性的道德教化，或是男人们对有女儿的另一些男人们的告诫。
这一脉文化也很粗实。在它的批判视野里，一个女子一旦被斥为嫌贫爱富，她似乎就比为富不仁的男人可憎百倍了。
这一脉文化，大抵是那些无权无势并且没指望荣华富贵起来的男人们继承和发展的。至今批判的锋芒仍然时时毕露，而且仍大抵是同一类男人的文化声音。他们的文化心理不析自明，说透了包含着这么一种意思--“窈窕淑女”，王者好逑，权者好逑，富者好逑，“君子”亦好逑也！淑女淑女，眸子明兮。既为淑女，美目不应只望向王者、权者、富者，时不时地，也该青睐君子们些个！
这一脉文化，难免地，总会或多或少地流露出穷酸“君子”们的醋劲儿。而从古至今的中国美人儿们，时机到来，又大抵总是要义无反顾地背叛这一种文化，投向王者、权者、富者们的怀抱中去的。“君子”们醋劲儿十足的牢骚与讽刺，在她们，只不过当成诽谤，并不怎样在乎的。
第三种是聊以自慰的态度。
典型的文化代表作是《浮生六记》，作者叫沈复，大约一个半世纪前的清代文人。说他是文人有点儿不确切，因为他并不以文为生。除写了诗，大约也只写过《浮生六记》这么一本7万字左右的书。它非是一本虚构的小说之类，而是一本分六个篇章叙述夫妻日常生活琐事的书，具有自传性、自白性、纪实性，或可归于生活笔记文学。笔调平和儒雅，从容委婉，有行云流水、月清竹秀之风格。不能不承认作者文学的修养甚高，是谓文人，亦正可也。
这《浮生六记》虽入册文史，然作者生前并不曾因此书而声誉鹊起、名噪一时、获利多多。此书也不曾怎样地在世上盛传过。
应该说是林语堂使此书珠泽重现，令后代文人们刮目相看的。林氏将它译成了英文，介绍给了西方读者。于是此书的名气，就很有点儿“墙内开花墙外红”、“出口转内销”的意味了。
当年，上海某电影公司将它拍成了电影，接着又被搬上了舞台，使万千观众一洒其同情之泪。
俞平伯教授当年还编撰了《沈三白年谱》，以7万余字之书，而获名人所梳记之年谱者，大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除沈复无第二人。
《浮生六记》的六个篇章依次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
林语堂喜欢此书，推崇此书，盖因书中所记一个叫“芸”的女子。她是沈复的妻，年长沈复十个月，故沈复每与她夫妻私语时昵称其“姊”。
这位芸，用林语堂的话说--“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因为确有其人，林氏又说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为什么林氏给予她如此之高的赞赏呢？第一，因为她虽然“并非最美丽”，但却是“有风韵的丽人”。这极符合全世界古今中外男人喜欢女人的共识--她起码该称得上是丽人，她须有别样的风韵。用现代点儿的词，或可叫“气质”，或可叫“成熟的魅力”。全世界古今中外的男人，对于女性，传统心理上有两种“恋结”，或稍长伊人几岁，视她为“妹妹加情人加妻子”的一个情感综合寄托的尤物。或自己的年龄略小于她，视她为“姊姊加情人加妻子”的一个情感综合依赖的“实体”。贾宝玉在林妹妹和宝姐姐之间的两难割舍，便是男人这一种心理的标本。
芸这位丽人的风韵究竟如何呢？--“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
削肩乃中国传统美人儿的标准之一。瘦不露骨是世界现代美人儿的苗条新概念。
而长项又几乎是模特的要求。
足见芸真的称得上是一位丽人。当之无愧。她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第二，芸这位丽人，按当时年代来看，属“知识女性”无疑。“生而颖慧”，“娴女红”。我们都知道的，女红乃使女性心思自静之技。她又善做诗，有“秋浸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不禁地令人联想到李清照。进而由李清照其词其人，反观芸气质上的接近。
第三，芸“四龄失怙”，家道随之清贫，因而芸是俭朴的。“但见满室鲜衣（着在别的女子身上），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不但俭朴，不但“娴女红”，而且做的鞋也美观。这样的优点，很合中国文人的情怀。因他们大抵清贫，即使富裕一时，也富不到哪儿去。物质上慕奢华的女人，他们纵然暗爱之，也是财力上养不大起的。故有自知之明，偷香窃玉前者无妨，娶妻还是觉得后者可靠。
第四，中国的传统文人们，一旦与芸这样一位“贤达的美德特别齐全”的女性幸结姻缘，幸福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可与她“促膝畅谈书画文学乳腐卤瓜”；“背着翁姑，偷往太湖，看她观望洋洋万顷的湖水，而叹天地宽广，或者同到万年桥去赏月；而且，假使她生在英国，谁不愿陪她参观伦敦博物院，看她狂喜落泪玩摩中世纪的彩金抄本？”第五，我想，这一点肯定也极重要--那就是这位芸，使她的丈夫享受到“最温柔细腻的闺房之乐”，即所谓男女天伦之乐。“自此耳鬓厮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这样的一对夫妇，按林氏的说法，是“两位平常的雅人”。从他们简朴的生活中，从他们热爱游山玩水、喜阅山林泉石等大自然美的性情中，从他们“一意求享浮生半日闲的清福”的恬淡自适的生活中，“中国处世哲学的精华”在他们的生平中表现出来。而那“精华”又是什么呢？
林氏将其归结为一种“玩世”的哲学。他承认这种哲学有消极的一面。但是他强调，“在另一方面，现代人需要这一种玩世的清鲜的风，因为这对他是有益的”。而他认为“在中国的消极的哲学力量里，有一些东西很像子宫或山谷”，因此他进一步认为，那是一种“放浪的伟大的消极”。认为与之相反的，驱使人“向前瞻望的哲学”，亦即不断追求什么目标的哲学，实在地“比古今哲学中的玩世思想遗害更大”。因而他以相当肃然的目光看待陶渊明。
我也喜欢陶渊明的诗。我也一向以肃然的目光看待陶渊明自甘清寂无为的人生态度（因为实难做到，也只有肃然地保持大的敬意）。我也由于林语堂和沈三白两位男人脉脉含情的笔触，而坦白我所爱的女性，正是一生中可望而不可求的“芸”们。
这位芸，又据我想来，淡泊虚名维护自身真性情，如林黛玉；而胸怀大度，通情达理，又如薛宝钗。钗黛二女子的优点，在她身上双璧合一了。
用林氏的话说，这样的品貌皆佳的女子，“谁不愿意娶她为妻”呢？她诸美德中最令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叹服的是，她见了一位美俏的歌伎，根本无须丈夫开口，便揣摩透了丈夫的心思，暗中替她的丈夫撮合娶为篷室--二房妇也。
这么伟大的女性，如此善解人意的妻子，即使在情爱观念开放得不能再开放的今天的西方，也简直“先锋”得无人可比啊！
但是问题接着就来了--他们寻求恬淡自适的生活，靠什么为经济基础呢？
靠夫家。
因为沈复的父亲在幕府“专役相迓”，是相当于现今“礼宾司长”的官吏。
因而他们非但不必自食其力，日常起居饮食且有下人服侍着。而她的公公看不惯她的种种“自由行径”，便翻脸将儿子、媳妇一并逐出家门，她便“从此半生颠倒于穷困之中，没有闲情也没有钱可以享游山之乐”了。
于是引得其后的中国文人们对他们同情得不得了，也替他们愤慨得不得了。按现今的说法，分明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是受到了极“不公平的对待”。
我也是有同情心的人。故我读《浮生六记》至芸的死、三白的相思，心情也是为之凄然的。
那沈复后来再未续娶。但有当官的朋友赠了他一妾。
他以嫖妓为常事。这“嫖”字，用于文人身上，似大不敬，那么便说“狎妓”吧。
并且他善狎。每与妓“或小酌于平台，或清谈于寮内，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故“每上其艇，（妓们）呼余声不绝。余亦左顾右盼应接不暇，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至者”。
“余四月在彼处，共费百余金，得尝荔枝鲜果，亦生平快事。后鸨儿欲索五百金，强余纳喜（妓名）。余患其扰，遂图归计。”而“喜儿因余不往，几寻短见”。于是大发“半年一觉扬州梦，赢得花船薄幸名”之文人佯叹……妻子死了，父子亲和了，于是他结束了穷困，又有钱游山玩水狎妓地恬淡自适乐而不疲了。
通过《浮生六记》，我们比较清楚明白了，中国传统文人们理想的自在无为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一位人生务实的父亲或祖父，先很不能免俗地替他挣下一份家产，可供他终生无忧无虑，丰衣足食；可资助他自在无为地游山玩水，享受大自然的拥抱，以及享受诸多他所喜欢的女性的姿色。
中国传统文人理想的妻子应该是芸那样的女性--首先她须是丽人。其次她须有至少几分艺术细胞。因为这是使她有风韵、有情调的前提。她还须使他享受到姊姊或妹妹加情人加俊友加妻子的温柔细腻的性爱。她还须爱他所爱，比如与他谈诗论画、陪他游山玩水并且爱他所爱的另外的女人，半点儿妒意也没有地替他搭桥引线。最后，倘他们穷困了（这一般几乎总是要穷困下去的，连大观园都这么败落下去了，何况文人们的家），她须倍加温柔、倍加细腻、倍加体贴地呵护他、关怀他，与他相依为命，绝不弃他而去。
具有了以上美点和美德的妻子，当然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妻子。但，在这一种中国传统文人型男人们关于女性的文化的熏陶--不，流毒的影响之下，中国女性倘温柔地一代代地接受着，实践着，完善着，以身作则着，除了是男人心目中的尤物，还可能是别种典型的女性么？
芸固然是值得男人们终生爱恋的女性。《浮生六记》固然是对人生颇具参考和禅悟价值的一本书，沈三白对妻子生前的爱和死后的思，固然也足以令其他形形色色的文人型男人们唏嘘落泪，但是我们如果转而一想，中国大批地滋生着沈三白式的文人的时期，差不多正是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同期，纵观整个欧洲，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受此运动激励，对社会进步、对女性的自由解放做出种种杰出贡献，不禁地就会心生一问：中国的传统文人们，可曾想到对社会、对中国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做点儿什么？
